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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军
来源:参谋网,作者:刘永峰   2018-03-24 16:20:20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常常随时向而摇摆。

  1938 年7 月6 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 年4 月19 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10 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 月底7 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 月6 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300 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校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

  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 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1000 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3 个团约4000 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 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 年5 月1 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 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 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 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 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 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 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 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唯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那里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道:“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伪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 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 年的78000 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 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 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 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3 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 年5 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军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 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 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 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 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伪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 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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