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天鼓 日本间谍到大清
来源：侯德云   2018-04-21 16:02:03

       1898年9月，清廷发动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重新训政。以此为开端，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不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太后的“亲政”仪式，一点喜庆色彩都没有，场面充满暴戾之气，说来有失“天朝”脸面。她召集光绪帝和少数朝中重臣训话，让他们都跪在她脚下，然后对光绪厉声训斥，道是：“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之后又说：“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在慈禧的严词责问之下，光绪战战兢兢为自己辩解了几句，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慈禧大怒：“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闻言，魂飞魄散，“竟不知所对”。

　　慈禧这个老太太，在那一瞬间，肯定是让光绪，更是让康有为给气糊涂了。你听听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一副反对变法的腔调。主流史学界曾经异口同声把她归并在“守旧派”阵营，大概也是以此为主要依据的吧?实际上，考证戊戌变法史实，哪里能找到一点慈禧反对变法的依据?即便在政变之后，也只是中止了“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变法的脚步，并没有完全终止。

　　谁都一样，难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换句话说，都有感性疯狂的时候。

　　慈禧随后把光绪软禁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没有发泄干净。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京剧。史料记载，政变后很长一段时间，慈禧经常点一出叫《天雷报》的京剧。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贫苦夫妻收养了一个弃婴，小男孩长大成人后考中状元，老夫妻前去探望，混蛋儿子竟不相认，悲愤之下，老夫妻撞死在养子面前。上天难容这个逆子，让雷公把他劈死。慈禧还亲自对这出戏加以改动：一是把状元扮成丑角;二是添加情节，让状元的嘴脸更可恶;三是增添五个雷公、五个闪电以及风伯雨师等，音乐效果也随之加强。不难揣测，慈禧是把戏中的混蛋儿子，当成光绪的替身，让雷电反复劈他。

　　我个人的看法，慈禧的情绪化，一直到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时，还在不断发作，否则局面也不至于那般混乱。由此可知，执政者的最大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性颠覆自己的理性。灭秦者秦也，说的也是这般道理。

　　2

　　笔者沉溺晚清史籍多年，从中收获很多新鲜的事实和从未有过的思考，同时也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感叹。

　　学者羽戈有话：“切记，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这无疑是知冷知热的行家之言，可惜笔者修养太浅，至今也无法做到以平常心对待。相反，在读到某个令人拍案而起的历史节点时，耳边常常出现幻听，心头也每每陡然一震，似乎“天鼓”在耳边、在心头不断轰鸣。

　　在我熟悉的语言环境里，“天鼓”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词汇。这个词汇，蕴藏着一种难以逆转的不祥之兆，它可以跟个体命运相关，也可以跟家庭命运、村庄命运或更大范围的集体命运，紧密相关。

　　古人对“天鼓”的解释是，“天神所击之鼓”(此外还有两种解释，与本文无关，不提)，说是“天鼓震则有雷声”。葛洪《抱朴子》：“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说白了，天鼓，跟京剧《天雷报》里的“天雷”，是一回事，即自然界中的雷电。

　　慈禧老佛爷常看《天雷报》，她想过没有，有一天，天雷也会毫不留情地报应到大清帝国头上?

　　我以为，对大清帝国而言，“雷公砰訇震天鼓”的不祥之兆，就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之后，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等事，已是天雷引燃地火，帝国之屋的坍塌不可逆转，即便诸葛再生，也无可奈何。

　　3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提起那场战争时说：“中日战争是中国末日的开端。”在他看来，战争之后，“中国的气泡被戳破了”，“里边充满的都是空气”。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田贝一个。抛开旁观者，当局者中，也有不少人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危害有多大。李鸿章无疑是清醒者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张之洞，所见也很深刻。他在一份奏折里把甲午战争的危害形容为“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之后还说，日本“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支吾)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足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外交界的诡异现象：“各国使臣来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往咆哮恣肆，非复前比矣。”这等于说，外国人根本不把大清国的外交官当人看。还有一位官员说他在总理衙门遇见洋人来访，“态度极为凌厉”，把他老人家气得“血管几欲沸裂”。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大清帝国的“精气神”，在甲午战后衰败到何种程度。

　　与此相呼应的另一种说法，是日本政客伊东巳代治在1923年的感叹：“呜呼，今日日本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一声感叹，至今还铭刻在马关“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外的石碑上。

　　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在物质层面损失巨大：赔款两亿三千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割让台湾、开放通商口岸等。中国这位衰老的巨人，在一个“蕞尔小国”面前，算得上是丢尽了脸面。在这些损失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计算。那便是精神上的凌迟之痛。从此在整个东亚地区，大清帝国再无话语权。用日本人的思维来说，便是“利益线”丧失殆尽。如今痛定思痛，那痛依旧铭心。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专著《晚清七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我对此论，完全赞同。

　　也许有人会纳闷，说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的天鼓，似乎还好理解，怎么把戊戌变法也包括在内?

