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始末（二）
来源：碣石钓叟   2017-10-04 10:07:19

　　二、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高中)，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学经济。1921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求学。因和杨淑慧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拼命翻译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乃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文化市场的需要，挣钱糊口。译文粗制滥造，如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连爪哇这一地名都弄错了。

　　1924年周佛海回国，应聘到广东大学当教授，月薪240毫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

　　不久，广东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邹鲁的风潮。周佛海思想右倾，辞职跑到上海，1926年春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回上海教书。同时，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

　　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5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10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三年多的总政治训练部兼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大肆进行“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1931年国民党补选中委，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从1932年起，周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多年，镇压摧残进步学生运动，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亲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周佛海之坚决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当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借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国大学向河上肇博士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那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说，要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伪装左倾。1927年5月，武汉军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紧急应变去堵击夏斗寅部的叛变时，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为秘书，后又当该师的军法处长。1928年周佛海拉陶希圣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认为他在武汉时曾大杀拥蒋反共的同学，群起攻讦，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就让陶到上海来搞《新生命月刊》，参加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观点反动，主张不定。同时，陶希圣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1930年汪精卫在北方失败后，周佛海为陶求得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未久又应北京大学之聘，往北平教书。汪精卫到南京任行政院长时，任命陶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丛书。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三、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的妻子陈璧君作内应。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中骂中共八路军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回浙江奔丧，丧事完毕回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与高宗武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

　　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12月18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主和”偷偷摸摸，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

　　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

　　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而且对他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况且现在是势成骑虎，只有厚着脸皮走下去了。

　　汪精卫决定按与日方的约定，发表响应的声明。但汪感到在河内活动不便，决定自己带着曾仲鸣留在河内;周佛海、陶希圣急往香港，进行活动;陈璧君则往来香港、河内之间，以资联络。汪在离开重庆前，曾密电时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出国相会。陈即由成都经昆明抵河内晤汪，参与叛国活动。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

　　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

　　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

　　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

　　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 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 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 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 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 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 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 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 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 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 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 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 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 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