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
来源：百度百科   2025-10-21 15:40:00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祎文，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省临澧县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佘市镇高丰村。 1923年8月 ，丁玲经瞿秋白等介绍，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27年底，丁玲于《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 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其创作高峰。 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主编《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负责创办主持使青年作家有进修机会的中央文学研究，写了大量散文、杂文、评论。1955年开始，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遭迫害，1984年获得平反。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早年求学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佘市镇高丰村。

　　丁玲4岁时，父亲便因肺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母亲不得不为偿债而变卖了所有家产，随后又不得不带丁玲寄居在常德舅父家。

　　1918年，丁玲就读于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9年，丁玲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之后入岳云中学就读。1922年，丁玲赶往上海，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1923年8月 ，丁玲经瞿秋白等介绍，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住在青云路青云里一幢两层楼的小亭子间里。丁玲在上海大学接触了俞平伯、田汉、陈望道、施存统、瞿秋白等当时在上大文学系任教的教员 。

　　1924年夏 ，丁玲离开上海大学来到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 [19]丁玲到北京之后，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解释自己与王剑虹的关系，更多地剖析自己的心态。这些书信后来遗失了。

　　开始创作

　　1927年秋，丁玲完成处女作《梦珂》后，即投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于这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自投稿件，却慧眼独具，马上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并且给以创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

　　丁玲迅即写出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被刊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的“头版头条”，排在陈望道译文和茅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第三篇《暑假中》，“头版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头版头条”。四发四中，开创了《小说月报》创办以来几乎从未有过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美谈。

　　四篇小说，初步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出众的才华气质，也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一种新的流派的端倪初露。于是叶圣陶向丁玲提议，将这四篇小说集印一册，以广远行世。这是丁玲想也没有想过的，自然万分同意。于是，包括上述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便由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就是该店编译所的负责人)初版印行。

　　1929年，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 同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一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丁玲在《北斗》1至3期发表的小说《水》标志着作家视野的新的开阔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

　　1932年3月，丁玲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李达、陈望道、丁玲等17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

　　1933年，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出版，描写了辛亥革命时代的进步女性。

　　1933年5月14日那天，丈夫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家后，两人竟一块儿被捕了。 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

　　1933年5月25日，沈从文撰写《丁玲女士失踪》，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八十四期。

　　1933年6月，社会上盛传丁玲被关押到南京，并遭杀害。6月4日，沈从文作《丁玲女士被捕》，载《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 [80]6月28日，鲁迅在传闻丁玲被害后作《悼丁君》诗。沈从文又写下了《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至第五十期)。

　　丁玲被捕后，一时间谣言四起，敌人和闲人们编造了不少丁玲投降变节、被国民党优待重用之类的假消息。鲁迅极为气愤，为此，1933年8月1日，鲁迅特意写了一封《致科学新闻社》的公开信，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得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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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将丁玲的作品《水》《莎菲女士的日记》一起编入了《草鞋脚》，这是鲁迅和茅盾一起为美国友人伊罗生选编的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编好后在美国出版。

　　革命岁月

　　《红色太原·英雄城市》 第二十九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太原

　　1936年9月，丁玲辗转经过鲁迅与地下党取得联系，逃离南京，于11月12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 ，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丁玲在她的遗作《魍魉世界》中详细自述了这段被监禁的生活。1936年底，丁玲与成仿吾等筹备并成立了苏区第一个文艺家协会，不久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抗战爆发后，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和城乡各地。

　　1940年10月19日，延安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同日，丁玲、舒群、萧军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

　　1941年初，文艺月会的会刊《文艺月报》创刊，丁玲、萧军、舒群轮流主编，共17期，1942年9月终刊。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1946年，丁玲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10月，冯雪峰在上海为远在察哈尔的丁玲选编了一本“文集”，并为这本精选了丁玲7篇小说的选集撰写了后记《从〈梦珂〉到〈夜〉》。

　　1948年丁玲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摧毁在古老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土地剥削制度的斗争，成为丁玲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

　　担任职务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全国文协(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席并主编其机关刊物《文艺报》。

　　1950年5月4日，丁玲陪同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来到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辅导报告。

　　1950年11月15日，丁玲写作《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作为《胡也频选集》的《序言》。

