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老兵：很多战友来不及认得就去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5-07-26 作者不详    2016-05-27 09:58:48

　　见证人：李桂林男，1924年4月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李家粉坊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4岁丧母，7岁丧父。1940年8月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一仗下来，我们200多人，打得只剩了15个人，其中还有12人负伤

　　参加抗联前，我是个孤儿，一边流浪，一边扛半砬子(指半劳力)。1940年8月抗联队伍经过，我看到了他们招兵的传单，当时我不认字，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就找到部队，参加了抗联。

　　参军后，也没有时间训练，就开始打仗。白天趴在高粱地里，晚上出来活动。10月上旬，我们十二支队在肇源县色望窝棚打了个仗后，连夜顶雨行军，准备在天亮前攻下肇源县城。由于雨大、路滑，在黎明时分才到达距离肇源十八里地的敖木台屯。

　　中午，部队被1000多名日伪军困在了屯里。敌人三面向我们进攻，打得很厉害，还用燃烧弹，房子全着火了。我身边的大部分战友们都死了，大队长、指导员也相继阵亡。很快，东屯阵地失守，西屯阵地上的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在掩护战友突围时也壮烈牺牲。

　　我们少部分人突破了包围，撤到松花江边。江堤外的敌人仍用歪把子向我们猛烈射击。这时，指挥部命令我冲回屯里，通知卡子(掩护部队撤退的阵地)上的中队长王忠义带领部队撤出战斗，到江边会合。

　　在弹雨中我冲进屯里，发现卡子上只剩下中队长王忠义和两名战士了。我刚喊他们撤退，就是一阵炮火袭来，烟散去后，我再一看，3位战友全牺牲了。

　　顾不上掩埋战友的遗体，我拼命奔回江边，和幸存的战友在大队长张瑞麟的带领下，渡过了松花江。

　　这一仗，我们200多人，打得只剩了15个人，其中还有12人负伤。如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江面上到处都漂着死去的战友。

　　那时，战友间都说不上感情。部队有规定，大家互相不能问家跟哪儿住，怕有人叛变，破坏。仗打得勤，人死得很多，换得快，很多人还没认得，就死了。

　　一个火堆周围只能睡6个人，一觉大约只能睡一个小时。80多岁的老人，至今还保持着当年的睡觉姿势

　　1941年冬，部队奉命进入山里。这时，大雪封山，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由于日寇严密封锁，我们整天在冰天雪地里宿营，无数战友被寒冷和饥饿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冬天，是我们最难熬的季节。饥肠辘辘，还得每天行军，躲避日寇的讨伐队。晚上，部队找一个避风的山崴子里雪地露营。如果是打小宿(临时性的住宿)的话，就先打火堆，再搭树枝铺。我们用自带的铁锯把树伐倒，断成两米多长的木头轱辘，堆在一起，打好火堆后，便折来一些树枝搭铺。火堆打好了不能马上生火，怕敌人看到升起的烟火，得等到天黑透时，才能生火取暖。一个火堆周围能睡6个人(人多烤不过来)，即顺着火堆，一边睡两个人;横头，各睡一个人。每个人的身底下都铺着树枝。烤热乎了，赶紧躺下睡一会儿，冻醒了，再烤，烤热乎了，再赶紧躺下睡。

　　睡觉时，我都是怀里抱着枪，一只手枕在头下，一只手插裤腰里———怕把手冻坏，不能开枪。到现在，我睡觉还是这个姿势。

　　在火堆跟前睡觉，向火的一面身子挺热乎，背面冻得像猫咬似的疼痛，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有一次，行军一整天后，连饿带累我没有搭树枝铺，躺在雪地上就睡着了。大队长查岗时发现了，他命令我搭上树枝铺再睡，否则军法从事。

　　向山里撤退时，我们受到了敌人的疯狂夹击和阻截，部队伤亡很大。因为没有带粮食，到烟筒砬子一带后，仅有的几匹马都杀了，连马皮都被分吃了。

　　1月27日，正是农历年三十夜里，部队去打给养。我和另外两名战士没有战马被留在山里。临走时，领导把唯一的一个马头、一张不完整的马皮和一斤多苞米馇子留给了我们。

　　我们预计部队最长有10天的工夫就能回来，就把这些东西用火烧一烧分成10份。

　　10天过去了，部队没有回来。饿了，我们只能化点雪水充饥；冷了，还得去捡树枝。就这样又苦熬了5天5宿。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部队真的回来了!

　　为了怕一次给我们吃多了撑坏胃，大队长和指导员亲自给我们喂饭，一天吃4顿，一顿只能喂一碗稀粥。3天后，我才能进点干饭。

　　险些被虱子咬得丢了性命

　　整天行军打仗，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的警备状态，黑天白天衣服不打腰(不能脱衣休息)。时间长了，衣服里子生满了虱子，很多战士被虱子咬得发炎，我更是让虱子咬得差点丢了性命。1942年底，我被虱子咬得浑身奇痒难耐，小腿发炎流脓，裤腿粘在了小腿的溃烂处，一动，裤腿就会粘下一层脓血来。那时又没有什么医药，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大烟土糊上，等着长新肉芽。长新肉芽时钻心地刺痒，我忍受不了，隔着裤腿挠痒，越挠小腿溃烂得越严重。

　　有一天，总参谋长许亨植生气了，大声说:“刘铁石，给李桂林?两碗米，让他回家!”回家就是下山，我说:“我不回家，不然你就勒死我吧。”许亨植严厉地说:“不回家可以，找上两个保人，再不能挠腿，否则军法从事!”我找到刘铁石、张祥两个人担保，立下了一张不再挠腿的军令状。

　　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间啊，我硬挺着难熬的奇痒再也不敢挠腿了。没想到这样一来，我的两腿很快好了起来。我天天在炮火中穿梭了十来年，从来也没受过伤;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雪地上睡觉，也没冻伤；有时脚跟鞋底都冻一起了，化开后，也没落下伤。只有这虱子，给我腿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