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残酷,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死三四个
1937年,钱青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1940年,完成学业的他被分配到了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湘鄂川一带。
战争的残酷在一开始就表露无遗。在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上千场战役。钱青说,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最让他感到悲怆的是,每天都有战友死去,出发前还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回来时却只看到挑着行李的勤务兵。打仗时,钱青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炮兵,相比步兵,炮兵的安全系数略高一些,但他们最怕日军飞机轰炸,被炸弹丢中,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难对付,杀死他们1个,我们要死三四个。”日军武器好、装备好、训练有素,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钱青仍记忆深刻。偶然的一次,钱青发现日军不光碉堡工事做得好,而且每个碉堡里还安装了一根铁链,这是为了防止机枪手逃跑,提前把他们锁在里面。
命运浮沉,3次26年的劳改劳教生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一触即发,欢庆胜利的同时,钱青也为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深感不安。“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他毅然解甲,从湖北前线回到杭州老家。之后,他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1947年,他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钱青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他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然而两年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杭州某小报随即登出消息——“潜伏匪特钱青已经被枪决”。妻子看到报纸,还跑到松木场找他的尸体。
之后,他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右派”等多项罪名,去劳改、劳教,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钱青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2004年,他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那时他已经87岁。
在孩儿巷豆腐巷钱青12平方米的居室里,讲起战争和战友,他时常动情地拿毛巾擦拭眼角。98岁的他满头白发,白衬衣配休闲外套,清爽优雅,斯文俊朗。记者感慨他像个孩童。“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他目光坚定,“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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