　　我的解释是，戊戌变法，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这非理性，预告了帝国命运的大劫。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回顾戊戌变法时，用了这样的字眼：“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在我看来，天鼓的这一次爆响，绝不亚于甲午战争的雷震。《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价戊戌变法：“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你说，如此激进的变法，是不是感性对理性的颠覆?而感性对理性的颠覆，是不是天朝的不祥之兆?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把戊戌变法称作是“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确实是“激情一跳”，可这同时也是闭着眼睛的一跳，扑通一声，掉到沟里，不光灰头土脸遭人耻笑，还摔折了老胳膊老腿，从此步履更加蹒跚。

　　羽戈在《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用充分的事实论证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对这一结论，我是信服的。那个“广东小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后期，竟然生出“围园(颐和园)杀后(慈禧太后)”之心，走的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之路，不是“革命”又是什么?而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清帝退位，是谈判谈下去的，而不是用武力打下去的，改革的元素非常明显。

　　历史的荒诞让我恐惧。这恐惧随着阅读的深入，越来越强烈。这也导致我的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

　　4

　　我把这本书按内容划分为三卷，“事件”“人物”和“思絮”。“事件”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事件，“人物”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活跃人物。事件里边有人物，人物活动又是事件的主要成分，两者可以混为一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有的篇章以事件为主线，有的则以人物为主线，按不同视角对史料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裁剪。当然，这里边毫无疑问会夹杂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情感。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永远做不到历史学家那样的冷静。退一步思量，我只是以随笔方式把晚清史作为叙事对象，非虚构写作而已，又何必冷静。最后一卷“思絮”，是我阅读部分晚清史籍的感悟类文字。这感悟，绝大部分也是围绕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生发出来的，只有《回顾与慎思：关于安重根和伊藤博文》和《“以满人为本”与晚清国运》两篇，距离这两大历史事件较远，但其中的逻辑联系，显而易见。

　　我的这次写作之旅，是被一个又一个“兴奋点”驱动而成的。潜水式的阅读之后，便是对这两大重要事件和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梳理和认知。梳理和认知的结果，如羽戈所说，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我真诚期待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怎样的年代，不受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对吧?

　　日本间谍到大清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始末

　　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1870年9月27日，日本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携带明治政府的“无限诚意”，到达天津港，旨在游说清政府与日本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柳原率领的代表团，共有十三人。这个数字，在西方人看来很不吉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日本人的主动“示好”，对于大清帝国，确实很不吉利。

　　柳原到天津后，先后拜见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交了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的书信。书信的措辞情真意切：“方今文明文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船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信中的“泰西”，意思是“西方”。

　　成林很快将书信转交总理衙门。这个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上上下下，最怕办外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他们给柳原发照会说：“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结尾还自作多情地加一句：“此乃中国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明悉此情也。”

　　先说什么“大信不约”，再把“不跟你玩儿”说成是“格外和好亲睦”，明显是糊弄鬼嘛。柳原不听糊弄，转而游说李鸿章，再三恳请，说：“英法美诸国，强迫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此番言语，一下子挠到老李的痒处。老李是主张“以夷制夷”的呀。何况，早在1865年，他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出“联日以制泰西”的主张。

　　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陈述与日本建交是大势所趋。最重要一条：“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同时成林也上书陈情，意思跟老李差不多。

　　总理衙门再次照会日本方面，说，好吧好吧，既然“大信不约”“格外和好亲睦”你们不干，那就照你们说的办，等明年你们的“特派大臣到津”以后，我们再好好商量这事儿。

　　随后，恭亲王奕?给两宫太后上奏，说日本打算如何如何，臣让李鸿章和成林去交涉，成林“往复再四”劝日本人回去，他们说不。臣为什么没有立刻答应他们呢?怕的是答应得太痛快，他们登鼻子上脸，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另外，要是不答应他们，他们一旦请英法出面帮腔，咱就被动了。咱得罪不起英法啊，到那时候再答应，太丢脸了是不是?与其将来不得不答应，还不如现在就答应算了，省得日本人“饶舌不休”，臣的耳朵都让他们磨出老茧啦。

