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活跃在湖南的抗敌演剧队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3-19 16:32:16

　　文 : 王 勇

　　（一）

　　抗战时期，湖南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中共中央南方局（前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坚持到炮火纷飞的前线慰问将士，到后方宣传我党抗战政策，在湖南的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战地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等团体，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1938年徐州失守后，“亡国论”再度甚嚣尘上。为了利用方兴未艾的抗战文化运动来发动群众、激励士气、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消除人们的“恐日”心理，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9月以后改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以聚集在武汉的12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为基础，整编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

　　1938年8月1日，10支抗敌演剧队在武汉整编组建完成。抗敌演剧队成立时，多数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未建党支部的派党员以指导员身份参加领导。各队党组织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地下特别支部领导。根据周恩来指示，演剧队分赴各地后，党支部书记与驻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保持组织联系，重大问题由办事处直接向长江局报告请示。8日，周恩来给演剧队作报告，号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并亲自确定了各队奔赴战区前线的路线，指示各队党组织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

　　8月中旬，按照分配计划，抗敌演剧八队来到第九战区---湖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救亡演出，先后在长沙、衡阳等地公演了一大批救亡剧目，引起很大轰动。

　　10月下旬，因武汉局势紧张，没来得及开赴前线的抗敌演剧一、二、九队相继从武汉撤到衡阳，增强了湖南抗战宣传的力量，壮大了湖南抗战宣传队伍。

　　（二）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11月10日，岳阳失守。 11月12日午夜，当日军还远在汩罗江北岸时，国民党政府不顾老百姓死活搞所谓“焦土抗战”，下令放火烧了长沙城，数万人无家可归。

　　长沙大火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一队、二队、八队和九队从衡阳赶到长沙，参加善后救灾工作。

　　11月16日，4支队伍相继到达长沙。周恩来在动员会上宣布，以这4支队伍为主力，加上撤到湖南的政治部第三厅“湘办”的少数人员和抗宣一队，组成善后工作突击队，洪深（三厅六处戏剧科科长、大学教授、地下党员）任总指挥，各队队长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由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领导。

　　善后工作十分艰巨繁杂，如：抢救伤病员、扑灭余火、清理死难者遗体并组织认领与掩埋等。同时，还要开展各种宣传工作，出版临时的《长沙日报》。

　　迫于各界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拨出50万元救灾款。如何让这笔款项顺利地发放到每位灾民手中呢？周恩来决定亲自领导此项工作，善后工作突击队具体承担这项工作。周恩来严肃地对队员说：几十万元，分给相当于10个师的灾民，又是在露天发放，这是向汉奸、日寇挑战！如果坏人捣乱、敌机轰炸，场上一乱，踩也会踩死许多人。他鼓励大家：我们既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也要有必须做好的信心，如敌机临空，自己不动，灾民也就不会乱了。领款手续越简化越好，到时我和叶剑英一定来帮助你们，大家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发放救济款的前一天晚上，总指挥洪深召集各队队长及骨干队员开会，对各队进行了具体分工，对每个队员都规定了具体岗位与职责。

　　第二天清晨，全体队员集合在教育会坪广场。洪深作了简单动员后，全体队员按计划进入指定岗位，各司其职。不一会儿，几万名灾民就从四面八方涌来。队员们把灾民引领到指定的区域，按照规定的领款路线，排好队。由于长沙银行被烧毁，救灾款需从益阳调运，灾民们无法立刻领到救济金。等候已久的人们认为政府在哄骗他们，开始骚动。广场上 “找他算账去”的吼声不绝于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洪深站上指挥台，向灾民高声喊道：“同胞们！我是洪深，大学教授。今天发放赈款，我是总指挥。”他指着身后的演剧队队长们说；“这4位是副总指挥，现在拿我们5个人当人质，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真意发放救济款，而是哄你们，骗你们，那我们就交给你们处置，粉身碎骨也绝无半句怨言！”接着，5位指挥员又深入灾民中作解释工作，终于使广场重新恢复了平静。

