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文明冲突还是利益驱使
来源：马勇   2018-04-20 09:39:03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中国近代史，主要讲讲甲午战争。我做近代史的课题研究，差不多快三十年，加上前面读书的七年，已是近四十年的时间。

　　关于这个课题，二十多年前，就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就写过几篇长文。1994年，中日关系相对缓和，那个时候我写的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文章都比较学术化，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地讨论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1994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讨论甲午战争的文章。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学界多认为这个事情过去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很多重大事件，一般以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讨论一下，一百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整合讨论。今年正是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现在中日关系又处在很微妙的状态，因此，今年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个人从去年开始，也重新捡起这个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思考、重新阅读，尤其关注的是，一百二十年过去了，今人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实际上，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学中国历史，已然对甲午战争有了基本概念。真正讲起来，这场战争的发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在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之前，7月25日的“高升号事件”，以及此后牙山、成欢驿日军偷袭事件，其实已是中日双方的不宣而战。从中日宣战到9月15日，中日之间仅进行了一次平壤战役。在平壤战役中，双方有所接触、有所冲突，也打了一下，但总体而言就一天时间，之后清政府的军队便撤回或者叫溃逃回了国内。日本占领了整个朝鲜，紧接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我们熟悉的甲午战争当中最重要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从十二点打到下午五点钟，持续了五个小时。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的海军基本上退守在威海港湾内，一直没有再出来跟日本交战。最后的结果就是北洋水师在威海被日本围歼。

　　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的陆军从朝鲜退到中国境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日本陆军主要从两个方向登陆作战，一个是辽东半岛、一个是山东半岛。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军队也进行过抵抗，但防线很快被日军突破。日军要重演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鸦片战争，直捣北京，兵临城下。在这种态势下，清政府只好求和。

　　之所以有上面的介绍，我想给大家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所讲的甲午战争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么一点点：“高升号”的偷袭只有一个早晨(不到两个小时)、牙山、成欢驿偷袭的一个早晨、平壤战役一天时间，之后就是黄海的五个小时，整个战争加起来就是这么长时间。虽然我们把“甲午战争”称作战争，其实相对上来讲，它和实际的内容并不吻合。但这场战争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今天，我们在甲午战争发生一百二十年之后重新思考这场战争，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内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武装冲突、军事斗争，它蕴含的东西更多，实际上是一个“文”的争夺，是一种文明的争夺、文化的争夺、制度的争夺。

　　今天，我从这里开篇讲一讲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在一般的表述中，我们可能都不会往前追溯，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场战争是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两国之间的战争，结果就是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那么，在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回溯一下，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究竟因何故结怨，并最终走上只有诉诸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和日本，亚洲两个重要的邻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已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最重要的桥梁便是中国的文明。中国文明在亚洲、即使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是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明。16世纪之前，西方人基本上以仰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明。这种仰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即使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的文明非常了不起。中国文明创造的灿烂文化，不仅吸引着西方人，也吸引了中国周边的国家、族群。在中国文明向外辐射的过程中，作为成形比较早的国家，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从唐朝开始，就几乎是亦步亦趋。

　　中国文明向周边扩张的时候，培养了几个最好的学生，其中日本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在一千多年的中日文明交往发展脉络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最好学生，中国的房屋构造、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的人文服饰，都是日本人争相效仿的内容。日本在文明发展方面对中国文明的借鉴、吸收应该是最多的。

　　在吸收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表现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特点。日本不仅研究中国文明的大道，也研究中国文明的小技。我们讲“三十六计”，而阴谋诡计在中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只有不入流的人才会讲阴谋诡计。再看日本，日本在一千多年学中国的道路上，不仅学“大道”而且学“小技”。《论语》的基本道理，日本人都会搞明白，同时，中国文明当中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阴谋诡计，日本人也研究得很透彻。之所以重提中日的“师生关系”，无非是想说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军事冲突，但总体来讲，两国之间还是处于一种文明交流、和谐共存的状态。日本以中国文明为师，这是一千多年来的主流。

