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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张治中的“真情告白”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冯杰    2023-09-12 14:22:56

  【精彩提要】

  1949年冬,张治中开始写回忆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想把过去六十年一本大账清理一下,作为自我检讨,好为进入新社会为人做事的体验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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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1985年2月,隶属全国政协办公厅的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张治中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分为精装本和简装本。2007年2月,中央统战部华文出版社推出新版《张治中回忆录》,内容基本不变,开本改为16开,之后增加若干历史照片,冠以“图文最新版”,多次印刷经久不衰。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0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曾经推出过《我与共产党》一书,其实就是《张治中回忆录》节选本。顾名思义,内容集中反映张治中与共产党接触20多年的经历和感受。

  结缘周公忠蒋亲共

  1921年下半年,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张治中厌倦了军阀混战,脱下军装到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得以结识陈独秀、瞿秋白两位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心向往之。后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张治中两次入闽参加“讨陈”军事行动,旋即帮助刘希闵建立“建国桂军”军官学校。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邀请他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副、代理总队长。张治中勤奋尽职,在军校执教时,最敬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黄埔学生当时分为两派,张治中立场“站在中间偏左”,有时候难免两头不讨好。尽管如此,邓颖超仍说:“文白先生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有过从,曾为维护两党团结而努力。”

  1989年春天,邓颖超还对张治中子女笑着说起:“我同恩来在广州结婚,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国共摩擦日益加剧,张治中逐渐同情共产党,尤其是中山舰事件,他当面质疑蒋介石:“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不久,张治中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周恩来请示组织后婉言拒绝:“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据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透露,新中国成立后追忆旧事,张治中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恩来说:“这很难讲,有多种可能性。”

  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明目张胆走向“反共”。张治中坦言:“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1928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追到溪口“检讨蒋过去种种缺憾,如对共产党问题、对第七军问题、对用人问题的分析”。谈话颇有帮助反省味道:“蒋的态度,很为动容。有很多地方,由他加以解释、说明,或为我所不知道的,或为我没有看到的。”

  为了躲避“剿共”战争,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军校从事教育工作,中间虽然五度出绾兵符,但多为针对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以及两次淞沪抗战,而且每次战事结束,就立刻缴“令”回校。比起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同辈,张治中从未担任过“绥靖公署主任”“剿匪总司令”等军事职务,成为蒋介石身边名副其实的“主和派”。

  谈谈歇歇相去甚远

  1940年9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是在武汉抗战期间恢复设置的,彼时国共两党关系融洽,首任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管宣传鼓动,聚集了大量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张治中奉命参加两党谈判,“每次都是在我家里,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恩来、林彪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历八个月之久。”张治中官邸位于重庆曾家岩,名为“桂园”,因为见证了一系列国共谈判,至今保存完好。

  1943年初,周、林提出四项条件,主要涉及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陕甘宁边区改组华北地方政府等问题。原则上接受中共军队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时机须待抗战胜利以后,“目前只能做准备,如情况许可时(比如反攻),可磋商移动”。

  张治中觉得“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无奈国民党高层多数表示反对,何应钦声称前方摩擦不断,谈判“须搁一搁”,蒋介石没有明确拍板,但在日记里责怪“文白愚鲁无识”,态度一叶知秋。周恩来胸怀坦荡,声明“保证坚持敌后决不挑衅,边境不越雷池一步”“如要谈可再来”。

  张治中记得夏季某日,蒋介石突然约他谈话:“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举双手赞成,揣测蒋介石因为第三国际解散,想要乘机“招降”共产党。“蒋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

  据蒋介石《事略稿本》,6月10日致函毛泽东:“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安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未尽之意已嘱周、林二同志面达,恕不赘述,顺颂时祉。”

  1944年5月,张治中、王世杰和林伯渠重启谈判,地点从西安到重庆,前后历时整整半年。在此期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政府军队兵败河南,延安根据局势变化提高条件,要求重庆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选地方政府,应该“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屈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9月15日,张治中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谈判经过,认为共产党“要求与时俱增,距离乃不能不远”。毛泽东随后发文声明,决不服从国民党“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

