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缘起
来源：马勇,寇伟   2018-04-20 10:03:32

　　宗藩解体

　　近代以来中日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主要是因为西方势力东来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旧秩序被打乱，新秩序尚未建立。

　　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所谓东亚秩序，就是中华帝国主导的“宗藩体制”，或称“朝贡体制”。中原王朝就是这个地区的“老大”，尽心维护东亚秩序与和平。

　　西方势力东来后，东亚秩序发生改变，中国自身需要发展，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原先这些藩国，而西方势力乘虚而入，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中国台湾、朝鲜的觊觎、窥视、骚扰，并导致中国边疆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因越南问题而起。越南很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后因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新政而使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恢复，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中国无法继续容忍宗藩解体，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并同声谴责恭亲王奕、李鸿章的“绥靖政策”。

　　清流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1] 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方同意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云南进行过境贸易;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藩国时，中原王朝有限度、有意识地放弃部分藩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翌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意对南亚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协定，越南自认为法国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间的宗藩关系。

　　越法新协定极大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洋务新政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趁机直入中国本土，进行商业、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2] 清廷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收复失地，恢复中国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广西调正规军5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1.6万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5万人的清军。

　　慈禧太后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委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在三个月后。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方拒绝。6月23日，中法冲突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希望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中国腹地。所以，和约无效、冲突再起使法国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11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清军几次失败后，又派遣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朝鲜问题的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东北亚危机

　　中国“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洋务新政经不起考验，“有限现代化”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南部边陲朝贡国只好一个接着一个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进入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保护国。中国南部实际上已面临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被迫放弃南部附属国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已有人意识到，中国的真正危险，除国内骚乱，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如丧失朝鲜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奕

　　、李鸿章等不愿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深刻教训，那就是琉球的丧失。

　　琉球群岛是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面积三千平方公里，包括470多个岛屿，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横列在日本九州鹿儿岛与台湾岛之间。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琉球被称为蓬莱、瀛洲等，琉球与中原王朝关系悠久，明洪武十五年(1372)起认中原王朝为宗主国。明清两代派往琉球的册封使络绎不绝，琉球王国依朝贡体制按时进贡，一直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奉中原为正朔，使用汉文。中原与琉球交往密切，留下大量诗词歌赋，见证了中琉非同寻常的关系。

　　琉球是个小国，中原王朝是其靠山，但小国的特殊生存环境导致其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又过了几年，1609年，琉球被萨摩征服。此后，琉球继位国王也接受日本封号，自愿臣服。换言之，琉球成了中日两国藩属。 [3]

　　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也是琉球危机值得分析的因素。由于琉球很长时间自认是中日两国保护对象，而中国进入近代学习西方以后，对于藩国事务有心无力，再加上中国作为宗主国素来不愿干涉属国事务——“番邦自主”——这也是琉球王国地位后来生变的一个不应该忽视的因素。

　　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力主废藩。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这一举措是专门对着琉球来的，但这个举措确实让琉球的命运发生了惊天逆转。

　　日本明治天皇

　　在日人看来，琉球是自己的藩国，就应随着日本政治改革进程，终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专注于与日本的宗藩关系，纳入日本的“政治秩序”一体化轨道。1872年10月，明治天皇宣布设立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列入“华族”。紧接着，宣布接管琉球王国外交权，由外务省统一管辖琉球外交事务。次年(1873)，将琉球进一步“日本化”，视为府县，并将其划归内务省管辖。琉球的租税则像其他府县一样，缴纳给大藏省。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清政府“尽逐日兵出境”。

　　此时，中国南部及西北边陲相继出现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据理力争，然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责任“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正当利益，主持正义、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

　　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要扩大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很早就是中原王朝的属国。到了近代，朝鲜没有像中国、日本那样尽快接受西方影响，在很长时间我行我素，闭关锁国。

　　正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资本的世界化，不会容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例外。朝鲜可以利用列强精力不济，继续“隐士王国”的世外桃源生活，但其最终依然无法自外于经济全球化。

　　作为属国，朝鲜坚信中原王朝是其稳定后盾，因而不论西洋，还是东洋引诱其开放，朝鲜始终一句话：有事你们去北京找我们的“上国”谈判吧。 [4]