　　但是，后来的中日关系为什么出现了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思路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当中。我曾讲过一个主题——现代人究竟该如何看待15世纪之后人类社会的变化?其实到今天，中国的问题、亚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是15世纪人类本身发生变化所导致的。15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变化让人类社会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简言概之，就是新的生产方式在萌生、新的动能在发生变化。蒸汽技术的出现、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这些变化，预示着从15、16世纪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从原来的古典状态，向近代慢慢转换。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往往开始于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界扩散。例如，我们讲纺织技术的改进，就是从英伦、欧洲开始，这种慢慢的变化，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辐射开来。以今天的眼光，似乎人类文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都是孤立存在的，是互不交往的，历史学界却不这样认为。我们无法还原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代人类之间的交往能力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我们今天无法理解古人之间的交流，但是我们应该知道15、16世纪在西方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亚洲。

　　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种新发现、新创造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结果。以此为基石，我们才能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才能体会到中间的关联。西方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归根结底在于社会前进必然要导出一个新的工业文明形态和一个商业文明形态。当然商业的文明形态在西方的古代史中，在希腊罗马这个时代，有其渊源。而在中国古代，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尽管也有商业，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商业时代，也没有形成一个工业时代。研究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手工业一直很发达，但却没有衍生出或者导出一个工业文明。西方在15世纪的发现，慢慢形成了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到19世纪它最终成为影响近代东方、影响中国的历史主流。

　　我们都知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良好的文明秩序、社会秩序。面对新的东西来袭，凭着本身的大度，中国文明是不会拒绝的。在东汉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并没有受到中国文明的抵制，因为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的状态。中国文明对外来的东西持有欣赏、接纳的立场。如果不是这种立场，中国文明的影响范围到近代为止，可能还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对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并不会完全拒绝，而是有选择地慢慢去接纳。所以我们看明代中期，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时并不是被完全拒之门外的。

　　以上这些问题的说明其实意在帮助大家理解一些背景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倭寇的问题，以及明清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我们讲黄宗羲的思想、顾炎武的思想、李贽的思想，都因为背后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背景在支撑着。其中就有西方的因素，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便是来华的传教士。其实西方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远东。在16世纪早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沙勿略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他还去了日本。他的身份虽是传教士，但传来的却不仅仅是宗教，更多的是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整个远东，都因为西方本身的变化，而受到潜在的、慢慢的影响。这个影响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改变东方，正由于中国的文明在这之前已有深厚积淀、已然成型，所以在接受西方文明时，虽不排斥，但接受速度却很缓慢。到1793年时，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已经很充分，18世纪晚期中国所建的圆明园就是很西方化的建筑。但是， 1793年当来到中国的马格尔尼要求中国打开国门、开放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模的贸易交流时，却遭到了中国的拒绝。我们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拒绝这一请求?想想原因，会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农业文明，如果打开国门，让西方商业进入，可能会导致中国市场的崩溃，中国农民的流离失所，中国的手工业者可能完全破产。从这种角度出发，再去理解1793年中英之间的贸易谈判，才能为谈判失败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

　　但是这种贸易的不均衡，或者说资本对市场的期待的特性，决定了一旦资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它必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目标。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很好的分析，资本一定会冲到所有可以获得利润的地方。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和西方的对接出现了问题。到了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使来华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便是1840年英国人再次来到中国，只不过这时是通过一种武力的方式：你不开放我打开你。中英以鸦片的名义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便是中国的国门最终被打开，实现五口通商。

　　其实，当中国面对西方的压力时，整个亚洲、整个远东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只不过因为中国的市场大，所以是最先感受到这一波工业化，或者叫西方新社会因素的影响。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很长时间中国是走在前面的。结果中国走在前面就走“砸”了，我们讲鸦片战争就是东方文明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中国最先反映，结果我们走“砸”了。一开始走“砸”了，后来就处于“夹生”状态，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是夹生饭。但是我们再看日本，比我们就走得顺多了。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中国用自己的教训给人类，尤其是日本提供了经验。对于整个人类进程来讲，中国最早受到这个冲击，中国的经验教训其实也是很宝贵的财富。日本在我们之后，就没有这样走。鸦片战争面对西方“开关”的冲击时，清政府当时是因战败而开放。战败了，那么南京条约谈判，五口通商，我们就通商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被打败而通商的，这和高高兴兴“我请你来做生意”，那感觉肯定不一样。