　　9时30分，救济款终于运到。领款工作正式开始。队员们依次把队伍领到几个发款窗口，逐人发放领款表，按表发放，每人5元，刚出生的婴儿也有份。要到外地投亲靠友的，还发放路费，不会写字的由队员代笔。同时还准备了稀粥供应给灾民。

　　第二天，发放工作正有序地进行，突然敌机来袭，早有准备的队员们和灾民都没有惊慌。由于在废墟中的人群没有骚动，敌机没有发现目标，胡乱在附近丢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

　　经过6天的紧张工作，演剧队圆满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特别是救济款全部发到灾民手中。这是中国赈灾史上的奇迹。

　　经过长沙赈灾的战斗洗礼，演剧队这支战斗的戏剧团队，在革命的熔炉里得到了初步锤炼。

　　（三）

　　长沙大火之后，湘北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前线。为了慰劳前线将士，鼓舞他们英勇杀敌，1939年2月，八队从长沙出发，第一次赴湘北前线巡回演出。出发前，驻衡阳八路军办事处请叶剑英为八队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叶剑英指出：“自武汉、广州撤退后，敌人采取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其用心是险恶的，你们深入前线后，要用最大的努力宣传民众，鼓舞士气，坚持团结抗战。”临行时，八队从八路军办事处要了一些《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带到前线，分发给抗日部队官兵。除夕，演剧八队到达平江，此后经上塔市到九岭以西，再折向九岭以东，翻越幕阜山，到达南江桥。这次巡回演出历时40多天，通常是早晨出发，走30里路，正午到达，下午演出。除演出外，还下连队教唱抗日歌曲。

　　在九岭前线演出时，二十一师一个班长看了《亲兄弟》以后，被剧情深深感染，带着对日军的极大憎恨，当夜只身穿越防线，潜入敌营，抓回日本兵若林政。

　　继八队之后，1940年1月22日，二队亦从长沙出发，赴湘北前线巡回演出。他们到过3个军10个师，历时近70天，演出44场。每场观众都有千余人。《最后一颗手榴弹》、《一心堂》、《烟苇港》、《生死关头》、《生与死》、《闹元宵》等剧目得到官兵的普遍好评。

　　4月，八队再度从长沙出发，第二次赴湘北前线巡回演出，历时33天，演出34场。在第四军防地巡回演出时，该军军长欧震要求八队协助该军建立类似演剧队的剧团。经队务会研究后，刘斐章答复欧震，同意协助，同时提出三点要求：一、剧团归军部直接领导，不交政治部；二、剧目选择由剧团自主；三、剧团成员人选由剧团负责。这三点要求欧震全部接受，但他提出八队要派得力人员领导剧团。于是八队派王逸去四军担任剧团团长，白天协助。在王逸、白天主持下，八队从与演剧队关系密切的原第九战区流动宣传队中，遴选了一部分思想单纯、有演剧唱歌才能的爱国青年，组成了第四军弹痕剧团，后改名铁血剧团。铁血剧团在组织形式、指导思想上均仿效抗敌演剧队，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称“小演剧队”。在离开第四军时，欧震赠送给八队大量的战利品，有日军军服、军刀和军旗等。这些物品成为了八队演出时的服装和道具，在演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6月初，二队再度赴湘北前线巡回演出。7月初，返回长沙。这次以深入生活为主，一个月只演了8场戏、办了一场音乐会。在给部队演出的同时，二队还给金井当地民众演了专场。

　　（四）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在日本诱降和英美怂恿之下，国民党顽固派由积极抗日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敌演剧队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