　　1950年12月，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丁玲被任命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当时主要由丁玲直接领导的文协创作组成员，如田间、康濯、马烽等，都参与了文研所的筹备，并先后担任了行政职务。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7年停办。

　　1951年6月，丁玲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款1200余万元(旧币)。

　　1951年8月10日，丁玲在《文艺报》四卷八期刊载《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出对萧也牧文艺创作的批评。

　　1951年9月下旬，丁玲陪同来华访问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夫妇、智利作家聂鲁达夫妇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

　　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丁玲作了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发言。

　　1952年1月，丁玲因严重腰疾，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从1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1952年第2号起，主编署名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变为冯雪峰。丁玲后来说过，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

　　1952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她将荣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

　　1953年，胡风定居北京，丁玲曾将一只带有纱罩的景泰蓝花瓶式台灯赠送给胡风。

　　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涌进丁玲落座的房间里，围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

　　1954年4月17日，丁玲回湖南参观所写的散文《记游桃花坪》发表在《人民日报》。

　　1954年5月4日，丁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取得西宽街7号的房产共31间。但22天后，丁玲致函北京市政府表明：“房子缺少已成为严重问题，我愿将所买到的北城根西宽街七号(现为东城区育树2条1号)房屋一所捐给作家协会作托儿所之用。至于房屋产权我同意属国家所有。”同年6月19日作家协会上报政务院(如今的国务院)，并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批复表明捐赠完毕。

　　1954年12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成员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1955年7月，丁玲参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在畅想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这位女作家用属于那个时代的，既像诗、又像口号一般的热情发言：“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我要劳动啊!”这种丁玲式的热情，迎来的是对她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审查。

　　遭受迫害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现今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劳动12年，期间创作了《杜晚香》。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月30日是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去"闭门思过"。

　　1956年6月底，陆定一主持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复查小组，由张际春负责，重新查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61]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作协整风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许多人对于1955年批判丁陈那个党组扩大会提出意见，认为丁陈整错了，应该甄别平反。

　　1957年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一个反党集团的大帽子眼看就要摘除了，但出人意料会议戛然而止。

　　1957年7月25日，下午两点钟，中国作协党组重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这一次，就改变为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周扬讲话说，丁玲在历史上有三次反党。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第三次就是现在，搞“丁陈反党集团”，调子定下来了。

　　1957年8月15日，在文艺界一次内部通报会上，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传达几位中央常委关于丁陈问题的指示，为处理丁陈定下基调。

　　1957年8月19日，康濯撰写《肃清“灵魂腐蚀师”丁玲的毒害》一文，这是康濯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批判丁玲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认为丁玲“在政治上所贯彻和宣传的文艺路线，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的路线，是麻醉青年的灵魂腐蚀师的路线”，进而认定“和丁玲及其反党集团的斗争，乃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是要不要党，是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灵魂工程师的道路还是灵魂腐蚀师的道路之间的斗争”。

　　1957年9月，周扬又做了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报告，报告之长，竟于16、17日分两次才讲完。

　　1957年9月底，毛泽东接见捷克访华代表团，他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当时正是在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

　　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相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大代表了。

　　1957年10月末，作协党组给中央写出《关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给中宣部写出《关于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提出解除丁玲作协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开除党籍，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头衔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为“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

　　1957年12月16日下午，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先后找艾青、丁玲谈话。

　　1958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当作“大毒草”批判。

　　标题由毛泽东亲自改定，他在按语中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958年春节过后，丁玲的爱人陈明，作为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将到北大荒被监督劳动。陈明想让作协知道丁玲将一人留京的情况，丁玲不让陈明去作协：“谈有什么用，不求人家怜悯。”夫妇俩商定，陈明先去北大荒，看看气候、环境能否适合丁玲。陈明在农场见到农垦部长王震，陈明说：“作协考虑丁玲的年纪大了，还没有安排，但丁玲想来北大荒，请王震同志跟中央提一下。”

　　陈明走后，与外界隔绝的丁玲陷入空前的孤独苦闷之中。1958年4月11日上午，丁玲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催问组织何时对她安排。

　　1958年6月29日凌晨4点，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丁玲，走出密山火车站，来到了这个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陌生小城。因为丁玲到得太早，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她便和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她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8点钟左右，丁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到楼上的局长办公室。7月1日，吃过中饭，陈明从八五三农场赶来了，两人热烈拥抱。

