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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根据地的商南妇女排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9-01-03 14:55:17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离开鄂豫皖边区后,国民党十余万正规军在当地反动民团、保安队等配合下,重点“清剿”赤城、赤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面对根据地不断缩小的险恶形势,赤南一路游击师、赤城二路游击师、商北游击大队等先后编入红二十八军,跳到外线作战,金刚台附近县乡苏维埃干部陆续转移到金刚台上,在中共商南县委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金刚台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里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她们中有许多人拖儿带女地走上金刚台,凭着“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坚韧毅力,与男同志一样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辗转于深山老林、虫兽出没之地,时刻与凶险的自然环境斗争,时刻准备与凶恶的国民党军的“清剿”“火搜”“放石头”等毒辣行径斗争。她们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一次次圆满地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救护伤员、后勤留守等任务……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革命火种,让革命红旗一直高高地飘扬在金刚台上。这支特别的队伍就是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直战斗在商城县金刚台上的红色娘子军——商南妇女排。

  商南妇女排成立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后,省委给当时还在豫东南的省委常委高敬亭一封指示信,说明了省委奉中共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北上和花山寨会议的决定,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走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艰难的岁月,国民党军加紧对商城、固始一带仅有的几块苏区进行“清剿”。为了达到彻底摧毁革命力量的目的,国民党军七十五师等进占苏区后,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把红军家属中大批青年妇女当作“党婆”强行贩卖他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指示张泽礼等率赤城、熊家河、汤家汇等地的革命武装,退到金刚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金刚台位于商城县东南部,是大别山在河南省境内的最高峰,海拔1584米,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大小山峰起伏连绵,方圆130余平方公里,进出山有十几条大道和许多小沟口,便于进行游击战争。

  敌人知道红军上了金刚台,就从四面八方追踪而至,在通往金刚台上的大小沟口修建碉堡,在四周集镇派重兵驻扎。顾敬之等当地反动民团,强行“移民并村”,推行“户籍连坐”,把山区群众迁到集镇或围寨中,对金刚台地区粮、油、盐、火柴等实行严格控制,叫嚣“车干塘中的水,捉尽离水的鱼”,要彻底割断红军和群众的联系,妄想将红军困死、饿死在金刚台上。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批准,1935年6月中共商南县委在金刚台铁瓦寺成立,统一领导赤城、赤南、六安二区及固始、霍邱等地撤退到商城的人员。县委把各地上山的武装约80人,编为商南便衣队,再按活动区域分为七个灵活机动的小队,配合红二十八军牵制打击敌人、搜集情报、筹办给养。把各地上金刚台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和红军家属近40人,编为商南妇女排,负责留守金刚台、护理红军伤病员、便衣队后勤等工作。商南县委妇女委员史玉清分管妇女排工作,袁翠明任妇女排排长。从此,商南妇女排就在中共商南县委直接领导下,坚持在金刚台的深山老林里同敌人、同艰苦的环境进行殊死斗争。

  坚守信念渡难关

  商南妇女排成立后,同志们都知道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完成县委交给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县委书记张泽礼对她们说:“我们在这里不光是住下来,最主要的是保护伤员、配合便衣队牵制敌人、支援红二十八军、巩固发展苏区。今后困难会很多,寒霜冰雪、粮食和子弹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国民党的七十五师、一〇二师、一〇三师就在周围,他们是不会对我们放松的。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渡过难关,总有一天要把国民党消灭在我们面前,收复我们的苏区。”

  金刚台一带天然石洞很多,但妇女排和伤病员却基本上不能住在山洞里。妇女排刚上山时缺乏游击经验,有一次,几十个同志和伤病员全都住在一个叫“水帘洞”的山洞里,搜山的国民党军突然来了,敌人从洞口走过,幸运的是这个洞口前有一道“水帘”瀑布,隐蔽了洞口,敌人没有发现妇女排。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又鉴于敌人随时搜山、暗探常年在山上进行侦查活动,妇女排宿营不敢再住山洞。为便于隐蔽和转移,她们总是分散睡在山沟里、树脚下、石板上。雨天有时就将树头压倒,拴在树桩上,人在里面躲雨,实在没有办法,就穿着蓑衣冒雨坐在地上。寒冬天气,大家仍身穿上山时的单衣、脚穿草鞋,夜晚冻得实在受不了,只能背靠背坐着取暖休息。在金刚台三年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妇女排的同志们没有住过一天房子,就是住潮湿的山洞也是一种奢望。