　　1939年4月，八队在南岳进行抗日宣传巡回演出。南岳游干班政治部主任陈烈利用这个机会，多次到八队讲话，一再提出要八队全体队员参加三青团。当时八队采取拖延战术。后来陈烈发出“最后通谍”，提出“如果不参加，就要考虑这个队的存在问题”。恰好三厅地下党特支书记冯乃超来到南岳，了解情况后，冯乃超赶到八队驻地与全体队员谈话，指出：“当国民党逼着要我们参加三青团时，可以集体参加，这是为了保存实力，保存这个为人民做事的进步文艺团体。别的演剧队也有类似的遭遇，也都这样做了。”在得到冯乃超的指示后，八队借口游山，组织全队到僻静的后山举行大会，民主讨论参加三青团的问题。多数人认为硬抗势必暴露，队伍势必解散，个别人还可能遭到一些意外的迫害。为了保存力量，只有参加。最后，刘斐章提议，为免陈烈派人渗入，本队单独组织一个区队。队务会决定由刘斐章兼任区队长。就这样八队总算躲过了这场风雨。

　　“平江惨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演剧队施加压力，加强控制。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提出，要八队全体参加国民党，并找队员个别谈话。八队仍然采取拖延战术。

　　8月中旬，二队从江西调回湖南。月底抵达衡阳，进行休整。吕复借此机会，去了一趟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向吕复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演剧队当前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存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士，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要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保全自己。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既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防止冲动急躁，给自己戴上红帽子。如遇到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能拖则拖，拖不下去时，可以集体加入。但必须注意不要“弄假成真”。吕复返湘后，向刘斐章进行了传达。

　　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八队在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施压的情况下，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推行“限制异党活动”、“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加强了对演剧队的防范与监视。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九战区政治部对二、八队来了个突然袭击，通知两队全体队员第二天上午9时去政治部进行“政治测验”。两队当即连夜开会，让大家明白这是为了寻找“异党分子”而设的圈套，要做好思想准备，谨防上当。由于各队及时统一口径，“政治测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随后战区政治部又派第三科科长龙步云和专员李某到队里，进行个别谈话，仍然一无所获。至此，两队队员才算安全过关。

　　由于演剧队一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与刁难，部分演剧队员对个人的前途产生了担心。路经湖南的田汉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赶到演剧队，和大家谈心，对队员们说：“只有抗战有前途，我们个人才有前途。”田汉的一番话使大家端正了个人与抗战的关系，坚定了献身抗战戏剧事业的决心。

　　(五)

　　1941年3月中旬，抗敌演剧一、九队以第四战区宣访团名义来湘慰问，与二、八队在长沙会师。

　　3年来，各队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也各不一样，但工作对象和政治环境基本都是一致的。为扩大抗战戏剧的影响，4个队和第四军铁血剧团决定举行联合公演。演出连续进行了10天，二队演出了《花烛之夜》（又名《一年间》），二、八队联合演出了《保卫大湖南》，一、九队联合演出了《包得行》和《南宁克复后》，铁血剧团演出了《明末遗恨》，此外5个队还联合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次演出震动了长沙城，激发了当地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

　　抗敌演出队的这次活动，虽然是以第四战区宣传慰问的名义组织的，但长沙毕竟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这样大规模地演出，反响又这样的强烈，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地下党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保护各队的安全，党组织负责人胡家瑞提醒大家不要太暴露，并建议趁4个队都在长沙之际，召开各队领导人秘密会议，根据当时(皖南事变已发生，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演剧队又在巡回工作中，未得上级通知和观看《新华日报》，尚不明真相)急剧变化的形势，对演剧队今后工作进行研究，并拟出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根据这项建议， 4个队领导人会议秘密召开。会议议定：一、各队尽量争取每年里有3个月的前方战地工作，3个月的乡村工作，3个月的城市工作，3个月的休整及准备；二、鉴于抗战的持久性与艰苦性，一方面要爱护每个同志的身体，同时也要教育每个同志严格遵守生活制度，使生活趋向正常化；三、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每天都要召开早会，让大家了解全队的工作；四、艺术发展方向，还是应该强调从战斗生活中吸取并发掘素材，反映现实，内心表现要有生活基础与体验，尽可能加强技术锻炼；五、设立“女孩子会”，负责人应为队务会议成员，以尊重女同志，使她们对自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有发言权。铁血剧团团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师，成为4个队在政治上、艺术上趋向成熟，实现进一步飞跃的标志。抗敌演剧队在湖南的时间，前后达6年之久，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巩固部队，发动群众，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