良知代价！刘咏尧因拒判吴石死刑遭报复，孙女刘若英成晚年救赎
来源：史海纵横   2025-10-23 09:01:26

　1998年8月，刘咏尧将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生命垂危之际，一度苏醒，他恳请家人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证书以及吴石案审判的侧记手稿置于枕畔。护士在为他拭去额头汗水时，注意到老将军的眼角挂着一滴泪珠，嘴唇微张，反复低语“判死缓刑”四字，直至呼吸渐渐平息，生命之光最终熄灭。

　　刘咏尧珍藏了几十年的吴石案审判手稿，对这位老将军而言，其意义非同寻常。手稿的空白页上，铅笔字迹密布着“悔”、“憾”、“辜”等字眼，与正文那严谨的钢笔字迹形成鲜明对比。钢笔字透着严酷，而铅笔字则流露出无尽的愤懑与痛楚。

　　刘咏尧对吴石案之情的萦绕，并非仅于弥留之际方始涌动。据其孙女刘若英在访谈中所述——爷爷在晚年时，时常对着那些泛着黄晕的照片出神，那些照片中，吴石将军正指着地图娓娓道来，而爷爷则站在一旁专心记录。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超越生死的深刻精神契合，爷爷的出神凝望，既是深深的缅怀，亦是对那段历史无声而充满遗憾的沉思。

　　1950年三月，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涉嫌泄露《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至关重要的情报而被捕。蒋介石亲自下令“从速从严审理”，并指派二级上将蒋鼎文担任审判长，同时任命刘咏尧与韩德勤为审判官。彼时，刘咏尧官至国防部次长，作为黄埔一期中最年轻的学生，他以“儒将”之誉闻名于世。

　　在这起被明确为“叛乱”的重案面前，刘咏尧并未匆忙作出判决。他投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保密局提供的证据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结果显示，吴石虽曾传递情报，却并未直接促成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廉洁形象尤为感人，被捕时家中仅搜出十两黄金，其中一部分更是已寄给了阵亡将士的家属，这一数额远低于当时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普遍贪腐水平。更令刘咏尧深感震撼的是，即便在遭受酷刑、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吴石依然坚守信念，不屈不挠。在审讯过程中，他未曾透露任何组织成员的信息，只是反复强调“问心无愧”这四个字。

　　基于对军人信念的深切敬意与良知的指引，刘咏尧在审议此案时明确指出，“吴石的行为源自坚定的信念，而非私利驱使”，他力主“可灭其志，而不必夺其生。”这一观点，日后被誉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一抹人性的光辉。

　　首先，吴石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抗日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其次，他所传递的情报多涉及战略部署，其目的是降低平民伤亡，并未立即造成危害;最后，保留其性命，亦是为未来两岸可能的和谈留下余地。

　　这是公开的言辞，然而在审判侧记的私密篇章中，刘咏尧亲自落笔，留下了如此肺腑之言：“今日之笔，或将千秋留史，亦关乎人命之重。我辈宁愿违背君意，亦绝不负于天理。”

　　“审判不公，蒋刘韩为罪犯说情，应即革职”，并绕过常规司法途径，亲自签署了“立即执行死刑”的秘密指令。

　　在蒋介石的强硬干预下，1950年6月10日的再审场合，完全变成了政治秀场。受到蒋介石“淫威”的震慑，法庭仅仅十分钟便草率完成了审讯，匆忙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死刑。据当时在场的一名书记员回忆，刘咏尧在宣读死刑判决时，声音颤抖，钢笔多次划破纸张。而在吴石被押离法庭的刹那，刘咏尧突然起身整理军帽，这一本应庄重的动作却因用力过猛而使得帽徽歪斜。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刘咏尧在签署死刑执行令时，特意用红笔在“立即执行”四字下方划了三道醒目的粗线——这与他在初审报告中用蓝笔批注的“死缓两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后，刘咏尧的副官发现其办公桌上留下了指甲掐出的痕迹，而他当天的日记仅记录了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字迹似乎因泪水而模糊不清。

　　吴石英勇就义之际，鲜为人知的是，陈诚在暗地里对吴石的家属伸出了援手。然而，更少有人知晓，刘咏尧亦以独到的方式，默默为吴石的妻儿提供援助。

　　1950年7月，凭借国防部次长的职权，他特别批准吴石的小儿子吴健成就读于台北建国中学，并经由军需署的名义，每月以“阵亡将士遗孤”的身份，向吴健成发放150元补助金——这个数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的将近三分之二。更为人所不知的是，他曾委托他人，将吴石珍藏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其中藏有吴石亲笔遗书2000字——辗转交付给其夫人王碧奎。画册封面上“不负家国”的题字，便是刘咏尧亲笔所书。在王碧奎的晚年回忆录中，她提及在出狱时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装有吴石生前未竟的《兵学辞典粹编》手稿，以及一张手写着“善存之”的纸条，其笔迹与刘咏尧的审判侧记如出一辙。