  1936年冬天,金刚台地区连续下了15天大雪,大雪封了山,敌人认为这是消灭山上红军的大好时机,不仅加紧了四处的把守,还派出暗探和搜山队四处寻踪觅迹。在外线游击的县委非常担忧山上的同志们,多次派人送粮上山被阻。这时,山上的妇女排已经断粮很多天了,大家只能用树皮和雪下的毛草根来充饥。寒冷和饥饿一起向她们袭来,死亡随时威胁着她们,但她们宁死不屈,一直坚持与搜山的敌人斗争。后来,有两位便衣队员背着粮食,在深山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了七天七夜,才甩掉跟踪。他们找到妇女排驻地时,妇女排的同志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都东倒西歪地躺着,任凭怎样摇晃和呼喊,她们只睁着眼睛不能答话。两个送粮食来的便衣队员见此情景,急得失声痛哭起来,赶快生起一堆大火,煮了一锅姜水,每人喂一碗,过了好长时间,她们才渐渐恢复过来。

  县委委员史玉清曾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妇女排几十名同志在金刚台上虽然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但大家的革命信念坚定,都坚信并盼望着主力红军打回鄂豫皖。同志们一年到头野菜野果是主食,条件好的时候,有粮食、野菜兑着吃,就非常高兴。在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能生火做饭,同志们只能用手把山上采来的野菜揉揉生咽下去。上山前大家带的衣服很少,又由于经常钻密林,以致衣衫褴褛。山上虫、蛇很多,金刚台上有一种山蚂蟥,能从远处跳到人身上吸血,刚上山时同志们没少吃它的苦头。大家穿鞋主要是靠割野草编草鞋穿,冬天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有的同志脚趾甲和手指甲都冻掉了。妇女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信念坚定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誓死留守在金刚台上。

  战胜残酷的“清剿”

  从妇女排上金刚台第二年春天开始,敌人就不断地对山上进行突然袭击式的“清剿”。他们经常出动几个营的兵力,一个山头挨一个山头地搜索,对每个山头又分成两路或几路,一面漫山遍野地从山上往山下“篦”,一面在山下拉网包围。敌人还在妇女排要经过的道路上设地补哨、挂上手榴弹等,妄图将妇女排逼上死路。后来,敌人还残忍地想出了从山顶上往下滚石头、在山下放火烧山等毒辣手段来对付妇女排。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县委要求妇女排保存革命力量。她们平时首要工作是把伤病员分散地隐蔽好,放哨的同志一发现敌人来,她们立马就几人一组,分散在茫茫林海里牵着敌人周旋、捉迷藏,往往是敌人搜这一座山,她们已机敏地躲到另一座山,敌人每次兴师动众地上山找“红军婆”,到最后总是被妇女排牵得筋疲力尽地望山兴叹。遇到有利战机,妇女排还会配合便衣队和敌人打一仗,有一次她们把两股搜山的敌人引到一起,让敌人自己互相打了半天。妇女排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她们从小就在山上讨生活,加上熟悉金刚台的地形,所以在翻山越岭、钻山林等方面,全副武装的敌人还真撵不上她们。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县委和便衣队全部游击到外线,敌人包围了妇女排和伤病员们,密集的子弹把妇女排压到山沟里。由于天黑了,敌人弄不清山上是否有便衣队,夜间搜山怕吃亏,所以只是紧紧地守在山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朝哪里放枪。夜深了,史玉清和同志们十分焦急,妇女排的力量难以对付敌人,到天亮如果还不突围出去,大家的处境可想而知。史玉清和同志们琢磨说,敌人打了这么多枪,而没有伤着我们,说明敌人打枪漫无目的,如果大家匍匐着悄悄向外突围是可行的。史玉清当即把妇女排和伤病员按班分成几个组,指定各班长带领分散突围,又向各班长规定了几个集合地点和暗号。下半夜,妇女排开始分组突围,同志们紧贴地面匍匐前行,终于在天亮前陆续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一次次反“清剿”的斗争中,妇女排有十多位同志牺牲,她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怀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把危难留给自己,安全让给战友。上金刚台坚持斗争的妇女排同志,今天能知道姓名的有史玉清(中共商南县委妇女委员、分管妇女排)、袁翠明(又名袁明,妇女排排长)、张正明(一班长)、杨秀英(二班长)、张泽清(三班长)、张秀敏(又名张敏)、彭玉兰、陈发新、胡光美、郭德明(又名郭明)、陈香芝、晏永香、陈秀清、何其月、何道清、施志芬、陈宜清、童飞芳(又名童正娇)、汪明清、叶善珍、汪乃琴、陈少青、苏峰等。面对敌人残酷的“清剿”,妇女排的姐妹们曾在一起庄严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晏永香、红军家属老李、陈秀清、何道清、何其月、陈宜清等同志,在敌人搜山中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生死考验,妇女排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妇女排也逐渐总结出了敌人搜山“清剿”的一些规律,摸索出各种对付敌人的办法。当转移时,妇女排多选择循着溪流走,不能让敌人发现踪迹;经过草丛、雪地时,后边会安排同志负责把踏倒的草丛扶起来、用树枝扫掉行走在雪地上的痕迹。当敌人从山顶上向山下滚石头时,她们会躲到大树背后蹲着。她们还学会了黑夜在深山老林转移时辨别方向;学会了用苦柳、马料等当地植物揉出水涂抹在身,来防止虫、蛇和山蚂蟥的叮咬,等等。妇女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在金刚台周旋了三年,金刚台用山高林密保护了妇女排,妇女排也以“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英勇行为,战胜了敌人一次次残酷的“清剿”,她们在金刚台上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商南便衣队打开金刚台斗争局面。