　　1958年7月2日，丁玲和陈明带着王震的信，坐上火车。到了佳木斯，他们找到了临街的一家旅店住下后，美美地吃了一顿西餐。

　　1958年7月3日，丁玲夫妇到了汤原农场后，成了全场的特大新闻。每天都有一批批好奇的人们守在畜牧队的大门外等着看她，有的还从二三十里外的生产队来看她。转达业官兵和农场原来的干部、职工中不乏文艺爱好者。有一次，场部放电影，快开演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快看，丁玲来了!”全场的人立刻站了起来，一齐回头望着正走来的丁玲。组织上考虑她年老体弱，只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但她却主动要去喂鸡。后来，不喂鸡了，又是争着做各种杂活、重活。剁鸡食、扫鸡场、刨鸡粪，丁玲二得满头大汗，手脖子都肿了。慢慢地人们开始和她接近，亲切地叫她”老丁”“大娘”“大姐”，并爱和她唠“家常”，爱听她的意见;老人们拉她到庭院里坐坐，尝尝雪白的新麦馒头，吃一口屋后刚下架的新豆角;小伙子失恋了，来向她倾诉烦恼;姑娘们把甜甜的心事、瑰丽的憧憬悄悄地告诉她，这使她重新获得生活的欢乐。

　　1958年7月12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自己住在养鸡场，在孵化室工作。信中写道：“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1959年春节，农场不少人到她家，有人贴大字报认为不应该给右派分子拜年，丁玲说：“这才冤枉，是他们来参观我，结果倒说成是给我拜年。”

　　1959年4月12日，丁玲奉命寄出一份思想汇报。5月30日周扬阅后有所触动，在原信上批道：“荃麟同志一阅。建议作协派同志去看一看这一些人，丁身体如不好，可设法另外安置，她年已高，不要勉强劳动。”刘白羽看后，也加了几句话：“丁玲划在第五类――――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下去是她自己要求的。另外，她去时，我同她谈话，可不参加劳动，如无工作，争取作一部分工作。从材料看来，她做这类劳动是不适宜的。”

　　1959年冬天，正赶上场里开展“扫盲”运动，农场决定让丁玲担任畜牧队业余文化教员。

　　1960年拟开第三次文代会，丁玲作为戴帽右派理事列入另册名单第一名，毛泽东签阅这份代表名单。张僖特地去汤原农场通知此事，丁玲听后愣了一下。通知中说可来可不来，丁玲与陈明商量后认为，干吗不回去，还要争取讲话。

　　1961年，王震以寻找斯诺借去的长征地图为由，把丁玲、陈明叫回北京。那天王震披着军大衣走进办公室，拖着布鞋露着脚后跟。王震一句不提地图之事，只说“帮你们解决问题”。王震督促下面给丁玲摘帽，报告一直打到中央。后来严文井把实情告诉来访的陈明：“农场申请了，局里同意，农垦部、作协也同意，中宣部也点头了，送到上面一平衡，丁玲就拉下了。”

　　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也批评道，作协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丁玲摘帽?中宣部委派作协党委办公室王翔云、高铮到农场调查，开了几个座谈会。

　　到了1963年，已隐约听到毛泽东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内容。作协党组商议，对丁玲工作安排提出三个方案：调换单位、垦区和调到气候温和的江西农场。后来开会时又商定，不管怎么样，丁玲这么大岁数，不要搁在下面，把她调回北京整理自己的东西，陈明分到文化部群众艺术局。丁玲、陈明去农垦部取调令，刚巧分管副部长江一真出差，调令锁在柜里。丁玲他们决定先回汤原，一边等候调令，一边参观几个大型农场。

　　1964年夏天，丁玲与陈明离开汤原农场去宝泉岭农场。

　　1964年12月5日，丁玲和陈明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1964年12月29日，丁玲致信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再次要求摘帽、“回到人民的队伍”。

　　1968年夏至1969年春，丁玲被隔离在北大荒“牛棚”中。

　　1970年，从北京军管会来了几名军人，在宝泉岭农场用手铐将丁玲和陈明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

　　丁玲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

　　晚年生活

　　1975年春，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农村。她和丈夫陈明将补发的工资捐献出1万元，用于农村生产建设。

　　1976年，丁玲在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很悲哀。她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