　　在资本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朝鲜傲然独立肯定不会持久，随着中国“有限制地”对西方开放，西方的资本、商品、舰队、传教士等络绎不绝进入内地，也试图进入中国的番邦。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清政府有意劝导朝鲜与西方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影响。对此，朝鲜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变革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

　　“主权线”与“利益线”

　　伊藤博文

　　为协调中日矛盾，日本专使伊藤博文专程前往中国，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与李鸿章达成共识。

　　中日天津谈判互有让步，伊藤博文没有在甲申政变中方责任问题上穷追不舍，没有利用中法战争故意刁难。伊藤的姿态让李鸿章放松了警惕，李在谈判中表示：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

　　李鸿章

　　李鸿章的善意远超伊藤预想，所以伊藤也非常感动，以为李鸿章所说“光明正大，极有远见” ，希望两国照这个思路进行，维护东北亚稳定。李鸿章一直认为朝鲜是中国属国，中国有责任在朝鲜遇到重大危机，或在朝鲜请求时出兵援助。而日本，由于《江华条约》已否定中国宗主权，因而伊藤对于中国有权出兵持反对意见。最后达成妥协：

　　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一条，理论上并没有感到哪里不合适。但是第一，这个条款再次确认了日本不承认中国宗主权。从日本观点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限、利益是相等的，因而要出兵，必须互相知照。第二，日本彻底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中国此时如果明白这些，此后十年就应致力于重建与朝鲜“正常的国家关系”。

　　事后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对朝鲜的出兵权，无疑是甲午战争一个无法回避的导火线，是李鸿章的重大疏忽。但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出兵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力保中国对朝鲜一种“想象的宗藩关系”，“今已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对朝鲜)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日俄)两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

　　李鸿章以“大国均势”原则处理朝鲜事务，不仅要考虑防备日本，还要防范俄国。李鸿章认为，假如俄国侵夺朝鲜时，日本是可以凭借的力量。李鸿章此时的目标，是想让朝鲜保留在所剩无几的中华帝国宗藩体系架构中。李鸿章的疏忽或不足，主要是不具备“近代国家”知识，不知道适时将“宗藩关系”转化成正常的“近代国家关系”。假如李鸿章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凭借中国在甲申政变后对朝鲜政局稳定的贡献，凭借经济影响力，帮助朝鲜走向现代，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么，朝鲜一定是中国最坚定的盟友，毕竟地缘因素让中国得地利之先。

　　中日间迟早发生冲突，主要是两国利益交集，特别是两国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地缘政治导致利益冲突，由于没有一个协调机制而变得非常复杂。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以富强为诉求，对于外部世界并不愿给予太多关注，只要不明显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在很长时间得过且过，听之任之。甚至面对宗藩解体这样的大事变，中国也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宗藩毕竟不是本土，解体就解体吧，独立就独立吧，宗主国面对西方压力已显得无能为力。

　　日本与中国情形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而被美国强制打开国门的岛国，日本迅即尝到了自由贸易的甜头。日本比中国更早明白自由贸易是双向，不是单向。日本向美国，向世界开放了市场，其实也意味着美国，意味着世界向日本打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所以，日本较中国更早体会到开放的好处，更早生发走向世界的冲动。

　　走向世界，对于日本来说，面对的一个物理空间就是冲出岛国，踏上大陆;而冲上大陆，势必与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日本能够选择的两个踏板，一是台湾，另一个是朝鲜。日本如果不能说服中国“借道”，那么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一直注意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在甲申政变后，日本渐渐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不断改善、提升自己的武器装备，战争危险日趋严重。

　　山县有朋

　　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山县有朋是至关重要的人物。1888年，也即北洋海军成军那一年，山县有朋手拟《军事意见书》、《外交策略论》等文件，详细分析国际格局，明确规定朝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坚定主张日本外交应联合英、德，并通过与中国缔结“日清同盟”去共同保护朝鲜。很显然，日本此时最大的担忧似乎还不是中国，而是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日本有意与中国结盟，并不是尊重中国宗主权，而是在否定中国宗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共同维护朝鲜稳定。假如中国此时也有类似认识，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走出，即便不与日本联手，也完全有把握帮助朝鲜建构一个现代国家，继续以“大国均势”应对俄国对朝鲜的蚕食，甚至也能遏制住日本的野心。