　　从奕?的奏折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大权，基本掌握在总理衙门手里。上奏，仅仅是通报一下情况。也不难看出，恭亲王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言辞也很柔软。他还是很讲“政治”的。

　　洋务派同意跟日本订约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反对派以安徽巡抚英翰为代表，提出订约“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衡量利弊，“与其将就一时而贻害无穷，不如明其大义，以绝非礼之求”。

　　说起来，清廷还是有一点民主意识的。他们把英翰的奏折“寄谕各疆臣”征求意见。力挺英翰意见的人，皆“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

　　李鸿章坐不住了，上奏驳斥反对派的观点，历数跟日本订约的理由，其中有很尖锐的一段话：“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辱。就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说到底，还是重申“以夷制夷”的思想。不过必须承认，老李对日本及国际形势的认知，显然高人一头。

　　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上奏表达个人意见，奏折前半截的意思跟李鸿章相近，后半截提出一些具体的订约意见，如“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其不可说什么利益“一体均沾”，简而言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曾国藩心里有话，没全部说出来。以前，大清跟西方各国订约，吃过“总例办理”和“一体均沾”的亏，他是暗示清廷，不能总吃豆子不知豆腥味。

　　清廷听懂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下诏书表扬老曾“所虑颇为周密”，同时指定由李鸿章负责跟日本人谈判。就在此前不久，大清撤销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位，由李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老李办外交的时代开始了。跟日本订约，是他外交生涯的“处女作”。

　　曾国藩的“所虑”，后来成为中日建交一个激烈的争论点。日本代表团坚持要享受西方各国的一切待遇，商讨信函的措辞非常巧妙，貌似有理有据。李鸿章的两位助手，应宝时和陈钦反驳无据，极不耐烦，竟失外交礼仪，大耍泼妇，说什么，我天朝没想跟你小日本结好啊，是你们腆着脸主动要结好的，那几个破字，就是不能写，你们干就干，不干拉倒!这一通泼妇语，把日本代表团副使柳原给整蒙了，“徘徊踌躇了十几天”，才重开谈判。

　　谈判从1871年7月29日开始，到9月13日结束，双方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馆、彼此商民往来贸易等各项事宜。

　　抛开签约日里有个“十三”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十三”——日本成为跟大清建交的第十三个国家。历史深处有一个小鬼头，喜欢开开玩笑。

　　李鸿章挺高兴，觉得跟以往不同，这是一部平等条约。后来的史书也多持此论。美国学者马士，带点调侃的语气说，这“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条约。

　　至此，大清终于放弃从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跟大清，是地位相等的主权国家。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之后，日本动作很快，第二年年初，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和福州领事馆。同年8月，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到中国东北侦探考察。第三年，开设香港领事馆。第四年，派遣柳原到北京，设置公使馆，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跟日本的“草率”相比，大清政府“稳重”多了，直到签约后第六年，才派何如璋率使团进驻日本。

　　从此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日渐频繁。比较而言，还是来多去少。大清对日本真正感兴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日本为样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战败第二年，就派出十三人(怎么又是十三?)到日本留学，到1905年前后，在日本的大清留学生达八千人之多，这其中，包括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博得大名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留学生团体之外，各地官绅到日本游历、考察的也不少。

　　日本人的动作总是比大清敏捷，自建交之日开始，他们就蜂拥而至。有官方组织派来的，有民间组织派来的，也有自己主动要来的。形形色色的官僚、学者、记者、作家、艺术家、商人等等，都变成小蜜蜂，纷纷来大清采蜜。目的多种多样，有观光旅游的，有求学工作的，有发展实业的。这些人中，混杂了大量日本间谍，以采集大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这支间谍队伍，为后来甲午战争日本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可怜的大清，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间谍为何物，直到战争即将爆发，才把日本间谍当回事。而自己的间谍队伍，仍然是水中月雾中花。