　　直到今天，一百七十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不是这样的，通商其实是双向的。中国资本可以到美国去，可以把纽约买下来，也可以到英国把伦敦买下来。但是一百七十年前中国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个想象力的，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允许通商，就是允许你进我这里来，就是英国的商品可以无限度地冲击中国商品，根本不会想到中国的商品也可以冲到英国去，中国的货币也可以买下英国。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我们是战败而通商，一直到今天为止，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这个阴影是失败的阴影。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再对国民进行悲情教育了，你这样会过于强调全世界都亏欠我们，但对我们自身的国家治理思想、治理能力强调不够。

　　其实，我们分析问题、观察问题的视角可能要调整，我们要把它还原于一个具体事实本身。那个具体事实就是：外部的商品、外部的资本能不能进入，中国的商品和中国的资本是否准备出去?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在完全独立、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走下去?今天，我们已经有资格回望这件事情。经过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们才刚刚释放，就像18世纪早期，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期待一样。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能达到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那全世界的商品不都是中国的吗?当然这个时候中国人一定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心态，不能说全世界的财富都是我的。如果今天讲全世界自古以来都是你的，那会把全世界都搞乱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财富是人类的，是大家共有的。这时，我们才能理解近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中国在1840年后和西方的交涉，最后的结果还是打开了国门，但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阴影。这个阴影是我一直强调的，它其实来自于魏源的提示。魏源的口号是很对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百多年来我们听这个话是很对的，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能够打败对方。但现在看来，这句话似乎又觉得不太对。冤冤相报何时了?师夷之长就师夷之长，然后以制夷。这想表明什么呢?表明中国在被英国打败之后的一种不屈。但是你也可以用这种经历，唤醒人们学习西方的热情。我是讲魏源和那一代人，确实在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唤醒国人别沉浸在旧梦当中，而应该醒醒看看世界、看看西方。但他又含着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师夷之长、学习西方，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打败你。这是一种激励，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阴影，使我们后面的路走得很别扭。我们在前行中，总是无法将目标和手段分清楚，“师夷之长”和“制夷”究竟哪个是目标，哪个是手段?

　　但是我们也幸运地说，毕竟不管怎么变，中国在1840年打开五口通商之后，已经在慢慢改变。从1842年到1860年，十八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在发生根本变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亚洲、整个远东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日本。我刚才说中国付出的代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教训。日本是一个岛国，没有多少根基，资源也不丰富，但这个国家善于学习外国的东西。明朝中晚期，中国通过传教士了解西方、接受西方文化。从明代中晚期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漫长时光中，中国对西方并不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日本同样如此，与中国遇到的新课题一样，未曾面对过强烈而直接的贸易要求，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贸易要求。日本遇到这个要求时，已经到了幕府晚期，也就是1853年。

　　1853年距离中国的鸦片战争已有十三年的时间，离《南京条约》的签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中日之间一直有着很密切的往来，我们知道魏源的书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中国的情况对日本来讲并不陌生，但中国对日本很陌生，在中日一千多年的交往中，甚至到今天，情况都没有根本改变。即使现在，我们对日本讲什么，实际上未必真听懂了，甚至说我们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去听懂。但是日本对中国，一直都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把我们的教训当做他的经验。1853年，日本也明明白白面对着西方要求打开国门通商的要求，和1840年中国面对英国一样，美国的黑船舰队开到了日本家门口，现在叫东京湾。到了日本家门口的美国要求与日本通商。日本如果不打开国门，美国就像英国对付中国一样，用武力打开。日本的统治者说，你们别着急，先回去，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再过来，我们再仔细谈，因为我们内部要统一思想。内部统一思想，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时间，我们要讨论讨论能不能这么做。第二年，美国人按照约定来了，日本高高兴兴地说签约吧。日美通商条约就是在1854年签订的，真的是约定的一年后。这个条约，是不战而达成的通商协定。当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当中，写到日本近代史时，都把日美通商条约看做是不平等条约。