  由此可见,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战争形势、力量对比、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等。

  “我既脱不出本身所处政治立场的支配,当然也难免为国民党自大、片面与武断精神所左右。心里也未尝不同意顽固派的观点,中共要求条件越来越高,有点贪得无厌。”毕竟当时各为其主,张治中有情绪不足为奇。此后,美国总统特使、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谈判,商洽毛泽东签署五点协议,包括“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关键议题。重庆拒绝签字,认为赫尔利不明事理,“可以容纳中共于政府机关之内”,怎么能和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画等号?

  期盼和平三到延安

  1945年8月,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提出11条和谈建议,其中“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为双方争执焦点。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召集党派协商会议,重选国民大会;请委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立场强硬,“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重庆谈判的细节,张治中惜墨如金,《我与共产党》收入的多为官方文本,基本上没有提及幕后故事。反而机要秘书余湛邦披露较多,周恩来当日物色毛泽东会客场所,认为“桂园”比较合适,张治中爽快答应,举家搬迁,只留一个老管家以及就近读书的次子张一纯、幼女张素久。

  毛泽东在渝40多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桂园”办公,周恩来为表谢意请老管家、门房、宪兵吃过一次饭,“对警卫人员挟菜,谈笑不绝”,还给张一纯题字“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经过十余轮艰难谈判,剩下解放区等核心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周恩来私下沟通张治中:“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去,让他一个人回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呀!”张治中明确承诺:“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10月10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桂园”客厅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

  张治中说:“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解放区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了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第二天,张治中送毛泽东飞返延安。翌日,毛泽东亦为张治中离延送行,在前往机场路上肯定地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反问:“何以见得?”毛泽东笑着说道:“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的。”

  1946年2月,张治中、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三方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年底前政府军缩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为18个师。最终目标按照5:1比例配置,政府军50个师、共产党军队10个师。

  3月初,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到访延安,张治中发表感言:“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为了落实整军方案又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

  北平谈判焕然新生

  蒋介石不满整军方案,又在日记里面埋怨“文白之足以误事也”,不过埋怨归埋怨,由于新疆问题棘手,更调张治中充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继续发挥“和谈将军”固有专长。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彻底撕破了谈判协议。

  张治中抽空回南京一行,却遭到顽固派冷嘲热讽,只好带着感伤返还新疆。临走之前,他不忘修书蒋介石,“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坚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此时,国民党军队处于攻势上升期,张治中发出的“主和”声音自然得不到当局重视。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内外交困,极不情愿地通电下野,实际退居幕后左右时局,代总统李宗仁谋求划江而治,毛泽东声明“将革命进行到底”。张治中勉为其难,组团前往北平和谈,余湛邦作为随员负责记录,包括顽固派阻挠和谈的一些言行,《我与共产党》一书照录不误,使得“北平和谈”一节尤为立体丰富。如立法委员王秉钧等人叫嚣“现有华北国军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岛、太原、归绥、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须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轻易放弃”。说明重大历史关头,国民党内仍有人不知己、不知彼。

  北上前夕,张治中两到溪口,引得周恩来不快:“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自我辩解:“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代表团的团员,除了章士钊外,全都是国民党党员。党员代表本党和贵方进行谈判,在事前向本党总裁有所请示,这是当然的事。蒋先生曾经坦白地对我们表示,关于和谈问题,完全交由李宗仁、何应钦二位作主,他毫无成见。贵方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说我们没有谈判的诚意。”

  北平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强调:“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周恩来不以为然:“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了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但如拿过去国共两党的关系说,就不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自己的严正立场。”4月20日,国民党顽固派拒签和平协议,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和谈代表团何去何从?张治中转知共方:“飞机二十三日来平,我们二十四日回南京。”

  周恩来建议代表团留下,“我们估计随着形势发展迅速,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张治中举棋不定,周恩来情真意切:“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张治中感动之余,决定留在北平,随后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道:“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作者:冯杰,民革浙江省嘉兴市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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