　　对于日本的设想，中国当然不愿回应。理由只有一个，即中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并不承认日朝《江华条约》，中国的立场自有其正当性。

　　1890年12月6日，山县有朋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在帝国议会发表施政纲领《外交政略论》，以为日本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根据“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日本的利益不仅在境内，而且与其利益相关地区，都将被划在“利益线”之内。这样，当日本觉得朝鲜为其利益范围时，就会不惜代价控制朝鲜;当日本觉得亚洲大陆成为其利益范围时，就会不惜代价控制亚洲大陆。如果从近代国家发展的一般逻辑看，资本主义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孤立主义行动，资本主义世界性决定着近代国家无法只埋头赚钱，不问外务;也决定了近代国家的国防不是简单防务，而是怎样随着自身利益范围的扩大而延伸防务空间。所以，山县有朋在演讲中说：“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线权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根据“利益线”理论，琉球、朝鲜、中国、越南、缅甸等，都是日本“利益线”所辖范围，而其焦点最初集中在朝鲜。日本不能容忍中国对朝鲜的绝对控制，因而为防止想象中的朝鲜危机，山县有朋提出日本陆海军经费必须占年度支出的大部分，日本就此走上疯狂的扩军路。天皇从皇室经费中划拨专款支持购买外国军舰，以为日本国民示范。1891年，日本自己建造的桥立号完工并交付海军。第二年(1892)，日本在法国订购巡洋舰松岛、岩岛交付使用。1893年，日本又从英国购买吉野号。又一年(1894)，由英国设计，在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的巡洋舰秋津洲号交付海军。至此，日本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6万吨。

　　海军之外，日本陆军也在过去几年获得迅猛发展，相机组建六个野战师团、一个近卫师团，均配有炮兵、骑兵、工兵等，现役兵力达12万多人，野炮、山炮总计240门，战马3.8万匹。

　　至此，日本战时总动员兵力可达23万。为扩大军需产品生产，除强化国内军工企业，大量制造枪炮弹药外，日本政府还拨巨资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仅1894年购买军火就花费420多万日元。

　　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海陆军频繁进行联合或单独演习。在所有演习中，日军都不再提及俄国，而完全以中国为假想敌。

　　据研究，日本还向中国、朝鲜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行者，有的干脆就化装成中国人，千方百计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人文等各方面情报。日军参谋次长、对华谍报总负责人川上操六对烟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实地勘察，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探查军队部署。日本间谍绘制的军用地图，将中国东北、山东半岛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土丘，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晰准确。

　　朝鲜的冷淡使日本甚为不满，日本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反映，而中国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称朝鲜虽是中国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

　　北洋海军成军

　　与日本扩军备战几乎同时，中国也在致力于军队现代化。

　　过去很多年，中国并没有真正遇到从海洋进入的敌人，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知有海军。林则徐、魏源认为，与英人作战，最要之处在“船炮水军”，成败端在中国能否建立一支所向披靡的海军。

　　林则徐、魏源的见解没有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又经20年蹉跎，西方科学技术又获长足发展，蒸汽机技术已全面运用于航海。1860年，英法联军凭借“坚船利炮”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直逼京师，清廷不得已与各国签订城下之盟，中国人至此方才醒悟，意识到继续凭借长矛、帆船已不足以对付变化中的世界。

　　洋务新政第一步就是强军，就是建立一支现代水师，因为中国在与西方诸国达成妥协后，依然存在一个巨大心腹之患，就是已在南京城里长达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让富庶的东南半壁不在清政府手里。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南京城里安稳如故，一个重要原因是南京易守难攻，巨大的江面成为天然屏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那个时代确实很难破城。

　　为攻城，曾国藩等想了无数办法，甚至仿造西方轮船，但是根本弄不清西方轮船的内在技术，仅仅外表的模仿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清政府重金聘请西洋技师设厂自造。

　　在中国本土建造船舰是一条最正当的路，只是这种方式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1862年，恭亲王奕

　　通过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授权身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购置一支火轮舰队。