　　中日两国始于1871年的亲密接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日本非常主动，大清先是被动应付，到甲午战败后，才变得主动。对日本来说，大清是它强扭的瓜。谁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觉得大清这只大西瓜，甜得很。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两国建交归建交，骨子里还是互相瞧不起。在日本一面，认为清廷不是正宗，是窃取中原的“夷”。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有一个花絮，日本反对大清自称“中国”。“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大日本”不是你的“边疆荒服”，你不能写“中国”，只能写“大清”。其实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宋亡于元，他们认为是亡于“夷”，宋可亡，而“中国”不可亡，自此以“中国”自居。李鸿章不理那一套，声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改国号之例。”意思不外乎是说，“中国”是大清的固有称号，想侵犯我们的固有称号，我们坚决不答应。为这事，谈判耽搁多日，最后折中，汉文版的条约写“中国”，日文版条约写“大清”。由此可以想见，《中日修好条规》是汉文版的说法，日本版应该叫《日清修好条规》。前文提到的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的信件，中有“况邻近如中国”字样，也是汉文版的说法，日文版显然是“况邻近如大清”。

　　可恼的是，即便折中处理，日本代表团在日方保留的汉文合约中，仍旧使用“大清”而非“中国”字样。大清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代表团狡辩。李鸿章息事宁人，算了，鸡毛蒜皮的，没意思，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其实不光“中国”字样对日本人有刺激，“中华”和“神州”也一样。以大量海外史料为切入点研究晚清的雪珥说：“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而且这种宣传，还真的产生了一定效果，日本人觉察到，在大清的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远低于满人”。

　　大清朝野对日本的藐视，不以订约而改变，嘴上纸上依旧称对方是“蕞尔小国”或者“蛮夷小邦”。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三年后，这个“蛮夷小邦”竟然不宣而战，“冒犯上国”。

　　日本人眼里的大清国

　　从近代到当代，来中国游历的日本人，很大一部分，都会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包括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理志、诗文等多种形式。有些公开出版，有些收入秘藏档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的编者，为了叙述方便，将这些文字，统称为“游记”。这些游记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落地窗”。

　　这些游记的总量有多少，连日本人自己也弄不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支部——东洋文库，收藏这类文字最多。该文库的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出版《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一书，对明治(1869～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超过四百种的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此书前言中说，这四百多种游记，相对于明治以来出版的中国游记总数，“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可以想见，日本对中国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

　　我们把眼光聚焦在日本明治时期。那时候日本人眼里的大清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日本的“清国通”曾根俊虎在1874年写下的《清国漫游志》中说，大清官员“在北京耀武扬威，轻侮人民，聚集赌博，沉湎酒色，或行骗术，或贪贿赂，其为非作歹绝非语言能形容”。官如此，民如何?曾根叹道：“从上海出发以来，途经两千五百余里，其地皆已不知廉耻，民心殆离。人人尚黠诈，惟私利是图。呜呼宜哉!满清不振。想来变换之势，由来不远矣。”

　　此时距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距大清灭亡，也不过三十七年。曾根所说的“变换之势”，果然“由来不远”。

　　曾根在《北中国纪行前编》(1875)中有《天津总说》一节，对天津官民以及社会情状，有如下描述：

　　此地人情，如西洋人历史书中所载，此方人能诈伪，巧偷盗，其中本土人情极为狡诈，不知义理为何物，加之1860年(清咸丰十年)与英法之战败，活计极为穷困，故只知惟利是图之短策。

　　……穷困之人丧葬甚至没有棺椁，或置于屋后，或弃于城墙之下，被猪狗尿粪所污，市郊边缘更有棺木朽烂白骨外露而不能收尸敛骨者。鸦片烟之盛，甚于上海。木材极少，价格昂贵，多从南方运来。至于柴薪、煤炭等价格，高于本邦数倍。官员之威权极为凶猛，道台或府令等出门，不自骑马，必坐轿子，从者数十人。一年一度(旧历四月初七、八、九)，无贵贱、男女、老幼之别，都赶赴城里城隍庙集会，各自祈祷心中所愿，通宵达旦……官员之玩弄男色者最多。