　　1978年，76岁的丁玲又来到温泉屯，她走进自己住过的院子，土墙瓦脊，面貌依旧，西屋窗下生出一株小桑树。她来到村文化站旧址，驻足沉思。她走到斗地主分田地的旧戏台前，似乎隐隐听到农民们如惊雷般的怒吼……

　　1979年1月12日 [71]，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丁玲与陈明回到北京。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重印前言》中，丁玲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

　　1980年1月24日，赵家璧致信丁玲，具体谈了自己当年编辑《记丁玲》的“失误”。同时，赵家璧还答应从正面来宣扬当时左联对丁玲的“营救”，从而印证沈从文《记丁玲》一书中确有不实之辞： [80]

　　那天和你谈话时，你对《记丁玲》很有意见。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出版。但文章早已在《国闻周报》连续发表了。我准备写的文章中将不提这两本书。我遵照你的嘱咐，曾在北京向适夷同志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将根据可靠的史实(根据报上的资料)，讲一讲左联方面营救你的经过，如蔡元培、杨杏佛等的通电，营救会的组织，招待记者的谈话，杨杏佛的被害，鲁迅的关怀，特别是在鲁迅先生影响下通过出版《母亲》以及发动各文字杂志大刊你的照片和文章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斗争。用这些正面资料来否定《记丁玲》书中的不实之辞，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赵家璧之后写作的文章，名字叫做《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刊载于四月份的《文汇增刊》。

　　1980年1月27日，丁玲给赵家璧回信，其中涉及《记丁玲》：

　　你对《记丁玲》的态度和办法，我觉得很好。我的确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改正。而且应该在沈从文在世的时候，否则后人会说沈从文以为你死了(他写这书时正是谣传我已经死去)，胡诌了你一顿;你又在他死了后才来改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呢?可是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

　　这无疑给正打算写作史料回忆性文章的赵家璧很大“压力”。写作《重见丁玲话当年》这篇文章时，他显得非常谨慎，为相关细节问题与丁玲在书信中直接请教。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赵家璧还把这篇文章初稿寄给当事人楼适夷审阅，“请他提些宝贵意见”。当丁玲没有表示出对这篇文章的关注时，赵家璧赶紧写第二封信询问丁玲，对自己的写作表达出不自信，“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仅从编辑出版者的角度，记下一些史料而已。如果认为不妥或者应增应删之处，请毫不客气地告诉我”。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有关青年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丁玲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讨论，却以自己的方式响应了这股时代潮流。同一时期，她在各类访谈和演讲中开始频繁表达对时下青年面临精神危机的担忧。

　　1981年1月，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丁玲以77岁高龄，写了《鲁迅先生于我》的纪念文章，文中深情地说：现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1981年4月7日，丁玲在厦门大学作了《文学创作的准备》的讲话，认为“到群众中去落户”还不够，还应该“使自己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使自己和劳动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

　　1981年7月19日，丁玲同志偕同老伴陈明同志重访北大荒，第一站来到普阳农场，探望跟她一起战斗、生活过的亲人。

　　丁玲，当年背负“文艺界反党头目”、“大右派”的罪名，今天却是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副主席，地位变了，但她风度不变。仍像当年，穿一身朴素的布衫，着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平易近人，一如往昔;她年事已高，满头银丝，但精神不衰，谈笑风生，真诚坦率。特别是记忆极好，对当年共同劳动、学习、工作过的干部、群众，都能一一直呼其名，亲切问候。同志们也仍然亲切地称他们老丁老陈。

　　丁玲留场三天，她在寓所一批批接见来访的战友，又走街串巷去拜访当年共事的工人、干部。当年的姑娘，如今已儿女满堂，当年共事的战友，也已鬓发如霜，他们的儿女已成为北大荒又一代新人。故人重逢，悲欢交集。丁玲同志一句话“党受难时我受难，我和党永远心连心”，扫除了情绪中阴云。

　　丁玲出席了欢迎座谈会，会上，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是人民群众哺育了我，给了我营养，给我的了煤，添了火，使我更坚强，更有力量，使我觉得有生存的意义，使我很自然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工作。”她说：“是你们崇高的品德，忘我的劳动，锲而不舍，毫无私心。就是你们这些品德给我营养，增加我生存的力量，生活的力量。”