　　陈诚对吴石的妻儿伸出援手，这背后更多的是基于他们之间的深厚旧情。至于刘咏尧，严格来说，他与吴石之间仅是寻常的交情。然而，在吴石英勇就义之际，他毅然决然地向吴石的家人提供援助，这主要源于他的正义感以及对吴石的由衷敬佩。

　　1924年五月，年仅十五岁的湖南醴陵少年刘咏尧，通过虚报年龄，成功跻身黄埔军校一期，成为了同期学员中最年轻的一员。与此同时，吴石虽未亲临黄埔校园，却作为福建北伐学生军的骨干力量，活跃在护法运动的第一线。直到1926年，两人的命运在北伐的征途中首次交织。当时，刘咏尧随东路军进攻福建，期间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吴石。在漳州战役的休整期间，吴石亲自指导刘咏尧绘制军用地图，而刘咏尧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在黄埔马术训练中的心得。这种在战场上的相互扶持与友谊，为日后两人的深厚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两位将领在重庆重逢，并肩作战。吴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的厅长一职，肩负着对日情报的深入研判;刘咏尧则执掌军政部人事司，主管军官的选拔与任用。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吴石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策略，刘咏尧在会议结束后主动与他交流，称道：“此计虽缓，却能挫敌锐气。”此后，两人携手联名向蒋介石提交了《关于建立战区兵站体系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战时后勤网络的构建与完善。

　　1943年，正值开罗会议筹备之际，吴石以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参与了文件起草工作，而刘咏尧则担当起了协调盟军将领接待的重任。在一次于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深夜谈话中，吴石指着军用地图，对刘咏尧言道：“若战后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理想，我愿卸下军装，回归田园，于福建之地植树造林。”此番随性而发的感慨，实则深刻地映射出他们两位理想主义者的真挚情怀。

　　但现实很残酷。

　　随着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两人的政治立场开始出现分歧。1947年，吴石逐渐转变立场，开始利用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这一职务的便利，向中共秘密传递《全国军事部署图》等关键情报;而刘咏尧则晋升为国防部次长，肩负起军队整编和后勤补给的重任。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期间，刘咏尧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吴石作为与会代表，表面上汇报战况，实则通过秘密途径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透露给了华东野战军。这一“同室操戈”的情景，成为了两人关系中最具戏剧性的写照。

　　在1949年4月南京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夕，刘咏尧受命将故宫的珍贵文物与国家黄金储备转移到台湾。在上海的码头，他与负责押运任务的吴石先生不期而遇。在刘咏尧的回忆录中，他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吴石)身着一套略显破旧的中山装，目光中交织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与赴死的毅然决绝。我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

　　除了那令人难忘的形象，刘咏尧犹记得，在一场秘密会议中，吴石直面质询受命调查“赤色渗透”的刘咏尧：“你我皆知，真正的对手并非共产党，而是这个腐朽的政权!”

　　这种质疑深深触动刘咏尧的内心，因此，在吴石案爆发之际，他内心深处难以将吴石视为“叛逆”。他深切地感悟到，吴石对国民党的反叛并非源于狭隘的党派纷争，而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出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以及对苍生的责任与担当。

　　据传，在审理吴石案件期间，刘咏尧曾私下感慨道：“今朝彼此相残，来日又当如何直面黄河两岸的民众?”

　　身为黄埔军校首期学员，刘咏尧深知，在1950年这一历史关头，若公开违抗蒋介石的意愿，他和其家族将面临何种沉重的代价。

　　历史的残酷之处，往往便在于此：一语公道，竟可致一个有良知之人于死地。

　　蒋介石对刘咏尧在吴石案中的表现，既感失望，亦怒不可遏，以至于他开始对这位黄埔一期校友的忠诚产生了深刻的疑虑。

　　蒋介石对刘咏尧的处置迅速而果断，在吴石案尚未最终定案之际，刘咏尧便被剥夺了实权，被调任为陆军中将战略顾问，从此沦为闲职，坐上了冷板凳。

　　自办公室迁至阳明山上的那座闲置小楼，刘咏尧每日唯有借助阅读报纸来把握时局动向。据当时的亲友所述，他所阅过的报纸边缘，常常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诸如“杀人者终将被杀，救一人即算得一人”这样的短句。

　　在黑暗政治的笼罩与残酷现实的压迫下，刘咏尧在悲愤与感慨中或许未曾料到，秋风萧瑟之后，将迎来更为严酷的寒冬。继吴石案的风波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即将面临更为深重的磨难。

　　刘咏尧的二兄之子，刘国毅，系长期活跃于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代初，他以探亲的名义向台湾提出赴台申请，并恳请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刘咏尧提供担保。刘咏尧出于对亲情的考量，为其出具了保证书，并协助刘国毅顺利抵达台湾，并在国防部下属部门中谋得职位。然而，刘国毅抵达台湾后，因涉嫌传递情报而受到台湾情报机构的严密监控。在吴石案审判之后，他的身份被揭露，最终在1950年代中后期遭到处决。

