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对外扩张
来源：戚海莹   2018-04-21 08:54:02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为此，日本开始了大力扩军备战活动。

　　首先，从军事制度上进行改革。明治政府于1870年先组建专门保护天皇的“御亲兵”——皇室的近卫军，同时整顿改编各藩的藩兵。设置东京、大阪、仙台、熊本、名古屋、广岛6个军管区，称为“镇台”，实现了全军的统一指挥。在北海道则实行屯田兵制度。海军建设则由接收的幕府和各藩的舰船编组成军。

　　其次，学习外国的军制，提倡“武士道”精神。1872年1月，兵部省一分为二，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长州藩出身的将校掌握了陆军省，萨摩藩出身的将校掌握了海军省，形成两大实力派系。鉴于普法战争中德军打败了拿破仑，日本的军制便由过去采用的法国军制，改学德国的军制和战术，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派去德国进行考察学习。同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明确规定：凡年满20岁之国民，无论出身贵贱，只要符合应征条件者，均应服兵役。又学习西方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起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常备军。为了适应新军制，日本军队特别重视起源于古代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并和近代的军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制定了《军人训诫》，将“忠实、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精神的灵魂。所谓“忠实”，就是效忠天皇;“勇敢”，就是敢于为天皇卖命;“服从”，就是绝对服从命令，作为驯服工具。

　　19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内部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征韩论”之争。日本本想通过外交直接进入朝鲜，却被朝鲜拒绝接纳。日本政府决定改变外交策略，用绕道的办法来达到直接的目的。日本外务省于1870年初制定了对朝的三条原则，其第三条就是：“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退居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朝鲜。”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为最上之策，所以“同中国的交往虽不比同朝鲜的交往更急，但从怀柔的观点来说，也应该首先着手进行。”

　　同年9月，日本政府首次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就两国建交和通商问题进行了初步谈判。次年6月，日本政府加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继续会谈。伊达宗城以欧美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企图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要求“与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当即遭到中方代表李鸿章的拒绝。后来，经过多方的磋商，基本以中方所提草案为基础，双方正式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修好条规》的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两国互相派外交使节，彼此指定通商口岸(中国15处，日本8处)，中日两国在各指定的通商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本来，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派遣伊达宗城来华议约，获取多方面的利益，但所得不多，未能如愿以偿，批评条约之声不断。为此，伊达宗城被召回国，被迫辞职。《修好条规》也迟迟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1871年12月19日，发生了琉球船民在台湾遇害一事。随后，在日本政府内部，便开始酝酿发兵侵台了。1872年8月31日，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上书，请求担任讨伐之责：“伏愿仰赖皇威，兴问罪之师，使其畏服。故谨恳乞借给军舰，直指彼巢窟，歼其渠魁，上伸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之冤魂。”可见，正当“征韩论”尚在相持不下之际，“征台论”又冒出来了。

　　先是，日本国内“征韩论”之争激烈进行之时，双方互不相让，争持不下，实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政府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先“富国强兵”，再待机而动。至此，“征韩论”之争以征韩派的失败而暂告结束，而因此造成的国内政局的极大动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1874年1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审视国内情势，必须安抚已经下台的征韩派大臣和失势士族，将国内的不满转移到国外去，都认为此时“对生蕃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的行动”。

　　是年5月7日，第一批侵台日军在台湾南端的琅王乔登陆。此后，侵台日军陆续增兵，总兵力达到3658人。但由于台湾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战事不利，日军战死12人，负伤17人，病死581人，减员约六分之一。除此以外，全军上下皆为疾病所困扰，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侵台日军统帅西乡从道见军事上既难以开展，处境又极其困难，便只好寄希望于外交讹诈。于是，日本政府派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大使抵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于1874年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专条》除第一条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外，还在前文里写上了“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的字样。随后，双方又签订了《互换凭单》，规定中国先付给抚恤银10万两，俟日军于12月20日全行退出后，再付给日本在台修道、建房等费40万两。这个条约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容忍日军侵台的罪行，而且等于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地。这次交涉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也为日本下一步对外扩张，吞并琉球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本制造侵台事件后，外交讹诈又已得逞，自然要开始其既定的侵夺琉球的步骤了。琉球群岛处于中日两国之间，分为36岛，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是一个岛国。1372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琉球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来华，朝贡方物，上表称臣。自是，琉球遵奉明朝正朔，每隔年遣使朝贡以为常例。然迄于19世纪中叶，琉球仍自成一国，内政、外交皆由自主。1872年，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亲政，示意琉球朝贺。并由天皇睦仁下诏，以琉球为藩，封琉球国王为藩主。这是日本走向吞并琉球的第一步。第二年，便将琉球置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并向大藏省缴纳租税。1875年9月5日，日本政府公然不顾琉球君臣的反对，在琉球实行新裁判制和警察制;更实施海外护照制度，凡琉球人民渡海到中国者，必须请发护照。这样，日本便对琉球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完全剥夺了其自主之权。事实上，琉球王国至此已名存实亡。1879年3月8日又断然下令，将琉球废藩置县。至此，琉球土地正式被日本吞并，国家覆亡，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是日本向海外扩张领土迈出的第一步。

　　日本在策划侵台与吞并琉球的同时，并未放弃“征韩”的打算，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便将计划逐步付诸实施。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侵犯朝鲜领海，并驶入朝鲜内河汉江河内，制造了云扬号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政府于1877年2月26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即通称为《江华条约》。日本的炮舰外交初试锋芒，实现了迫使朝鲜开国的计划，开始尝到了对外侵略的真正甜头。《江华条约》的签订，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第一步。

　　《江华条约》缔结后，日本除在经济上对朝鲜贪婪掠夺外，还为日后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朝鲜预做准备。朝鲜国内反日情绪高涨。1882年7月，由此而引发了壬午兵变。兵变中，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船逃回日本，于是，日本政府又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朝鲜政府于8月28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这个条约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从客观上说是大大地帮助了日人和朝鲜亲日势力。从此，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为其两年后参与策动甲申政变创造了条件。

　　1884年中法战争的发生，日本的老牌“征韩论”者受到莫大的鼓舞。乘机加快了侵朝的步伐。10月，日本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奉外务大臣井上馨的秘示后返抵汉城，即决定策动亲日开化党人发动政变。并扬言：“清国之将亡，为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对其大肆进行煽动。12月4日夜，开化党人与日人联手，在日人井上角一郎的亲自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发动政变。共杀亲清之大臣6人，重伤1人。至此，所谓“事大党”诸大臣被戮杀殆尽。国王李熙被迁入景祐宫。但由于驻朝清军入宫保护国王，朝鲜军民包围日本使馆，竹添“知难久持，次日自烧使馆，率兵列队迳赴仁川。”

　　这次日本所参与策划的开化党人政变，史称“甲申政变”，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一方面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不仅要向日本谢罪，赔费惩凶，而且进一步承认日本在汉城有永久驻军权;另一方面，又诱使李鸿章与之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就是说，中国承认了日本有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便为年后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