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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抗战老兵卿伯金口述抗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综合   2020-06-16 14:17:39

  在战友尸体旁吃饭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蕰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8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得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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