　　刘国毅遭受处决后，台湾当局以“知情不报”及“庇护匪谍”的罪名对刘咏尧展开调查。尽管刘咏尧坚称对侄子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然而鉴于他在国民党内所担任的高层职位以及直接担保的行为，他仍难逃追责。最终，刘咏尧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这一判决使得他彻底被边缘化，被迫离开了国民党军政的核心圈子。

　　“吴将军昔日在南京，亦曾钟爱此树。”

　　1968年，刘咏尧因公开反对“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再遭打击，从此淡出人们视野。此后二十年，他深居简出，唯一坚持的是每月前往台北市立图书馆抄写《四库全书》，尤其专注于文天祥《正气歌》的不同版本校勘，这种近乎苦行的行为，被其长子刘纬武解读为“用文字赎罪。”

　　1993年，年届84岁的刘咏尧，即便面临台湾当局的阻挠，仍以“和平统一协进会名誉团长”的身份毅然访问了北京。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他难得地提及了吴石案，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审判并非单纯的司法行为，而是政治的体现。我们三位审判官，实际上都成了被告。”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仅以简短的话语回应：“军人虽需恪守军令，但良心不容有失。”

　　这段采访录像被台湾情报机构列入“禁播”名单，然而，其录音内容却由刘若英的孙女精心整理，并被收录在她所出版的家族口述史《我爷爷》一书中。

　　刘咏尧的晚年生活虽显孤寂，却也在精神上找到了慰藉。

　　他的慰藉是孙女刘若英。

　　刘咏尧的长子刘纬文，昔日毕业于厦门海军官校，曾担任海军舰长一职。跟随父亲迁往台湾后，他选择了退役，转投影视行业，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还亲自执笔撰写剧本。他与韩国华侨张树兰结为连理，育有刘若英姐妹。然而，由于感情破裂，两人在刘若英年仅两岁时便选择了离婚。

　　自刘若英的父母离异之后，她便随祖父刘咏尧迁往台北厦门街的将军府居住。刘咏尧，虽是黄埔一期赫赫有名的将领，却对这个孙女流露出了独特的温情。他身着旧式军装，亲自指导小刘若英挥毫泼墨，一笔一划中，都倾注了《正气歌》所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每逢周末，刘咏尧便会携孙女漫步淡水河畔，指着对岸的观音山说道：“那便是大陆，爷爷的故乡在湖南醴陵，那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这种不经意间渗透的乡土教育，使刘若英自幼便对海峡对岸怀有深深的向往。

　　刘咏尧的副官们爱称刘若英为“将军的将军”，只因她总能令这位严谨的长者展露笑颜。记得有一次，刘若英悄悄地穿上祖父的上将制服，腰间别上一把木制手枪，在院子里模仿起阅兵仪式。刘咏尧偶然撞见此景，非但没有责怪，反而一本正经地站直了身子，行了个军礼，逗得全家人欢笑不已。这种既是师长又是朋友的相处方式，成为了刘若英童年里最宝贵的回忆。

　　刘咏尧虽出身于军旅生涯，却对文化修养情有独钟。在他的书房中，《孙子兵法》与《昭明文选》并排放置，墙上则挂着他亲笔题写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刘若英自幼便对文学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咏尧常在饭后为她朗诵《赤壁赋》，并细致讲解其中的军事谋略;同时，他还会带她去欣赏昆曲，教授她辨识“水磨调”的抑扬顿挫。这种跨学科的启蒙教育，为刘若英日后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艺术还是军事，均需勇气的支撑与不懈的追求。”这份宽容与开明的态度，使得刘若英在担任滚石唱片的助理期间，始终对音乐保持着满腔的热情。

　　此后，刘若英频繁赴大陆投身影视创作，刘咏尧时常对孙女叮嘱道：“汝前往大陆拍片，肩负着促进两岸和平的重任。”

　　“记住，我们的根在醴陵……”

　　当祖父命悬一线，祖母请刘若英为祖父献唱，她选择了祖父钟爱的《绿岛小夜曲》。在随后的访谈中，刘若英回忆道，当她唱起这首曲子时，祖父的眼角泛起了泪光，随后便安详地离我们而去。

　　“这翠绿的岛屿宛如一叶扁舟，于月色朦胧的夜晚轻轻荡漾。情郎啊，你也在我的心底悠然飘荡。”

　　刘咏尧离世之后，其长子刘纬武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了刘咏尧珍藏的吴石绝笔诗作的复印件，以及当年为吴石辩护时所撰写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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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刘咏尧将军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讲武学堂和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是醴陵人。当年是父亲派李明灏和柳肃风去醴陵和长沙招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后合并为黄埔一期生。所以国共两党中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父亲的学生。无论其党派他们都很敬重我父亲及他的人品。国共两党两度合作，都明显的利国利民。同是中国人，却因信仰不同而同室操戈，实为中华民族之殇。

       ——程潜女儿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