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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回响——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事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31日 04版)   2022-07-18 09:11:52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是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既有月亮门、月亮窗,又有斗拱彩画、梁枋飞檐。1956年夏天,在这座融合了苏联和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小楼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30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在新中国法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如今,这座小楼被辟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着沈阳审判的往事。

  新中国首次审判日本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移交给我国近千名日本战犯,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还没有精力审判这些战犯,于是将他们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据此,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战犯,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场地。沈阳审判分为两个阶段,6月9日至19日,对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战犯进行审判。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针对铃木启久的审判。1941年12月到1944年10月,铃木启久在日本侵略军中先后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指挥所属部队对河北省冀东地区和河南省浚县等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讨伐”,制造了5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1年10月,铃木启久为了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致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1280名和平居民,烧毁民房一千多间。

  在调查这一罪行时,特别军事法庭传召了证人周树恩。周树恩控诉说,一家12口人被日军杀害了6人,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周树恩满腔怒火地解开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法庭上的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喊“饶命”“饶命”“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武部六藏的审判地点不在审判庭,而是在沈阳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其身患重病,特别军事法庭就地开庭询问。作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实际掌权人,是日本在华“火曜会”的主持人,策划、组织、制定了很多毒害我国人民的政策,包括《鸦片专卖制度》等。经过审理,武部六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从战争魔鬼到和平使者

  这些战犯刚被移交给中方时,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5年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中国人民用真诚和温暖使这些日本战犯从恐怖杀人的“鬼”变成了有良知的“人”,故审判过程十分顺利。针对证人的指证,所有战犯全部认罪,并在审判庭上忏悔谢罪,最终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

  特别军事法庭的调查,充分展现了司法机关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度的民主精神。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庭长书记员的王观强,今年已经88岁高龄。参与沈阳审判的时候,他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王观强说:“当时我是书记员,负责记录。那时候上下午都要开庭,任务量很大,晚上就熬夜整理录音,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日本战犯供述罪行的时候,我虽然听不懂日本话,但能感受到那是真诚的忏悔,翻译人员把他们的忏悔翻译出来,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

  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副庭长袁光的女儿袁塞沙说:“不同于东京审判、南京国民党审判,沈阳审判的特别之处是日本战犯的认罪态度,全部认罪。而前两次审判都是拒不认罪的,这也反映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做了很多努力。”

  沈阳审判后,这些战犯中犯罪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先后被释放。回到日本后,他们发起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中日和平的使者。

  沈阳审判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铭记沈阳审判,就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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