　　……有乞丐，有裸体者，有身穿单衣者，满身污垢如墨，横卧桥头或大道，双眼盯着过往行人，以为是有钱之人，众乞丐则蜂拥而上，口称老爷，讨得钱物，方才止步。

　　参照《曾国藩日记》来阅读上面的文字，别有一番滋味。日记中记载，1868年，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就任之前，慈禧太后跟他有过四次谈话。最后一次，慈禧问他：“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答：“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慈禧说：“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曾说：“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忌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慈禧又说：“百姓也苦得很。”曾附和说：“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曾国藩事先摸了底，心中有数，但到任后，还是被直隶官场之腐败所震惊，在奏折或给同僚的书信里，反复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他把工作的主次关系颠倒过来，反腐第一，练兵第二。而那时候，天津驻军已经腐烂透顶，等于是穿制服的土匪。

　　曾国藩在天津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老曾素有“曾剃头”之名，在手握雄兵的十七年中，生杀伐断，毫不犹豫手软。到天津也是如此。第一批，他就剃了十一名官员的头;第二批，又剃了九名官员的头。直隶官僚，度日如年。

　　在第一批“剃头”之后，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深夜长谈，对时局极为悲观，似乎不抱任何幻想。

　　从曾国藩掀起反腐风暴的1869年，到曾根俊虎看到天津情状的1875年，中间相差六年时间。也就是说，反腐风暴的六年后，天津官员仍然“极为凶猛”，作威作福，而百姓也照样“苦得很”，只能寄托于宗教来安慰自己的灵魂。

　　对大清国情的认识，最为清晰的，是日本间谍的报告。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一份重要报告《复命书》，全面分析了大清的形势。报告中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已经无可救药，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行。

　　在日本间谍向国内递交的报告中，有个突出特点，都是再三强调大清的“全民腐败”，指出日本先要改造大清，然后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

　　在日本间谍群中，对大清国情认识最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他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详细分析大清的两个要害：一是严重的腐败。民间每年税赋的总量，是大清国库收入的四倍，“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举例说，两广总督芩春煊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还在衙门里设有“洋酒委员”一职。军队走私贩私，北洋海军尤甚。整个朝野“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其表面的改革进步，“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李鸿章自嘲，说自己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异曲同工)。二是缺失信仰，精神支柱坍塌。所谓孔孟之道，仅仅是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一旦当上官，孔孟那一套就被丢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导致清廷上下“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宗方还引用孟子的话，为大清的未来做了结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他预测，在十到三十年之间，大清“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史实告诉我们，宗方写完这篇文章十六年后，大清“支离破碎”。

　　日本间谍与“兴亚会”

　　日本派遣到大清的第一批间谍当中，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曾根俊虎。1871年，曾根投身海军，翌年，担任海军少尉。1873年，为交换《日清修好条规》，作为代表团的随员，第一次踏上大清的土地，年底，升任海军中尉。1874年，因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又被派遣到上海筹措军需物资，同时收集情报。此后又多次潜伏到大清，从事间谍活动。1878年，明治天皇接见，曾根向天皇呈献《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图》，这是他在大清收集到的重要情报。1879年，曾根升任海军大尉。

　　1880年，三十三岁的曾根在日本创立“兴亚会”，任干事长，倡导“大亚洲主义”，主张日清两国亲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在兴亚会成立之前的若干年，他先成立“振亚社”，兴办汉语学校，培养跟大清互通往来的专门人才。他的振亚兴亚思想，在《清国漫游志》中，已经有所表述。他认为，当时亚洲各国，如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已分别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原因在于亚洲各国“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姑息，轻薄苟且，无能张纲纪而独立”，要想摆脱欧洲列强的蹂躏，日清两国必须“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这是他《兴亚管见》一文的思想框架。

　　《清国漫游志》中记载，曾根在杭州参拜岳飞庙时，曾默默祷告：“东海一书生远道而来，表达钦佩之情。君如有灵，辅我微忠，振兴亚洲。”

　　1886年9月，曾根在《奉总理大臣伊藤伯阁下书》中，对当时的日清关系，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本邦人见清国人与见欧美人大异也，视之牛猪，加以轻蔑。清国人亦轻蔑本邦人，而至呼假洋鬼子……夫如此两国人民互失和睦、相互轻蔑之原因何在?我政府自知明治维新至近年，对清国之处置(台湾、琉球事件等)纵无侮彼之心，亦不免其形。我已侮彼，彼亦侮我，若不得侮，且怒且怨。呜呼，积怨深怒，何日不泄耶?