　　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熟悉中国，知道中国之所需，只是为人过于傲慢武断，他并没有与总理衙门充分协商，竟自作主张为中国购买了8艘轮船，并顺带做主雇佣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总司令，甚至规定阿思本只接受代表中国皇帝的李泰国的命令。

　　很显然，李泰国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他后来为这个鲁莽决定付出了代价。中国不可能容忍一支桀骜不驯的洋人水师，在指挥权、管理权无法妥协时，中国自认倒霉赔偿阿思本一笔违约金。至于李泰国，也只好拿到一笔赔偿后丢掉海关总税务司之职。中国第一次创办海军的尝试付出了不小代价，依然失败。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不会接受一个不受约束的现代化洋人海军，创办属于自己的海军就成为自强运动本有之意。1865年，曾国藩鉴于李泰国事件的影响及中国尝试建造军舰不断失败的教训，建议朝廷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委派留美归来的容闳负责机器采购，利用西方技术在本土制造现代化战舰。仅三年(1868)，第一艘木制汽船惠吉号竣工。至1872年，江南制造局共打造5艘战舰，最后一艘拥有四百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

　　恭亲王奕

　　创办一支自己的海军，是洋务新政的既定主题。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在那个时代，恭亲王、曾国藩等并没有既定蓝图，边走边看边调整，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各省督抚寻找办法，进行试验。

　　1866年，即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船政局，设于马尾，故又名“马尾造船厂”。在继任大臣沈葆桢苦心经营下，成为远东最大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由中国投资经营，但在技术、管理方面，从一开始就重金聘请西洋人为正副监督，总揽一切，完全按照西洋方式进行生产。1869年，福州船政局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轮船15艘。这些战舰主要交付福建水师、南洋水师使用，为那时中国水师主要战舰。

　　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都是海军事业的开创者，都为中国海军初期发展贡献出了心智。但说中国海军建设的最重要人物，还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与太平天国交手时，与洋人军官戈登、华尔等都有密切交往，早就知道洋人“坚船利炮”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早就渴望拥有这样的武器。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处理朝鲜、日本等外交事务。在与东、西洋广泛接触中，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标志是西洋人自印度而南洋而中国，步步紧逼，稳步推进，中国必须面对、顶住这一挑战，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唯一路径就是用西洋“坚船利炮”武装自己。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此后任职北洋20年，无论辖区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状况好还是坏，他都坚定不移、不遗余力地推动强军，推动海防，推动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果一定要说李鸿章在洋务新政中最大贡献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以及附属水师学堂等设施。

　　1875年，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助下，李鸿章从英国订购了4艘军舰，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这是北洋海军最初家底，也是英国军事工业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新款军舰。其特点为舰体虽小，但配置却是主力战舰大口径火炮;其主要用途不是出海打仗，而是当作海上可运动的炮台，精致灵捷，转移方便，一旦某港口局势吃紧，需要加强防务，临时抽调这几艘军舰是最便捷的事情。

　　从后来的观点看，第一批军舰还算不上真正的海军舰队，但考虑到中国毕竟第一次接触西洋现代装备，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三年后(1878)，李鸿章再接再厉，仍请赫德帮忙，从英国购买4艘小型军舰，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和镇西。

　　四“镇”系列与第一批龙骧等舰一样，都存在很多缺陷，船体狭小，大炮沉重，行动迟缓，只能在沿岸浅水行驶，没有办法驶向大洋，与敌舰正面交锋，无法用于实战。

　　对李鸿章主导的早期购舰活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多批评。不过实事求是说，李鸿章或许在这些活动中有看走眼的时候，或许价格虚高，军舰性能也不甚合乎中国需要。但如果不脱离海军初建历史背景，应该承认李鸿章主导的军舰采购大体上合乎一般规律，因此清廷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停止向西方购买军舰。

　　1881年，李鸿章继续依靠赫德从英国购买了两艘快船，后命名为超勇、扬威。这两艘巡洋舰尽管在后来也发现不少问题，但不论性能、体量、火炮装备，都是先前战舰的更新换代，具有升级意义。这两艘军舰都参加了后来的黄海大战，而且表现英勇出色，为北洋海军的骄傲。

