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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8-17 15:48:22

  迨至七七事变,日军占据华北,把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雁北13县,划为“蒙疆地区”。各地成立伪自治政府,并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政府统辖这一地区,利用汉奸德王为主席,汉奸蒙人李守信为副主席。它的组织机构一应俱全,简直和一个国家一样,如大同商人马永魁任伪蒙疆政府财政部部长即其一例。当时他们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由汉奸夏恭(大同人,清举人)任委员长,由日本最高顾问前岛主持政权。内设各厅,设日人顾问若干人,“指导”办事。此外,还设立伪大同经济监视署、伪大同清查署、伪大同警察署,各署长均为日人担任。除伪警察署由当地伪警察厅管辖外,经、清两伪署均直接归张家口伪蒙疆政府管辖。各县均成立伪县政府,县长由汉奸担任,日方派参事官一名,主持政权。

  1937年冬季太原失守时,我正在太原东山附近一带,同眷属一块儿逃难。迫不得已,始由太原回到原籍大同。我亲历其境,虽内幕不详,然在它们的铁蹄统治下,观其毒化政策实施的面貌,亦如见其肺肝然。

  日军分布在沦陷的沿铁路线和各城市及重要村镇,任意迫害和蹂躏广大人民。利用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年收割多少,都要卖给伪清查署设立的“土药组合”,不准农民卖给别人。在种植前,由伪清查署规定每村根据土地多少,按比例种植,并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确定每亩应卖给他们的两数。例如大同乡村每亩好地,须卖给鸦片70两,中地50两、下地30两。各村下种后,伪大同清查署又派人丈量种植鸦片的亩数,以便核定收买的标准。在丈量地亩当中,他们的翻译以及所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农民苦不堪言。及到收割后,农民把货晒好,送到各县“土药组合”或分庄,任他们鉴定质量的好坏,决定两数和价格,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农民因卖不足应卖的两数,往往受到伪清查署人员的拷问毒打。

  各村农民因种植鸦片,吸食者亦日益增加。县城居民几乎家家有烟灯,人人作为应酬品,好像一般人吸纸烟一样,毫无顾忌。人们在这醉生梦死中,面色憔悴,精神萎靡,倾家破产,卖妻卖子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沦陷的8年当中,伪蒙疆区内所收的鸦片数量,虽不知其详,然以大同伪晋北自治政府所辖的13县估计而言,每年在100万两以上。如此,全伪蒙疆则在500万两以上。这样惊人数字的鸦片,它们究竟运到何处?作何用途?据当时人说:“各地组合所收的鸦片,交在各地的清查署,又都运到张家口清查总署,再由日人运往北平和占领区销售了。”又有的说:“每年种植的鸦片,他们运到日本,做成‘吗啡’卖给德意轴心国在医药上使用。”还有的说:“运到北平制成‘坯子’,再做成‘料面’卖给中国人吸食。”说法虽不一,但可断言,日本决不会把这些毒品运到本国,让他们的人民吸食。

  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是委托鸦片收买人代收之机构。这种收买是发国难财的好机会。逐鹿的人,不是汉奸,便是富商;不是当过翻译的,便是和有权的日人有联系的。每年在发表鸦片收买人前,这些逐鹿的人,都云集在伪蒙疆张家口清查总署,奔走权门,贿赂运动,特别是各地日本宪兵队的门径,独占上游。如大同13县的鸦片收买人剧中兴,历年都是大同日本宪兵队所介绍担保的。鸦片收买人得到委托许可证书后,分赴各地组织“土药组合”。其内部分设经理、副经理、会计、总务、鉴定、保管等各股,这种“组合”全依剥削农民、欺瞒日人而从中牟利,浑水捞鱼。如:该组合收买鸦片时,明明称得是一两,而他们硬说是七钱;明明是上等质量,而他们偏说是下等货,七折八扣,左剥右削,不卖给他们不行,卖给他们又要受剥削,可怜的农民只好任他们宰割。其对伪清查署交鸦片时,按原收价,拨给他们三成物资(布匹、糖类等),均以低价卖给;七成伪币,以原收鸦片最高价发给。这种办法,他们有利可图。然其最大的利润,则在舞弊,就是把各地的分庄和其组合直接收的鸦片,收集在一处。收买人串通他所用的内部人员,在夜间一齐动手,把所收的鸦片,由库拿出,把原鸦片每百两掺入沙土或底膏三四十两,再把所得按股分肥、利益均沾。