  精心救护伤病员

  1934年冬初上金刚台时,红二十五军留下一个简易医院,有伤病员30余名,后来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妇女排的肩上,妇女排就成了红二十八军的流动山林医院。据便衣队员曾少甫回忆:“金刚台上的伤病员及妇女排共有七十多人,妇女孩子有近四十人,伤病员有三十几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所红军山林医院药品、手术器械奇缺,妇女排同志克服困难,用中草药、土手术完成了许多难以完成的救护伤员任务。有一次便衣队员肖九仇在战斗中受伤,子弹头钻到他脚背里取不出来,大家一致推选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的彭玉兰当“主治医生”,她就用头上的簪子慢慢地探出子弹头位置,然后准确地在伤员的脚背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弹取了出来。敌人搜山时,这个红军山林医院没有固定的地方,为防止敌人搜捕,妇女排隔几天就得给伤病员换一个住的地方。她们经常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背着伤员在山上到处游击转移,有时把伤员分散隐蔽在山林里,有时把伤员安置在乱草丛中。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药品非常稀缺,她们就在山上采长筋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为伤病员治疗恢复伤口,用盐水洗伤口,用被套棉花当棉球,破衣服布当纱布。由于敌人派上山的暗探很多,为了防止意外,妇女排会尽可能地将伤员转移分散在距离很远的多个地方。白天大家分头隐蔽,到了夜晚,妇女排就到一个个隐蔽点为他们送饭、换药。伤员身上换下的纱布,她们会小心地挖深坑埋好,不让敌人发现。

  1936年夏天,便衣队员小邢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失踪,县委书记张泽礼认为他没有牺牲也没有被敌人抓到,便衣队连续几天没找到他,最后就把继续寻找的任务交给了妇女排。史玉清带领几个同志,在发生战斗的山沟附近摸索、寻找了十来天一直没有放弃。她们又循着便衣队活动的地方延伸范围,听动静、查痕迹,终于找到了小邢。原来他腿部负伤,难以行走,就坚持用手掌和膝盖爬着寻找部队。由于20多天的爬行,他的身上都被岩石磨破,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粗,伤口已流脓长蛆,浑身破烂不堪,已是奄奄一息。史玉清和同志们把他抬回驻地,给他细心护理,每隔两天就小心翼翼地给他挤出伤口的脓血、细心地拨出伤口里的蛆虫,用凉开水清洗伤口、再涂上猪油,然后用煮过的破棉布敷上草药包扎好。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康复,他临别时流着泪感激地说:“姐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归队后决心英勇杀敌、革命到底!”

  妇女排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使几十名在金刚台养伤的红军伤愈归队,重新踏上革命征程。多年以后,曾经在金刚台山林医院养过伤的同志们,都交口称赞她们“既是看护员,又是警卫员,又是担架员,又是宣传员”。当时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妇女排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伤病员治疗、护理任务,对于保护红二十八军革命火种,维护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奔赴抗日战场

  雄伟壮丽的金刚台,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仅有的几块红色区域之一,是红二十八军可靠的小后方,也始终是敌人注视的地方。从1934年冬到1937年秋,在中共商南县委的领导下,商南妇女排以金刚台为依托,巧妙地配合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与敌人战斗了三个春秋,牵制了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这支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是食粮”,在敌人残酷的封锁和“清剿”中,经历艰难困苦,创造了鄂豫皖游击战争的奇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停战抗日协议。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石裕田和雷文学、李世焱带着军部“停战抗日,到黄安七里坪集合”的布告及高敬亭写给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的亲笔信来到金刚台。根据上级指示,张泽礼率商南便衣队和妇女排精干力量100余人,前往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奔赴抗日新战场。

  作者:中共商城县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摘录:《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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