　　日美通商条约达成的最重要内容，就是让日本确立了立国的方向。立国的方向在哪里?他跟中国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签订日美通商条约的日本人认识到，通商不再是单向的。而在当时的国人眼中，中英之间的通商，就是英国的商品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洋货，什么东西都是洋的，而我们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在近代跟英国打交道时，我们出口的就是老三样：茶叶、丝绸、瓷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出口，就像今天的低级产品、初级产品一样。日美通商之后达成一个最基本点，就是让日本人明白通商是双向的。西方国家到日本来通商，进入日本任何一个地方，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市场是无障碍向日本资本开放的，欧洲市场也是无限制地向日本开放的。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日本在立国原则上和我们就大不一样了。从1854年，日美达成这个通商条约之后，日本的市场、资源，开启了走向国外的步伐，到今天为止，日本的经济中心都不在日本本土，这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经济的重心，基本上还在本土。中国现在的确也有资本在世界各地，比如在纽约有投资、在伦敦有投资、在非洲有投资，但经济重心仍然在国内。但日本在接受西方的通商后，经济重心于一百多年前，就慢慢移向域外。这种重心在外的模式，就导致日本对世界有了一个要求：我的市场是开放的，你的市场也应该打开。如此一来，原来中国人的教训，就转化为日本的经验。日本从1860年开始，就不断要求世界各个国家向他开放。1854年日本对美国开放、对世界开放。1862年，日本的商人就要求中国对他开放，要求到上海来进行贸易往来。之所以选上海，是因为从186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开始，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近代中日之间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商人之间做生意是完全可以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讲的“贴牌”这种贸易形式：附在别人名下做生意。从1860年代开始，日本商人在中国境内从事自由贸易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1864年，日本人通过英国领事巴夏礼，一个英法联军中的重要人物，带话给中国政府，询问中国是否可以对日本商人开放市场。

　　自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继位登基之后，日本的立国策就确定下来，全世界都是日本的经济可以抵达的地方，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有关。天皇宣布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日本的海军在全世界能够自由发挥功能。过去，我们觉得这不就是军国主义?不就是征服世界吗?其实这跟日本的经济追求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经济在哪儿，它的力量就想延伸到哪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不能理解的一个提法，就是日本1880年代的提法，即日本所讲的主权线、利益线，这一提法直接关系到后来的甲午战争。明治天皇所宣布的全球性的战略格局，讲的就是日本人后来所提的，叫做经济的利益线：日本的经济走到哪儿、日本的军事力量就应该有办法在那里保护其经济利益。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的贸易立国、商业立国的原则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愈加明显。对于这种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之间发展模式上的落差出现了。这个落差的出现，根底上是日本逐渐确定了外向的经济形态，其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出国门，日本的军事、政治要随之走向世界。再回头来看中国，你会看清楚为什么中日之间的关系从原来友好的师生关系，走上一种要求平等、对等的关系，再转向一种敌对关系，是因为这个发展的落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日本是朝外向型走了。中国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又是怎么走的呢?中国通过这个协定，换得了十八年的安宁状态。湖南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到，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人浑浑噩噩昏睡了二十年，错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机遇。在他看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林则徐的事情做完以后，《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本来有二十年可以飞速发展的机会，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消化西方的技术，逐渐以农业文明的形态，去嫁接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所走的道路如若能够提前二十年，放在1840年开始走，中国就会赢得一个战略性的主动。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从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今天的我们不能对那时的统治者做好与坏的评断。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农业文明状态下，统治者希望能够维持农业文明的延续，保证老百姓的生活稳定、避免社会动荡，所以我们不能讲皇帝都很坏。皇帝怎么坏?毕竟都是他的东西，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臣子都是他的财富，哪一个家长愿意把自己家里搞不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国际情形，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冲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没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去发展工业文明，而是觉得虽然吃了一点儿小亏但总算把外人安抚下来了，还是保持一种“怀柔远人”的处事办法。如此一来，中国错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机遇。

