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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湖北战场日本战犯呈堂自供——“作战给中国人民极大伤害,我认罪”
来源:湖北日报   2022-10-22 08:59:30

▲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在法庭上受审

▲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当年湖北省向老百姓征集侵华日军史料的文件

▲汉口人民控诉日寇的档案

  “中南区有日本战犯计200余名,其中,湖北地区计196名。”2015日8月29日,湖北省档案馆公布《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关于湖北区日本战犯调查计划》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日军在鄂犯下各种滔天罪行。

  日军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侵华日军战犯的侦查、起诉工作。最高检察署中南分署负责湖北地区战犯的调查审讯,这期间,留下大量口供、笔录、认罪书等,整理成册总计近10万卷档案。

  草菅人命:孩子都不放过

  侵华日军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有时连孩子都不放过。

  吉冈重美,39师团232联队2大队2中队曹级伍长,在宜都古老背将17个小孩抛入江中。

  山本,39师团野炮队队长,上尉,1944年5月在宜昌市击毙三名中国飞行员,又将一孕妇乳房割掉,剖开肚子将胎儿取出,割成一块块甩到江里。

  河上,宪兵小队长,1945年7月8日,在宜昌市将4名流浪儿童用草包加石块包起,抛入江心。

  伊藤玉男,39师团232联队1大队1中队准尉,宪兵队书记官,1941年,在宜昌市小南门将陈幺姑(12岁)等5名小女孩及一名9岁小孩装在草袋中投入长江。

  梶谷浅义,39师团231联队9中队兵长,1940年7月25日,在宜昌河西张家台炸死杨宗富,拖死魏姓小孩。

  八年侵鄂,日军罪行罄竹难书,湖北地区的平民(不包括抗战军队)伤亡人数超过100万,财产损失达168亿元(1937年法币)以上。

  掳掠抢夺:日控区无一家幸免

  档案记载,在湖北地区活动的日本番号大部为39师团。

  佐佐真之助,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4年12月3日,为获得军队所需大米,他派步兵用10天时间在当阳、荆门“征收物资”。这一次,部队掠夺大米约2000吨、蔬菜约20吨、盐约100公斤、食油约200公斤、薪柴约80吨。“当地农民几乎失去全部粮食和财产,时值严冬,我想为此死亡或流浪的大有人在”,佐佐真之助在笔供中说:“作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伤害,对我所犯下的罪恶,我认罪。”

  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以战养战,日军疯狂抢夺掳掠,日军控制区内,无一家幸免。

  狂轰滥炸:无视国际法用毒瓦斯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日军决定通过武汉会战,迫使中国投降。为实现这一目的,侵略者对武汉周边战略要地狂轰滥炸,更无视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

  后田笃文,39师团231联队2大队7中队分哨长。他在笔供中说,瓦斯有红、绿、蓝、褐、黄5种颜色,红色的是气体,通过刺激感官使人失去行动自由,一般在短距离战斗或黎明时使用,借风力进行大量杀戮。褐色的是液体,能使人全身溃烂而死。

  1941年8月上旬,他在江陵县杨家场东南约500公尺的村庄,发射小型红筒瓦斯12颗,中型红筒2颗,杀害了20名抗日战士;1944年6月15日,他在宜昌杨树岭以北2公里,发射了中型红筒瓦斯4颗、小型红筒10颗,杀害抗日战士48名……“毒瓦斯是最不人道的罪恶,我参加了这些阴谋计划并镇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后田笃文说。

  战犯口供中,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可见为夺取抗战胜利,湖北军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回眸过往,只为更好地前行。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案卷故事

  亲历者亲笔控诉 日军罪行

  上世纪50年代调查中,还保存大量普通民众的控诉书。

  武昌徐家棚730位居民签名控诉:日寇是空中强盗,不分昼夜对我们狂炸,1937年到1938年间,我们亲眼看到小小徐家棚2000多栋房屋被炸毁或拆烧,至今(1951年)仍为碎瓦颓垣。1938年7月,在东菜园被炸死的居民有130余人,在余家头被炸死的有160余名,在车站被炸死的难民和上海、南京运来的难童有1000余名。

  武昌区黄鹤楼街2000居民签名控诉:1938年9月,日本法西斯强盗百余架轰炸机,分批空临武汉,在胭脂路、大堤口、解放桥、花园山等投下巨型炸弹80余枚,炸死无辜同胞800余名,炸伤同胞1000余名。当时,一片啼哭呻吟,血肉模糊,令人发指,万分痛心。

  如今,许多渐渐离我们而去。但封存在档案中的血雨腥风,是侵略者永远无法抹去的罪证。

  ●征集始末

  当年如何调查战犯

  《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关于在湖北省日籍战犯罪证的总结报告》记载,1950年,由苏联引渡我国的侵华日军战犯羁押在我国东北。1951年,中南检察分署根据中央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指示,组织5个调查组,对宜昌、当阳、沙市、荆门、襄樊等地侵华日军战犯进行调查。

  战犯思想情况一般有两种:一是罪大恶极的较高级战犯,表现顽固,如说:“我们是法西斯主义,你们是共产主义,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是供日帝驱使的一般士兵,希望赶快判结回家去。

  此次调查覆盖面广,包括普通群众、伪维持会会长、翻译人员、伪报社编辑,日伪时期的保甲长,被日寇强娶为妻的中国妇女,教育人员、商人,曾被俘虏当过差夫的农民,宗教工作人员,军区政治部在地方的兵员及医务队中留用的日本人等。

  调查组根据已掌握材料,结合省、专、县各级政府组织,逐级了解情况;访问被难家属;发动群众搜集罪证,如伪报纸、见证书、照片等;参加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座谈,征询日帝罪行及有关材料;对当时被日寇破坏的建筑物进行拍照;通过清理积案,审讯在押或被管制的汉奸、翻译人员、伪维持会长、保甲人员等,了解当时日寇罪行及主谋者、执行者姓名。(陈会君 王涛 图片来源:湖北省档案局)

  (刊登于2015年8月30日《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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