　　当然，曾根的大亚洲主义，骨子里，还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着想。“急派遣有志者往清国，一结彼欢心，二察其动静。今日之清国，本邦无机可乘。治世之贸易，乱世之战争也。战争也好，贸易也罢，不知己知彼，决不能制胜。”

　　由此可见，曾根的主张，并不是一味跟大清结好，也有为战争做准备的意思在内。只是暂时无机可乘，应以“结彼欢心”为主旋律罢了。

　　曾根在呈交给伊藤博文的《清国政府之概况》中，对此观点，表达得更加直白：

　　夫清国与本邦仅隔一带水，非或为辅我之良友，或为袭我之强敌哉!然则于本邦不管其治其乱，往彼之要地派遣志士，使通晓其事情，后来之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夫用兵掠地，清国也;欲由贸易致富，亦清国也。

　　伊藤对曾根的大亚洲主义，显然不太重视。他信奉的是“脱亚入欧”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处于强势地位。两种思想较量的结果，是大亚洲主义败下阵来。曾根不受伊藤赏识，多年仕途不顺，这是主要原因。

　　但兴亚会在中日两国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创立不久，当时担任大清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就加入此会，并介绍晚清著名报人王韬加入。

　　诡异的是，甲午战争前后，活跃在大清的日本间谍，无一例外都是兴亚会成员。其中的翘楚，荒尾精和宗方小太郎，更是坚定不移的大亚洲主义战士。不过这时候的大亚洲主义者，对大清现状，已经深深失望。他们认为日本必须调整战略战术，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荒尾精的兴亚思想，曾经得到日清两国的广泛关注。他的《兴亚策》被称为兴亚思想的经典之作。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如果日清联合，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依靠大清的财力，可以组建一支一百二十万人的强大陆军，同时还可以组建一支拥有百艘以上军舰的强大海军。由此，“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挥于宇内，宣示亚洲之雄风于四海”。此论，在宗方和梁启超那里，引发共鸣。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并不认为这是日本对大清的侵略，反而觉得这是振兴亚洲、解放大清的崇高事业，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坚信，只有革除大清的种种弊端，日本才能领导和团结大清，实现黄种人的崛起。这种思想显然具有很强的蛊惑性。甲午战后，大清朝野并没有弥漫强烈的仇日情绪，相反却从官方到民间，都把清日亲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来往更加频繁，以至于西方政治家和媒体，频频大谈“黄祸论”。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能说跟日本的兴亚宣传毫无关系。

　　更为诡异的是，以推翻皇权为目标的晚清革命党人，竟然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看作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乐善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

　　日本的间谍系统，有四个层面，一是内阁情报机构，二是外务省情报机构，三是军队情报机构，四是民间情报机构。甲午战争前后，活跃在大清的日本间谍网，主要是由私人企业汉口乐善堂构建起来的，有点志愿者性质。这个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精忠报国”。商业活动，只是为间谍们提供活动经费而已。

　　乐善堂的创始人，是日本商人岸田吟香。

　　岸田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其声望可以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提并论。他先是从事新闻业，创办《海外新闻》报，后又担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纵谈时事，笔力雄健，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日本“四大名记”之一。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岸田成为第一位随军记者，他的战地报道，让《东京日日新闻》销量大增。正当新闻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突然弃笔下海，开始经商。1877年，他正式在东京注册公司，名为乐善堂，经销眼药水等各种药品和书籍，生意兴隆，很快成为巨富。

　　那时候眼药水刚刚问世不久。它的发明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这个赫本，就是后来美国大牌影星凯瑟琳·赫本的亲爷爷。赫本博士以传教士身份，先后在日本生活过三十三年，岸田曾经担任他的工作助手。后来，赫本博士把眼药水配方送给岸田，让岸田完成了从笔杆子到商人的华丽转身。

　　东京乐善堂获得成功以后，岸田来到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在英租界内开办上海乐善堂，很快打开局面，成为上海滩的名人，在大清官场左右逢源，跟湖广总督张之洞颇有交情，同时跟上海文化界人士，过从甚密。1888年3月23日，上海《申报》有文章写道：“东瀛岸田吟香先生风雅士也……招致海内名流，开宴小饮，拟设诗社……沪江为文人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岸田成立了“玉兰诗社”，用以广泛结交上海的文化名流。

　　岸田还经常做些慈善活动，免费向平民发放药品，把自己装扮成慈善家的模样。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谍报官荒尾精，奉命潜入上海，很快跟岸田相识。一番晤谈之后，岸田为荒尾精指点迷津：“足下如欲调查中国大陆，最好化装成商人，较为便利。本人可助一臂之力，当在汉口设立一乐善堂支店，委君经营，足下可分头派人赴中国各地贩卖本堂药物等品，既可掩人耳目，又可将售得之款，供调查费用。”

