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全面抗战初期文化界人士的抗战阵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0-28 16:07:16

　　《文化战线》于1937年9月1日创刊，旬刊。由郭沫若、邹韬奋等发起的以进步刊物编辑为主的上海编辑人协会将一批进步刊物合并后创办。刊名由黄炎培题写，施复亮任主编，孙冶方、蓝天照、金则人、李华卿等一批倾向进步且多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担任主要撰稿人。1937年11月11日，《文化战线》第8期出版，此时，淞沪会战败局已定，大部分文化界人士离沪南下，《文化战线》就此停刊。

1937年9月1日《文化战线》创刊号封面

　　宣传全面抗战

　　《文化战线》创刊号刊发的《抗敌宣传大纲第一号》明确指出，“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隅发生的问题都是全国的问题，不是地方的问题”。不仅阐明华北事件、八一三事件与整个中国生死存亡的关系，而且反对一切企图将八一三事件当作地方事件解决的言论和尝试。其主张“全面的持久的积极地抗战”决心极为坚决。与此同时，创刊号还刊发了一系列主张全面抗战的文章，认为“全面的持久的积极地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先声”，是“收复山河的喜炮”，坚信“只有军民打成一片，实行‘举国一致’的抗战”，必能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如吴秋山的《抗战歌》，郭沫若的《理性与兽性之战》，施复亮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孙冶方的《抗战胜利的把握在哪里?》，姚芷孚的《抗战的民族工业》，金则人的《从上海抗战说到全面抗战——从军事上观察》等，均是显例。

　　随着淞沪会战的推进，制约全面抗战的各方短板日渐显现。对此，《文化战线》不仅予以及时关注，且提出相应解决之道。如第3期《论全面抗战里的三个根本问题》《民众组织的民主原则》两篇文章，其讨论重心聚焦于如何有效推进全面抗战。文章特别强调应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着力，认为这三点关系到“革命的民族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尤其强调“适当的民主方式”对启发民众自觉性、自发性的意义，并将选择一种适合的“民主运动”来组织民众上升到“刻不容缓”的高度。此外，《文化战线》还注意总结我方军事失利的原因，将其归结为政治的失败、没有广泛发动民众以及缺乏战时经济准备等。当然，随着抗战的推进，《文化战线》亦指出我方的抗战成效：一是国家在抗战中得到完全统一，“只有攘外，才能安内”成为共识，实现了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动员。二是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有利于克服“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和“恐日病”两种病态心理。三是得到了世界舆论的有力声援，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毅力。《文化战线》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必须进行全国总动员，必须实施对外联合的外交总方针。

　　呼吁进行全国总动员

　　《文化战线》创刊之初，尤为重视民众动员工作。如创刊号上登载的数篇文章，不仅涉及民众动员，而且将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视为全国抗战总动员中“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种对民众动员重要性的认知，贯穿于《文化战线》1至8期全过程，其大量刊载的或专题言说或部分涉及动员的文章即为力证。

　　从数量上来看，《文化战线》刊登的涉及民众动员的文章高达三十篇，占到其发文总量的1/3。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文章既有总体上强调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如何动员民众的文章，又包括针对不同群体动员的专题文章。其一，强调全国总动员的必要性。《文化战线》认为，中国在动员了全部或最大的军事力量，抗战却少有进步，甚至暴露了许多弱点的原因，即在于“没有将全国的物力与人力动员起来”，极力呼吁全国总动员。如《全面抗战要全国总动员》不仅指出全面抗战“非用全国总动员的力量来支持不可”，还特别强调除了军事动员外，必须将“太过落后”的其他方面动员抓起来，如“即使有也很少”的“经济上的总动员”。突出强调全国总动员的紧迫性，认为这已非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原则”问题，而是已到“怎样赶快施行的阶段”了。《彻底抗战与领导民众——要求立即发动民众的政治总动员》则更加强调，“除了用全民和全面的力量，抱定牺牲到底的最大决心之外，便无其他求生之道”。其二，如何动员民众。《民众组织的民主原则》《抗战中的民众组织》《民众动员的实施方案》《关于民众运动的几个根本问题》《民众动员问题》《赶快武装民众》等文章从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常态化，以及教育、文化、军事、民众武装诸方面进行阐释，指出动员民众的具体策略，以求最大限度激发民众抗战自主性、积极性与有效性。还有从如何使民众坚持抗战来侧面说明动员策略的。如施复亮针对如何坚持抗战不动摇指出，抗战军士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认识，其次要有刻苦的训练;政府必须坚决地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态度;必须立即改革政治机构，对全体民众施行彻底抗战的政治教育。冯和法则提出，为有效规避农村、农民的“难民化”给抗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推行减租减税减息政策，保证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遵守“有钱者出钱”的原则。其三，动员特定群体。如《妇女在抗战中应作的工作》《文化人在救亡运动中的态度问题》《战时出版界动员计划草案》《动员全国学术团体》《抗战中的科工人员》《诗人的动员令》《文化战线的组织问题》《不要忽略农民问题》等文章，根据特定群体的特点，着眼于对特定群体的动员策略及动员必要性，极具刊物特色。

　　阐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抗战时期坚持怎样的外交政策，以尽力推进国际形势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是《文化战线》探讨的紧要议题。其创刊号短评之首即为胡愈之的《抗战时期的外交》。文章从驳斥抗战既起，已无外交必要的错误观点开篇，坚持军事抗战必须与外交抗战同向同行，才能保障并促成最终的胜利。至于如何外交抗战?胡愈之提出，不仅要援引保障和平的国际条约，增加中国抗战的声势，而且要用尽一切外交方法，增强中国和各友邦的联系。对此，《文化战线》涉及外交政策的文章大致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必须在外交上比日本占优势”，以“得到外力的充分援助”。《文化战线》把这种优势具体为增强与各友邦的外交关系，强调在集中力量打击侵略者的同时，不刺激第三国，并向友邦民众宣传日本侵略者暴行，使其督促本国政府援华。“应尽可能地去联合法苏英美等国以免自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尽一切手段去联合一切国家底被压迫民众和被压迫民族”，包括日本国内的及其殖民地的被压迫民众。

　　二是阐明“联俄”政策主张。《文化战线》除特别强调在社会制度上与日本对立，在反侵略阵线上与中国利害完全一致的苏联，是中国“最坚定的友军”外，还特别希望中苏两国在互不侵犯条约之外，签订中苏互助条约、订结具体的经济合作和军事互助条约，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如《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李鸿章孙中山联俄说到中苏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和影响》《我们抗战中的国际形势》等文章均对此展开讨论。

　　总之，推进全面抗战，争取国际援助，赢得抗战胜利，是贯穿《文化战线》始终不变的主题。这既与其主编是曾担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主编的施复亮，主要撰稿人多为倾向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有关，亦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成为文化战线救亡运动主旋律的具体体现，更是民族危亡之下，文化界人士为抗日救亡奔走呐喊，参与抗日宣传的生动写照。《文化战线》作为全面抗战初期文化界人士的抗战阵地，其存续期虽短，但在呼吁全面抗战、动员民众、剖析国际形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