　　英国海军是北洋海军的示范，也是北洋海军的理想，因而北洋战舰许多都购自英国，只是早期购置的英国战舰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战舰，因而稍后向德国定制7000吨级铁甲舰，1885年相继交付，被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这两艘军舰后来都成为北洋海军主力战舰，为当时远东最大型军舰，也是中国海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两艘铁甲舰，装甲厚12—14英寸，并分别配置有4门12英寸口径主炮。定远舰为舰队旗舰。

　　与定远、镇远同厂出品的还有济远。济远的订购计划为定远级第三艘，只是后来因为经费缩水而改为穹甲巡洋舰。这艘军舰后来参加过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及威海之战，只是首任管带方伯谦表现不好，在黄海海战时临阵逃脱，让济远官兵蒙羞。

　　1888年底，清政府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标志北洋海军成军。至此，北洋舰队规模初具，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总吨位5万吨 [7] ，官兵四千多人，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是“同光中兴”的重要标志。

　　近代海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购买西方战舰就一定能战胜西方。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其实就是没有充分领悟现代化工具一定要有现代化的人去操控。假如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坚船利炮前的时代，无论怎样先进的工具，其功能都不可能获得充分施展。

　　李鸿章等洋务新政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推动近代海军建设时，格外注意海军人才培养和基地建设。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负责处理北洋海军的日常事务。第二年，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从全国调派优秀师资，为北洋海军培训急需人才。

　　根据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 [8] ，北洋海军现有战舰分为中军、左翼、右翼三路，每路三船，即以一船为一营，由北洋大臣委任某营官管带。参照这些原则及英国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成军之初，酌定官制如下：

　　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在威海建海军衙门办公。另于威海、旅顺两处，各建基地。根据李鸿章提名，海军衙门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总兵丁汝昌补授北洋海军提督，为北洋海军最高指挥官。

　　对于丁汝昌的任用，由于后来黄海海战打得一塌糊涂，威海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因而后来研究者对于丁汝昌是否有足够能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存疑，甚至以为李鸿章任用私人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实没有逃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路。就大节而言，丁汝昌不仅是北洋海军最早介入者，而且在海军业务方面并非外行。至于品质，更是以死殉国，从容就义，具有古典豪杰的风度。

　　提督之下有总兵官二员：

　　左翼总兵，由记名总兵林泰曾担任，兼管中营，委带镇远铁甲战舰。

　　右翼总兵，由总兵衔水师补用副将刘步蟾担任，兼管中营，委带定远铁甲战舰。

　　林泰曾、刘步蟾，均为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留学英国习海军，为严复同学、好友。

　　总兵以下设副将五员，分别委带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必须“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 [9] 但这些规定后来并没有获得认真执行。

　　北洋海军初建，在制度、等级、编制、人员、俸饷，以及员弁升迁、处分、训练、会操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基本参照西方国家标准制订，严格且可操作。只是，甲午一战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所有一切无法再提。

　　为配合北洋海军建设，清政府于1885年创设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

　　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当然，既然为“北洋海军”，那么真正掌握这支新型军队的，还是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李鸿章主持下，北洋海军发展势头不错。由于不错，也就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在后来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并将其假想敌由俄国转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北洋海军并非失败后所说的那样不堪。北洋不仅拥有可以与日本媲美的一流战舰，而且由于中国地理环境优越，北洋海军还拥有日本海军望尘莫及的旅顺、大连、威海等基地。这些天然良港为北洋海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四周的炮台，让这些良港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只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洋海军残部后来会在威海良港成为瓮中之鳖，被日军死死围住。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可检讨的问题很多。但两个甲子过去了，我们不应继续以成败论英雄，应如实肯定北洋海军的成绩，如实探究失败的原因。

　　日本不会听任朝鲜继续闭关锁国，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1876年2月24日，日本利用“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达成和解，签订《江华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平等权力;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责任，中国在朝鲜影响力显著下降。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无论怎样继续强调，但在日本再也不愿承认。

　　中国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的影响，中国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开放，试图借西方抵消日本影响。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不久，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法、德等达成类似协议，促成朝鲜对外开放，中国的影响也因此恢复，朝鲜依然自认是中国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朝鲜亲日派在日本支持下，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发动政变，庆军营务处袁世凯、统带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因朝鲜发生正面冲突。这就是影响后来历史进程的“甲申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