　　很快，汉口乐善堂开张，从在华的日本浪人中召集了不少“爱国志士”充当间谍。

　　汉口乐善堂在大清全国各地，设置了大量“支部”。开张之初，就设立长沙支部，之后又先后设立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各支部无一例外，表面上都是店铺，间谍们留长辫，穿华装，打扮成清国人模样，以行商作掩护，大摇大摆行走各地。也有假扮和尚、乞丐的，参山拜佛，沿街乞讨，趁机收集情报。

　　汉口乐善堂自堂长荒尾精以下，内部分设三个机构，一是主管经营和会计的部门，二是负责整理各地间谍调查报告、摘录报刊消息、考核“干部”等业务的部门，三是将各地调查报告、报刊消息汇集成书的部门。

　　这一间谍组织内部管理非常严密，自我价值的认定，也拔得非常之高，强调他们的“强烈之事业”“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他们自称“我党”，订立“党规堂章”，要求“同志们”平日与外人交往时，“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北京支部在荒尾精眼里是“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最信赖的间谍宗方做掌门人，同时兼任天津支部的“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考察清廷中央动态，北洋舰队的动向，此外还要收集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和内蒙古的情报。

　　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汉口乐善堂将六种清国人列为侦察和统战对象，包括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和富人，而且把这六种人又做了细致的分类，如“君子”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等等。

　　汉口乐善堂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活动，名为“四百余州探险”，各支部按总部统一部署，大搞“上山下乡”。一时间，日本间谍的足迹遍布两湖、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甚至包括新疆和西藏，对所到之处的气候地理、风土人情、交通产业、兵营关卡、军事要塞等相关情报，进行了一次大摸底。

　　1892年，汉口乐善堂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辑出版了一本巨著《清国通商综览》，分两编三册，达两千三百多页，成为日本研究大清的重要文献。

　　在进行谍报活动的同时，岸田和荒尾精还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建立了一所间谍学校，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两栖情报人才。

　　有意思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在1890年底，因经费和课程设置问题，还闹过一次学潮，直到1891年2月，才完全平息。荒尾精大刀阔斧，开除了三十多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

　　日清贸易研究所学制三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和中日问题研究等等。实际上，这所著名的间谍学校，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共八十九人，于1893年6月毕业。学生毕业后，还需在清国“实习”一年。那时候，日清关系已经趋于紧张，支持办校的某些“有志之士”向学生们发出紧急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战争爆发后，间谍学校停办，日方从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中，征召九十一人入伍。这些人随日军来到大清各个战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担任随军翻译，也有少数，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荒尾精在上海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停止。他和宗方联手成立东亚同文书院，继续研究大清国。该书院在1918年前后，编辑出版了《支那省别全志》，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日本的民间情报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当属荒尾精。他是一位学者型的间谍，在日本朝野拥有广泛影响。日本《东亚先觉志士列传》称赞荒尾精是“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关于他的第一部个人传记，题为《巨人荒尾精》。

　　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是宗方小太郎。雪珥在《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下文简称《绝版甲午》)中对他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他的“事迹”，一是刺探军情，二是编书著文，三是办报。

　　宗方除了刺探北京、天津的情报以外，还多次潜入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有一种说法，说他探听到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使日本联合舰队得以在1894年9月17日，部署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以逸待劳，对北洋舰队发起致命一击。为此，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说他“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此说真假，不必斤斤计较，当故事听听也就罢了。不过日后明治天皇接见过宗方，倒是确有其事。

　　编书是指宗方参与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著文是指他向天皇呈交过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办报指的是，在甲午战后的1896年，宗方购买英国字林商行的汉文报纸《字林汉报》，更名为《汉报》出版发行。这是日本人创办的首家中文报纸，共经营四年，其宗旨是弘扬大亚洲主义，先改造大清，然后日清联手对抗西方。该报言论，在清廷看来，“误信康党之谣言，竟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跟康有为穿一条裤子，那怎么行?于是由张之洞出面查禁。张的手段很柔软，以三千两白银收购。

　　耐人寻味的是，宗方为日军所写的中文文告中那句响亮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被孙中山的革命党借用，用来号召推翻满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