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飞：李鸿章该为甲午惨败负多大责任？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翁飞   2017-09-01 11:36:08

　　参考消息网报道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日本无疑是他打交道最多、最重要的对象。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李鸿章个人命运盛极而衰的巨大转折点，使他从充满荣耀的巅峰，跌落到“世人皆曰杀”的谷底;在这场综合国力的大比拼中，他主导的洋务运动败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也由此走向了不同命运。

　　认清日本必为中国大患

　　1871年9月13日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是李鸿章自“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以来，代表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对外条约，也是他与日本政府打交道之始。

　　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在战略判断和指导上犯下严重错误，成为酿成此后惨败的原因之一。图为摄于1896年的李鸿章照片。(资料图片)

　　此时，刚走上明治维新道路不久的日本，已经显示出对中国大陆的觊觎与野心，抓住中国发生“天津教案”、西方列强聚讼不休的特殊时刻，提出修约要求，成为找上门来的不速之客。但其使团照会则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与近邻“通情好，结和亲”。李鸿章颇为动容，向总理衙门函告：“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也就是希望通过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达到“联东洋以制西洋”的目的。

　　然而事实很快打破了李鸿章的幻想。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1871年冬，发生了所谓“琉球船民事件”，有66名琉球船民因遭海上飓风漂流到台湾，被当地牡丹社民众杀死54人，其余12人获救，由清地方政府妥为遣回。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和辖区，琉球历史上亦久为中国藩属，船民事件本来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日方却借端生事，不仅为此事大造舆论，更于次年强行将琉球划为其藩属国。1874年5月6日，日方更借口“琉球船民事件”，派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600余人强行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侵台第一步。

　　李鸿章从1874年4月28日得知日本侵台警信，至10月31日中日《北京专条》签订，连续发18份公牍致总理衙门;又有12封信致其进士同年、办理台湾事务钦差大臣沈葆桢;另外还有给各路疆臣将帅之函件不下百余封。如此密集的关注和参与，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对日本迟早要为中国大患的观念已初步形成。

　　在由日军侵台事件引起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递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进而认为，要应付这样的变局和强敌，就必须整顿海防;“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这番话振聋发聩，不仅开了重视近代海防之先声，而且还揭示了他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总纲。他还示意淮系同僚、老部下丁日昌再次递上著名的《海防条议》，透过日军侵台事件，详细分析日本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兴办北、东、南三洋海军，目前应优先建成北洋海军。目的即是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

　　外交失误种下甲午祸根

　　1884年冬，朝鲜发生“甲申政变”，由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等发动。政变发生后，当时总理清军驻朝防营营务处的袁世凯联合驻朝庆军吴兆有部迅速出兵，保护朝鲜王宫，并驱除了闯入王宫的日军。由于中日军队直接发生了冲突，中日关系更为紧张。1885年2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任命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以参议兼农商务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辅佐，组成谈判使团来华，与中方全权大臣李鸿章经过六次艰难的谈判，最后于4月18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即《天津条约》)。

　　其中，4月10日在直隶总督衙门举行第四次会谈至为关键。伊藤在前几次谈判中，始终纠缠于议处军官、偿恤难民两大问题;此次忽然绕开前议，同意首先讨论双方从朝鲜撤兵问题。撤兵问题表面上虽为日方所提出，其实亦是李鸿章最为关注的，一者庆军远驻异域已近三年，劳师糜饷，势难持久;二者中日双方同驻一地，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但李鸿章恰恰忽视了共同撤兵问题牵涉到朝鲜的地位以及中朝、朝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的根本问题，难度极大，本不可掉以轻心。但李鸿章被伊藤表面上的让步迷惑住了，在会谈结束时，竟然信口开河说：“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

　　朝鲜明明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有保护属国的责任，面对屡屡称之为“永为中土之患”的日本，李鸿章不去强调中国的宗主权，却声称日本“亦可派兵救护”，这无异于表明中日两国对朝鲜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是日本多年来一直谋求而不可得的。这应该说是李鸿章所犯的最糟糕的一次外交错误，为十年以后甲午战争的爆发种下了祸根。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又在疆臣中展开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此次各省督抚将军的复奏几乎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建立一个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中枢机构。当年10月12日，慈禧发布懿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由于先练北洋一军，因而李鸿章即是实际的主持人。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两大决策失误贻误战机