　　丁玲同志还亲自到麦田里去访问。她看到青年们在生龙活虎般战斗在麦海之中，踏着泥泞把麦子一捆捆搬上堤岸的时候，心情十分振奋，为北大荒有这么一代新人继承老一代艰苦开创的宏伟事业而高兴。当青年们围向老人问候时，她又满怀关切能对青年们说：“青年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正在这里创建幸福的未来。你们战斗在祖国的最北方，你们把粮食运往祖国四方。”她勉励说：“在你们身边，在你们面前有过许多英雄好汉，他们把汗水洒在北大荒，他们把青春献给北大荒，他们把心血浇灌在北大荒，把儿女也献给北大荒，北大荒才变成了北大仓，你们要在他们开拓的广阔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丁玲同志就这样用她满腔热情，把真诚的友谊撒向全场每个角落。

　　1981年8月，丁玲出访美国。丁玲美国之行的成果是二十五篇访美散文，从1981年11月起，陆续在《新观察》《文汇月刊》等报刊登出，后结集为《访美散记》。

　　1982年3月11日，因《“牛棚”小品》荣获《十月》散文奖，丁玲出席授奖大会，并即席发表获奖感言。出人意料的是，丁玲的感言不像为《“牛棚”小品》而发，反而像是为另一篇作品《杜晚香》正名。演讲的最后，丁玲说道：

　　不过，昨天，今天，我反复思量，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自然，这里并没有绝对相反的东西，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杜晚香》。是不是由于我太爱杜晚香，人民更需要杜晚香的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

　　同年，兰州铁道学院大学生达克在《人民日报》 读到丁玲《海伦的镜子——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后，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达克在信中陈述了他看到的文艺不良现象，认为当下青年思想空虚的主因在于“政治宣传”和“文学艺术”，从而提出了“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的建议。

　　针对达克来信，丁玲当即写了复信。在信中，丁玲首先表达了对一部分青年精神苦闷的理解。随后，在谈到“作家的堕落”时，丁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丁玲提到，当时新出现了“一小股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思潮”，从历史中又遗留下来“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

　　1983年3月11日，在云南省《个旧文艺》举办的文学讲习会上，丁玲在主题讲话《根》中分析说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进而指出，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面对各种思潮冲击的青年作家，“要围绕着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爱、去拥抱”，要把“这样一股热情”作为自己创作的“根”。

　　1983年4月，应法国政府之邀，中国作家丁玲前往访问。

　　1983年5月，《文学报》搞了个“文学大课堂”，举办“文学创作讲座”，邀请丁玲参加开讲仪式，主讲第一讲。丁玲欣然应允，风尘仆仆从南通赶来参加。

　　仪式上，当丁玲面带微笑出现在学员面前时，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丁玲讲了这么几点：

　　一、“支持办讲习班”。丁玲说，创办业余文学讲习班，她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延安时期，“文抗”在延安一个小山头上举办“星期文艺学园”，参加的人甚多，不少人跋山涉水走了十多里路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举办“文学讲习所”(开始叫“文学研究所”)，参加的人更多了，也颇有成效，可惜后来受我连累停办了，新时期又恢复了，听说还要扩大，办成文学院。现在不少地方都举办类似讲习班，且人数不少，如果一千人里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成绩就不得了啦”。

　　二、“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丁玲说，“我写东西就写我个人的”，“写我了解的东西，写我知道的东西，使我产生感情的东西”，不了解、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硬写是写不好的。丁玲又说，创作当然要有生活，作家要有感情，从哪里去获取生活、丰富感情呢?“要到老百姓那里去、到基层去”，从老百姓那里获取生活、丰富感情。

　　三、“民族传统不能丢”。改革开放后，大门打开了，大家都争着向外国学习。丁玲说，我们应当“了解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把外国人早已丢弃的东西当做宝贝捡回来。另外，我们民族文化有优秀的传统，许多东西使外国人着迷，我们更应努力继承。不能割断历史，“没有鲁迅，没有二十年代，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往前走，要有民族特点，要有中国人民的感情”。

　　丁玲这次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在《文学报》1983年7月7日正式刊出，并收入她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一书中。

　　1983年8月，丁玲就有关她被囚禁三年的历史所作结论提出申诉。

　　1983年10月27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丁玲作了《从创作要有情谈起》的主题发言，坦言作家要有情，没有情就无法创作。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来看丁玲，谈及冯雪峰往事。