　　回到历史现场，五口通商确实给了中国南部地区、五个通商口岸周边的百姓一个新鲜的示范，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中国人觉得不错啊。康有为到香港后，他的灵魂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资本主义怎么是这个样子?秩序井然，还有电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香港从一个不毛之地，发展成令人惊讶的样子。康有为是到北京考进士的，算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经过香港并溜达了一下，就能够有灵魂的震撼。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没有必要多讲，其结果就是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的性质基本一致，就是迫使中国打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北部中国也对西方开放了，打开了三个通商口岸，即山东的登州、牛庄和天津(后改为天津、烟台和营口)。北方的三个通商口岸，加上南部的五个，以及长江流域也对西方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逐渐向近代化的起点、洋务运动的起点靠近。这些就是后来中国能够跟日本叫板的资本，这些内容放在后面说。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在观念上，在理解世界、理解商品、理解资本的思路上，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清政府一直坚持，开放就是我打开你进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走出去。如此看来，清政府在一些战略性发展上就面临很大的问题。例如，从1860年开始，清政府建了北洋水师，建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但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海军也是可以到全世界去保护中国资本所触及的任何地方。清政府只不过把林则徐时期的固定炮台，改成可以在沿海、近海处移动的炮台。因为缺乏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整体的布局，中国海军一直在近海防卫。当然，今人也不能指责那一代人没有眼光，因为中国腹地太大，内陆纵深太广。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财富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以长沙为界，东部的中国和西部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中国其他城市都能够达到北京、上海的消费水准，中国才能真正在世界经济成长当中排到中上的位置。到今天我们自身的市场尚且没有得到充分开辟，更何况是当时的中国?中日这种发展的落差，造成了两国战略上的冲突。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保守型的，是你进入，我没有想到出去。日本又是什么呢?日本是进攻性的，要走出去。

　　日本是要走向世界的，日本的资本是想到伦敦、巴黎去的。但是，我们从地图上看到，无论到哪儿去，日本首先得登到大陆上来。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口号，叫做“生存空间”。战争的理论可以不作为一个依据讨论，但是日本在其发展过程当中，踏上大陆是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生存空间”。如果不踏上大陆，他的资本就没有办法走出去。如果要踏上大陆，日本又面临什么样的选择?日本从本土踏上大陆，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朝鲜半岛，他们可以通过朝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进入西伯利亚地区，之后再通向欧洲。另外一个就是从中国南部、从台湾进入华南后，再向南亚，这也是日本非走不可的路。而要走这条路，中日之间的利益交集就必然发生。但两国的发展路径和立场又不一样：日本坚持要通商、要走出去;中国认为你走出去可以，但不能损害我的利益，就是你走出去我不管，但是你得绕道走。而日本又没有其他的选择。正是这种“无解”的状态，造成了甲午战争之前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个时间段当中，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日本在1860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提出和中国通商的要求。这时日本和西方达成通商协议已经好些年了，他的通商经验远比中国丰富。中国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西方的主要大国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协定。1860年四个条约，四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美国。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通商已经没有障碍，在北京可以驻公使馆，西方四个国家的资本进入中国也没有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关系，中国也和他们建立了关系。日本在1870年，就派代表团来中国，意在何为?当然还说咱们是师生关系，中国把通商的权益给了西方，能不能也和日本通商?日本想和中国达成一个通商的协议。清政府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清朝的大臣们讨论来讨论去，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怎么可能，我们给西方通商，怎么能够跟日本通商?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通商?

　　1870年日本要求通商的时候，清政府的大臣们竭力阻挠，不愿意将与西方平等的通商权益给日本。曾国藩在这时力排众议，去劝说恭亲王，再加上他的学生李鸿章，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讲，通商就是通商了，就像后来一百多年之后讲的，贸易就是贸易了，贸易不能和政治挂钩。到1871年，经过曾国藩、李鸿章这么一波人的不断要求，中国政府才最终达成和日本通商的协议，这样中日之间才解决了经济上的关联问题。但这是经济上的关联，紧接着中日之间又面临着势力范围问题上的冲突。其实，这一问题是经济势力扩张后必然会产生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解读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若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搞清楚宗藩解体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宗藩解体这种事情呢?这和中国文明的本质有很大的关联。中国文明的本质，是不断让文明的边缘地区成为自由本土，进入自己文明的主流，就是用中原文明、主流文明去影响周边，这样中国文明的边疆不断扩大。但是当中国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中国就没有办法去顾及那么多了。

