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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鲁迅的亲弟弟,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更是著名的大汉奸
来源:   2022-05-13 16:28:02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自然不用介绍,而三弟周建人虽然与鲁迅比起来,名声要小很多。

  但他的成就同样非常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官至副国级。

  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说的重点,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不过在说周作人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周氏三兄弟的关系。

  周建人(前排左二)

  周氏一门三兄弟的成就都非常大,但鲁迅先生很早就跟二弟周作人绝交了,同样三弟周建人,也几十年不与二哥周作人来往。这里面的原因,周氏三兄弟都没有做过解释,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其实,一提到周作人,很多人会对他比较陌生,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不愿提起他。如果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周作人在文学、思想上的造诣,丝毫不在鲁迅之下,他是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

  周作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人的文学》,更是在当时被誉为“改革文学的重要宣言。”他还与鲁迅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语丝》周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思想精髓。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他同样站了出来,与鲁迅等七名教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持去女师大上课,声援学生。可以说,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是一位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继承鲁迅先生的硬骨头,这种热血很快就消失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大学撤离北平时,因为很多重要设备无法搬走,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安排周作人等四位教授留守北平。由于周作人与日本人走得近,所以蒋梦麟特意叮嘱周作人,尽量跟日本人交涉,全力保全北大的教学设施。周作人虽然与日本人走得近,但最初并没有担任日本人安排的工作职务,而是全心地保全着北大的教学设施。

  可到了1939年,他的立场突然改变了,之所以突然转变,要从一次枪击事件说起,1939年1月1日,他在家中会客时,突然有人冲进来将他开枪击倒。至于到底是谁对他开的枪,一直没有定论,有说是日本特务,也有说是国民党特务,还有说只是单纯看不惯他亲日行为的学生。不过,周作人只受了轻伤,但随后他就向日伪妥协了,在他遇刺10天后,他就接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2个月后又接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文化界听到此消息后,顿时陷入一片哗然之中,艾青悲愤地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但面对全国文化界的反应,周作人并没有一丝悔改之意,而是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1年1月1日,周作人担任汪伪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如果说以上几个职务还可以容忍的话,接下来周作人却走向了不归路。同样是1941年,周作人担任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更过分的是,周作人还率代表团访问日本,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伤员。同时,周作人还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对华北地区大、中、小学的课本进行修改,并将日语学习纳入必修课范畴。自此,周作人从“五四运动”时,国内的进步人士,彻底沦落成,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大汉奸。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曾感叹:“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可以说,周作人的附逆,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波涛海浪,所有人都在悲愤地思考,周作人为什么要去当汉奸。

  晚年周作人

  耿传明在《晚年周作人》一书中特别分析过这个问题,耿传明认为,周作人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直在被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影响。

  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周作人还没有当汉奸,但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却只有一个字:“昏!”。同样张中行也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而周作人确实是悲观的,在抗战爆发之前,周作人在跟郑振铎谈起抗日这个话题时,就说过:“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所以,或许很早的时候,周作人心中就已经埋下了恐惧、悲观的种子。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劝周作人南下。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人甚至联名发表公开信,劝周作人南下。当时在文学界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对于周作人来讲,他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就是日本人,他在北大撤离后,也确实全力保全了北大的教学设施。

  左一:羽太信子,左二:周作人

  这一点,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抓起来时,蒋梦麟也发表声明,说周作人留守北大,是他的安排。但任何理由,都无法成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借口,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就知道,在民族受到侵略时,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是无法容忍的。于是,1946年,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1947年,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不过在他坐了两年多的牢后,1949年就被特赦放了出来。

  出狱后,周作人没有跟随胡适等人飞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1949年7月4日,周作人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托周总理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自此,周作人开始了晚年平淡孤独的生活,他先后翻译了11部作品,也撰写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书籍。特别是撰写纪念鲁迅文章、书籍,获得的稿费,使其晚年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不过这也让很多人讽刺他,说周作人当初骂鲁迅,现在又吃鲁迅了。周氏一门三兄弟,都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身影,但很可惜,周作人却沦为汉奸,为世人所不齿,周作人晚年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

  “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虽然,周作人晚年一直从事翻译工作,但在当时,别说他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甚至连名字都不能出现。“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或许是对周作人最好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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