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下属王尚志,在博山县太河镇(今淄川区太河乡)制造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严重反共事件。20世纪50年代末,金鸡山水库开始在太河惨案发生地修建,太河村正处于水库区内,居民全部迁走,历史上的太河村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连绵的群山和水库中化作一座小岛的高地,屹立于烟波浩淼的水面之上,见证着20世纪30年代末那一段残酷的历史。
案发地点
太河镇在博山以东60余里,位于连接我清河、鲁中和胶东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上。太河是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村庄,是太河镇政府的驻地,周围有很高的石头围墙。东北方向有金鸡山、青龙山,西面有豹眼山、虎头山,西南方是钓鱼台。淄河从山谷中穿过,顺着太河镇西面围墙转了一个弯,然后贴着围墙向北蜿蜒而去。
案发背景
1939年3月,在鲁北清河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62名干部、战士到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中路经太河镇。此时,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四支队冯毅之营已经撤离太河,国民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第五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部占据了太河地区。为避免冲突,我部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
3月30日凌晨,我部270余人自淄东井筒村列一路纵队出发,四连做先锋,七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镇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便衣短枪,径直拦住去路,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我军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两个小时后,又来传达上司命令,要我军沿着太河镇西围墙通过。太河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我军在中午时分来到镇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就听到围墙上有人在不怀好意地嚎叫:“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镇西门外的围墙时,一架架机关枪从围墙上露了出来,王尚志部突然从太河镇制高点钓鱼台首先开了枪。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毫无遮蔽物的狭窄河滩上。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牺牲,随后奉鲍辉指示向吕营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刘书厢也壮烈殉国。
部队前路被阻,后路被封,两边又是耸立的山崖,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且向围墙上敌人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正义的呼声没有唤醒敌人已经泯灭的良心,随着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敌人与南山、北山、西山的敌人从四面向我军包抄过来。四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果断向东南方向冲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其中包括5位受训人员。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上向北逃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的魔掌。鲍辉、潘建军、邓甫晨、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张琴书等英勇不屈,被残酷杀害。这次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指挥其第五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预谋策划,捕杀我八路军山东纵队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210余人的严重反共事件,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案件经过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淄川、益都民众7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博山县推举王寿卿、李东鲁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请愿;八路军三支队全体指战员分别致函各友军和王尚志部,申明我军严正立场;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同胞,申明惨案真相,并且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强烈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蒙阴、沂水等县的许多工、农、青、妇抗日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发动召开太河惨案遇难烈士追悼会;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消息传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斥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还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作演讲,以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然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不仅对制造惨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还张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我军遵照中央“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坚决消灭之”的指示精神,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溃不成军的王尚志部,对我200名伤俘人员强行遣散、收编或杀害之后狼狈逃跑,太河、峨庄一带又回到我军手中。张经武、王建安等山东纵队首长和杨国夫、廖容标等所率部队胜利会师,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太河镇北面的淄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愤怒声讨秦启荣、王尚志有预谋、有计划地伏击我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躯烈士,誓为他们报仇雪耻。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派代表视察太河惨案现场并参加追悼会。
处理结论
1943年秋天,我军攻打安丘县敌据点,恶贯满盈的秦启荣被我复仇的子弹当场击毙;双手沾满八路军指战员鲜血的刽子手王尚志逃到平度县西部投降日寇,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1947年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60年代初,为纪念太河惨案烈士,开工不久的金鸡山水库更名为太河水库;1984年6月28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惨案纪念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淄川区人民政府设立石质标记;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钓鱼台上建起13.58米高的“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通体用白色花岗岩砌成,象征着烈士们纯洁而高尚的革命情操。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纪念碑碑文如下:
自广汉陷落,国难益深,战火愈烈,日本侵略者施“政治诱降”、“以华制华”毒计;国民党反动派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策。遂摩擦迭起,祸事端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坚持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六十二将士,在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率四、七两连护送下,受命赴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及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深造。部队将过太河时,我出于团结抗日诚意,先得距镇国民党别动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王尚志之假道允诺。然我二百七十余抗日游击健儿行至豹岩山下、太河西围墙外时,竟突遭顽军伏击。我将士身陷绝境,进退维谷,仍念国共合作大局,高呼口号,晓理动情。但暗伏之群小,却不顾民族大义,欲置我于死地。众将士忍无可忍,戮力共奋,血刃突围。终因众寡悬殊,地形不利,除六十余人脱险,我吕营长与一战士当场饮弹壮烈牺牲外,均为其执。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政治干事张琴书、石印股长徐效礼、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八同志,面对顽凶,宁死不屈,血染淄流,罹难殉国;余二百众,或被强行遣散,或遭残酷杀害。手段至狠至毒。惨闻传出,听者惊心,读者发指。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悬匾庆货,谓之“太河大捷”。其对日妥协,加紧反共真相,大白天下!淄流奇怨,众怒难平。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怒斥秦顽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山东纵队首长通电全国,申明惨案真相;淄(川)博(山)益(都)临(淄)等县民众则迭章上书、集会、请愿,声讨秦、王弥天大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三、四支队勇士同仇敌忾,并肩作战,讨顽雪耻,慰藉英灵。抚今追昔,当思人民江山来之不易!瞻望未来,应为中华大业作出贡献!革命烈士,如山如水!千秋永志,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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