　　从1860年开始，宗藩开始初步解体，只不过到1860年还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因为来自西方的压力。中国原来那么多的藩国，到清朝还有多少个?现在的估计是三四个。我们今天可能不明白，历史中讲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向西方开疆拓土、去殖民?其实郑和就是去殖民，只不过不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殖民，而是中国式的殖民，是中央帝国式的殖民方式。郑和下西洋带的物品，都是中央王朝给藩朝的礼物。有一种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贸易往来，就叫做宗藩贸易。宗藩给我的是土特产，我给宗藩的是中央文明，这个是不等价的，表达的就是中央王朝对宗藩的关怀，郑和做的就是这种事情，这叫中国式的殖民。这种中国式的殖民，其实就是两千年来中国这个中央王朝对周边的影响，是正当的、是对的。很多藩国就内化过来，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说到底，我们“中国文明圈”大概一直到甲午战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并没有把藩国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与其成为一个整体，只是一个文明体。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足以证明，宗藩没有近代民主国家的概念，我们就是文明体。你进来以后，我又不征你的税，也不让你出兵来捍卫中央王朝。在漫长的中央王朝时代，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非常大。为什么有很多藩国呢?这跟中国文明的成长，跟中国文明的大度，要建立大一统这种朴实的理想有很大的关联。这也是孔子的理想，世界大统，我们帮你，当然我们也没有全力帮你，你对中央王朝有贡献，我给你也是礼轻人意重。互相之间貌似贸易的往来，其本质是宗藩贸易，政治意味大于实际的经济利益。

　　但是当面对西方时，中国就觉得顾不过来了。1860年之后，这些藩国就是准国家形态，都没有机会到中央王朝再来朝拜了，只能自己个人顾个人了。像比较远的非洲，郑和下西洋到的地方，不明不白就离开了，也没有什么文书关联。因为当时中国也没有像英帝国的殖民部，我们只有两个机构：一个理藩院、一个礼部。礼部相当于教育部，代为管理海外的藩国。理藩院是管理和中国山水相连的、陆地上的藩国。我们没有像英帝国的殖民部这样的机构来有效管理藩国，藩国就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中国。脱离就脱离，反正中国不在乎，将来有机会再说，没有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中国对藩国的需要，除了文明发展的原因、世界大国理想的原因，也有一个综合的考量：藩国是中国的国防外围，我们可以通过藩国阻击外国的入侵。但是我们知道进入近代和西方打交道之后，原来的国防外围是没用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几千人到中国来，如入无人之境。在东南沿海，英国人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原来的国防外围基本没有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从南部一直打到北京，藩国也没有用。所以这也是后来宗藩解体很重要的原因。越南的宗藩解体，是中国近代宗藩解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越南已经是中国的南部边陲，已经对我们的本土构成影响，因为地处南部边陲，法国的势力可以通过越南进入云南，进入广西，这样中国南部就受到影响。缅甸后来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也脱离中国。那么南部边陲的宗藩在1880年代都相继解体，这虽然是西方势力的影响，但它确确实实又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南部的变化没有影响中日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影响中国最重要的决策，但是稍后就发生了问题。因为在越南的事情，清政府一方面认为不可能真正保全越南，把越南继续维持在宗藩体制当中，另外一方面，这毕竟是离中国最近的藩国，如果中央政府、中央王朝不表示一下也不行。所以看1884年为越南而打的中法战争，与后来为了朝鲜打的中日甲午战争有非常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哪儿?就是作为中央王朝，作为一个老大，我象征性地要比划比划。1884年清政府打法国，派的是非正规军队。在清政府看来，是我私下帮你打，一次镇南关战役，中国打胜了，就宣布结束。所以今人评价1884年的中法战争，认为中国是“不败而败”，法国是“不胜而胜”。因为中央王朝的面子要保全，我帮了你了，但是你一定要独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越南要独立，也不纯粹是法国要把越南当做殖民地。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越南实地考察一下，可以体会到越南对法国的感情、对中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