　　甲午战争本是日本蓄谋已久、单方面挑起的侵略战争。李鸿章集外交和军权于一身，处在一线冲要地位。因此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十分关键的，在对敌情的判断和决策上造成的两大失误，令人痛惜，且应引以为戒。

　　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图为日军摄影师在1895年2月21日拍摄于威海卫刘公岛南滩的“定远”舰残骸。(资料图片)

　　甲午战争爆发前，当日本大举派兵入朝，步步进逼时，李鸿章对其侵略野心是有一定认识的，但仅仅局限于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并未料到日本真会借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更没有想到它会发动一场全面侵华的大规模战争。因此，事端之初，他指示驻朝的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这在道理上无可厚非，但也正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致使他在对日交涉上步步被动，深陷困境。

　　起初，当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又有“华撤兵，伊即同撤”之语(根源即在十年前《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一面指示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让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约定彼此同时撤兵”。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他又支持清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意见：中日皆不过问韩政，劝韩国自行清厘。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和局”，这也是李鸿章一贯所奉行的对外妥协、以求“二十年无事”的外交政策之体现。

　　问题是日方只是虚晃一枪，在抛出“改革韩政方案”的同时，日本内阁又秘密指示大鸟圭介，这只是延缓撤军的理由，要求他派出公使馆人员出去搞所谓调研，找出或编造出局势不稳的借口，“无论使用任何借口以使我军留驻于京城(即汉城)，最为必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更直言不讳地说：“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云，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李鸿章对日方留军朝鲜挑起战端的决心和野心缺乏正确的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日军撤兵，贻误了备战时机，落入日本的圈套。这是失误之一。

　　光绪帝对局势极为忧虑，他在1894年6月2日、7月1日分别下过两道谕旨，命令李鸿章加强战备。李鸿章之所以未能及时备战，因为当时清政府方面，尽管光绪皇帝下了备战谕旨，但当时朝野内外疆臣枢吏争论不已，导致他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有过一段摇摆不定。

　　负责备战事宜的李鸿章，本人率先积极主和，先是在6月初通过英国公使欧格讷，接着又在6月下旬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希望他们出面调停。他尤其认为朝鲜与俄国利害关系极大，如果俄国政府下决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出面干涉，不难迫使日本退兵。但事与愿违，喀西尼本人对介入朝鲜冲突表现出的热心与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合拍。7月9日，喀西尼派使馆参赞巴福禄、领事来觉福往见李鸿章，告知本国政府态度：“日韩事明系日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北京与日本公使之间的调停也告失败。

　　李鸿章在大敌当前之际，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借助西方列强势力、搞不靠谱的“以夷制夷”。这是失误之二。

　　退无可退被动卷入战争

　　实事求是地看，李鸿章在朝鲜事变发生之初，确实一度心存侥幸，寄望于大国干涉调停，但他也并非一味避战求和。当俄、英调停失败后，他开始认真考虑做战争准备了。

　　随着李鸿章态度的转变，有将无帅的难题，尖锐地摆在以淮军为主体的清军面前，中法战后，淮军一流大将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吴长庆等凋零几尽，所以才会有他接连数次电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出山相助之事。

　　7月12日，光绪因事机急迫，密谕李鸿章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并布置旅顺、大连、威海卫海防。7月16日，听取军机大臣会议意见后，光绪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因此，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外交努力的失败、日军的耀武扬威和咄咄进逼、清廷的不惜一战，把李鸿章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夹缝之中。

　　作为淮军和北洋海军事实上的最高统帅，李鸿章深知国家实力和军队实力不足，他一手创建北洋海军，也只是“养成猛虎在山之势”，手握兵柄而不愿开战，一心希望保全和局;而朝中极力鼓吹对日开战的，则是既不懂军事、也手无军权的一批清流言官。于是清廷朝野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和战悖论”。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中。

　　战争的败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清方最高主宰慈禧一心想过六十寿诞，避战求和是既定国策;战争的指挥机构，从中枢到前敌的指挥层次太多，李鸿章之上还有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光绪—慈禧，叠床架屋，令出多门;清军整体腐败，派系矛盾、保存实力、败不相救、隔岸观火者比比皆是;李鸿章提出“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但光绪和李鸿章二人对此从认识到战略部署上均有极大差异，后果就是在“避战保船”政策指导下的海陆军不协同，导致旅顺、威海卫先后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悲剧。(作者是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