  伪清查署规定“组合”收买期为3个月,农民逾期不交者,查出以私货论,没收充公,处以罚金和拘留。并一面严禁走私,在沿铁道线对上下火车旅客实行盘问和检查;一面派伪工作人员下乡检查农民谁存私货,凡种植鸦片的农民,挨门逐户地均受其搜查。他们并扬言:“我们空手而来,哪能空手而回。”弦外之音,暗示你没有鸦片,有钱也行。农民不堪其骚扰。

  日本强迫中国农民种植并交售鸦片还不算,更变本加厉地把鸦片制成“坯子”做成“料面”,再卖给中国人吸食。在伪蒙疆区内各地,日本把强迫农民种的鸦片,由“土药组合”收买,送交伪张家口清查总署后,他们用化学原料“醋酸”,秘密制成“坯子”,然后又做成“料面”,在各地公开或密卖。大同城内有个王姓大院就是集中卖“料面”的地方,每天到出卖前,院门前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贩小卖、穷的富的,各色人等都去那儿购买。一个夏季的早晨,我因事走过该门前,以为院内发生事故,不料从旁打听细情,才知是出卖“料面”的场所。进院一看,全院有二三十间房,满满的全是人,有的正在购买,有的正在吸食,有的蹲着站着,有的坐着躺着,有的欢天喜地、指东划西,有的内心忧虑、愁眉苦脸。卖“料面”的朝鲜浪人们,因生意兴隆,忙得不可开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当时,各地吸食毒品的人太多了。以大同一地而言,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吸食“料面”,比吸食鸦片的人还多。而且不少吸食鸦片的人逐渐改吸“料面”,因为“料面”吸食方便,省时间、过瘾,有毒品嗜好的人常说:“宁吸‘料面’,不吸‘鸦片’。”岂知“料面”的毒害更大呢!凡吸“料面”的人,几乎时刻离不开它,瘾大者日挥百元,瘾小者也得一元。积日累月,年复一年,身体骨瘦如柴,吹灰无力,不吸它宛如临死的病夫,气息奄奄;吸之则立时精神振奋,自觉有劲、心身爽快。久而久之,家产为之荡尽,初则妻子离散、乞讨偷盗,继则被唾弃,死于路旁。如大同城内西南隅有富商之女名古秀珍者,少女时代生得秀美,人才出奇,当时人称之为“云中西施”。父死,因母溺爱,染鸦片嗜好,后改吸“料面”,没有几年竟把万贯家产付诸一吸,最后流落街头,乞讨偷盗,身肿头破,死于路旁。

  日本人“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们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也好,暗制“料面”也好,坏事都得由它独搅,好处由它全得,却严禁中国人私自搞毒品买卖。当他们在铁路线上严禁走私的时候,荷枪实弹,苛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百密之中,难免一疏。我在1940年的冬季,因事在北平旅馆寄住,常听说“蒙疆‘棒儿队’发财容易保命难”。我初以为这些“棒儿队”是日伪机关所组织的一些小汉奸,给他们做爪牙的。不料,事出稀奇,言之伤心。有一天和留平的同乡谈起“棒儿队”,他们说,“棒儿队”是指偷运毒品的人。他们因为日人对火车旅客稽查太严,没法偷运,把毒品——“坯子”、“鸦片”装入卫生袋(又名保险套)内,外用线捆好,一个袋内,可装毒品2两,把它塞入肛门,一个袋、一个袋连接起来,好像一根棒儿一样。偷运的人三五成群,为了互相招呼,住店要住熟栈、卖货要找熟人,故人称“棒儿队”。在伪蒙疆铁路沿线,用这方法偷运毒品者,每天不下几千人。日本利用种鸦片、卖“料面”的政策,尽可能地毒化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之财产,以达到侵占全中国之罪恶目的,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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