　　1984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以巴金为团长的笔会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东京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临行前，为了展示中国文学的成就，营造友好气氛，特地约请一批著名作家撰文并在报刊发表。丁玲写了《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约两千字，回忆了与日本朋友冈崎俊夫、三好一、三好绫子、高畠穰、野间宏、中岛碧的交流和友谊。文章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208字绿格小稿纸，文尾注明写于1984年2月21日，字迹飘逸流畅，没有修改，估计是秘书抄写的誊清稿，唯有作者签名颇像是丁玲的手迹，而且写了两遍。可能丁玲觉得第一遍没写好，又写了一遍。文章发表在1984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1984年6月14日，厦门大学发起举办了全国第一次丁玲文学创作研讨会。

　　同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5年，丁玲请一位青年发明家来做客，听说他经常省下伙食费买资料，立刻让她给对方200元买营养品(丁玲每月工资341元)。

　　离世

　　1986年1月，胡风追悼会在死者故去七个月之后终于举行。但丁玲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去参加，她只能送一个花圈寄托哀思。她从报纸上和电视里收看了追悼会的新闻之后，感慨地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开那个会没有什么意思，许多想来的人来不了，不想来的人还得来!”

　　1986年2月8日是农历除夕，下午，为了安慰丁玲，鼓励她战胜疾病，陈明给她写了一封信：“此刻，我们全家人的心都贴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和往年一样，欢迎新春的来临……你能关心自己便是对我们大家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这封信我不多写了，你听了之后笑一笑，我便能懂得许多许多……”

　　陈明让孙女小延将这封信读给奶奶听。丁玲听完果然笑了笑，然后拿过笔来，不戴眼镜，凭感觉颤抖着在信下面的空白处写道：“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这十三个字歪歪扭扭，已经不成字形。

　　守候在门外的陈明看到这句话，呆住了，落泪了。难道丁玲已经意识到她将一病不起，安然归去他揩干眼泪，强作笑容，走进病房，轻轻抚着丁玲皱起的眉头问：“为什么说成佛呢我们还要在人间携手奋斗呢。”丁玲回答：“以后我什么事都不管了，只写我的文章，还不是成佛吗?”

　　1986年2月12日，丁玲托付友人：“我死了，陈明的日子不好过，你们帮他介绍一个对象。”

　　1986年2月13日下午4点左右，作家李纳、50年代的老秘书张凤珠和蒋翠林来探视。傍晚，丁玲睁大了眼睛，说：“我不吃饭。丁玲早死了。丁玲明天两点逝世，啊，不，丁玲昨天两点逝世。”声音清楚，但舌根发硬。

　　1986年2月14日上午，丁玲要咳嗽，咳不出来，憋得满头是汗。她艰难地对陈明说出最后一句话：“死，是这样痛苦啊!”

　　1986年2月17日一大早，陈德昌主任就把陈明找去，告知丁玲情况不好，肺、心脏不好，除了肺部感染，肾也有问题。恐怕就这一两天时间了。如果有些领导和老同志要再见她一面，就请他们来吧。

　　上午10点多，艾青第一个来到病房。看到昏迷不醒的丁玲，他难过得流下热泪，连声对陈明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下午2点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和夫人齐心来到丁玲床前。

　　下午4点，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看望丁玲。

　　晚上7点多，曹禺在女儿万方和女婿陪同下，拄着拐杖来到ICU，直奔丁玲床前。从病房出来，见到陈明和祖慧，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同他们紧紧拥抱。

　　王震来到医院时，因为医生正在治疗，没能进入病房。

　　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叶圣陶，几乎每天都让家人或秘书打电话来询问丁玲病情。天津的孙犁听到丁玲病危的消息，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然后嘱托邹明立即赶赴北京探视。太原的马烽来不及买火车票，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连夜进京。徐光耀从石家庄赶来，陈登科从合肥赶来，许多外地的老朋友老作家纷纷专程来到北京。

　　1986年2月23日下午，邓颖超委托秘书赵炜来看望。

　　1986年2月25日，美国文学院致函丁玲，告知她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

　　1986年丁玲去世，谈到当年被捕时，沈醉：她要叛变，我不会不知道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