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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1944 年12月日军在辽宁省的暴行(十四)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2-04 15:56:02

辽宁凌源被日军残杀的男女村民的头颅

  日军在凌源制造“无人区”

  凌源县系原热河省所辖,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南部山区河坎子乡一带,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是抗日游击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横行霸道,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他们以河坎子为中心修建了警防所,在其西面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四面设防,重兵包围。日军为摧毁我抗日游击区、封锁八路军开辟东北的线路,从1943年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凌源县北部、西部、南部山区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阴谋策划并残酷制造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无人区共摧残致死村民3611人,烧毁和拆掉房屋78280间,烧毁粮食32万余斤,损失大牲口379头、猪羊3400口,损失农具家具102330件。日本侵略军残害无辜的村民刑法很多,手段残酷,比直接用刀砍、枪杀还残忍。一是大逮捕。日军常以“国事犯"、“政治犯”、“私通八路"为口实,肆意逮捕无辜村民,而后杀害。1942年腊月初七、1943年正月十三和同年11月,日军分别在河坎子乡达摩洞、南台子和香洼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其中在达摩洞抓走100余名村民,当场杀死了臧秉会、陈奇等一批人,又将高文祥、米德胜、陈世昌、朱义等28人投进凌源监狱。二是搞集家并村修“人圈”。“人圈”大至40亩地,小到不足30亩地。圈墙高达L2丈、宽三尺,圈墙上开有二至四个栅栏大门。墙外挖有六尺深护防沟,还筑有三丈高炮楼三至七个,日伪军昼夜看守。凌源县七个区共建此类“人圈"100个,将分散在各村的居民11705户、70100多口人统统赶进“人圈”里住。河坎子乡的1032户,散居在119个自然村中,是全县最早被赶进八个大“人圈”的。村民一进了“人圈”即关入了监狱:门口有日本军警把守,不许随便出入,不许回乡耕种田地;他们认为言行可疑的人,不是搜查审讯,就是吊打上刑,甚至当场杀死;人们在圈里风餐露宿,无处藏身,饥寒交迫,瘟疫流行,死亡惨重。仅河坎子乡八个“人圈”的5524人中,被日军残害致死的就有670人,占入“人圈”总人口的12%以上。三是对坚决不进“人圈”的村民残酷杀害。日军为把各地村民都赶进“人圈”,见房子就烧。对不走的村民,日军见了就抓,不服者当场就打死。三十家子警察署管境内的山咀村李有生一家,因其父和其兄不进“人圈”,便被日军活活打死。5岁的小孩因病走不动,被日军纵火烧死在屋子里。他的侄媳妇被赶进“人圈”后也惊吓致死。四是距“人圈”五里以外的边远山区,皆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勺。日军规定在此区内不许人、畜入内,违者立即开枪打死。就在这个地带,被日军打死无辜村民无数。(朝阳人)

  日军在建昌县制造“无人区"

  1943年春季,日军将建昌县西南山区划定为“无人区”,南北长约40多公里,总面积约达92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4%o在这个“无人区”范围内,包括600多个自然村、12000多户、64000多人口。自1943年3月至5月的短短两个月中,在被划定的“无住禁作"地带内的664个村庄的12329户、63942口人被赶进了“集团部落七有41486间住房被烧毁,约有529.254万件衣服、农具被毁,650头驴马被宰杀,122.4万斤粮食被抢走。

  在修筑“部落”的围墙时,侵华日军强迫所有15-60岁的男性平民出工。从1943年3月至8月,在修筑108个“部落"中,就有90余名无辜平民被打死,近200人被打得重伤致残。王宝营子乡黑沟村的樊秀章,因老母病重晚出工一会儿,被日军活活打死。喇嘛洞和新开岭两乡,分别被日军当场打死30多人。

  平民百姓被赶进“部落”,如同进了监狱,失去一切人身自由。“部落”四周筑起高墙、墙四角筑有炮楼。“部落”外有日军和“部落”警警戒,“部落"内设有“大铳自卫团"和“小铳自卫团"监视。规定在“部落”内居民夜间不准关门,以便对百姓抢掠、对妇女奸淫;规定距“部落”五里之内的土地外的边远山区,皆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人、畜入内,违者开枪打死勿论;规定进“部落”的百姓不准赶集上店,否则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横遭迫害乃至杀头01944年腊月的一天,要路沟土金塔“部落”里有一位患精神病的农民叫王峰,腰中揣两块银元到要路沟赶集,被伪警察署警务科长、日军仓科大二遇见,硬说他是八路军“秘输犯气不容分说,拉到东河套砍头示众o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日军还以“私通八路、反满抗日”为罪名,将老达杖子南部的杨海荣、刘忠等56名及要路沟西南部的庞震、马兴顺等8名牌甲长逮捕,威逼他们供岀抗日关系户、关系人。他们说不岀来,日军就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他们杀害。

  “集家并村”后,侵华日军还强行抓押青年、壮年当劳工,送外地充当苦力。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后的三年内,建昌县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约有2500名青壮年被强抓苦工,其中有100多名劳工因病饿而死,尸骨弃之他乡。

  由于“部落”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宅拥挤,人畜混居,所以“人圈”内到处是粪便、污水及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跳蚤等有害生物,致使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自1943年夏至1945年夏,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的64562人中,就有12238A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老达杖子乡吴杖子“部落”,共住14个村的153户、760口人,三年内因瘟疫致死306口,占总人口的40.3%o魏家岭乡杨杖子“部落”里的王老五,一家七口人,1944年夏天,五天时间因瘟疫死去五口。人畜病死,土地捲荒,衣食之源中断,也造成许多村民家破人亡。(管文华)

  虐待北票炭矿劳工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攫取炭矿的权益。辽宁北票炭矿,自1933年12月起就由侵华日军正式参与经营,到1943年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会社社长由日军委派岸本俊夫担任,专务取缔役为平石荣一郎,常务取缔役为矢津田方,取缔役为森博司、田中恭,监察役为玉井磨辅、田中弘之。社长直接领导总务部和矿务部及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总务部下设庶务、经理、资材、附业、生必五课和一个医院(包括冠山、台吉、三宝、胡阳四个分院)。对外在大连、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东京设四个事务所;矿务部下设劳务、矿务、工作、操炭、工事五课。基层设89个系,如警务系、劳务系等。凡是系以上的头领,均由日军或日本人担任。日军统治的12年里,他们采用法西斯的手段,以各种名义抓骗来56530多名劳工,并以“人肉开采”政策,夺走了10518605吨优质煤炭,共残害致死劳工31200多名,平均釆1000吨煤炭就有3名劳工丧生。而日军虐待和残害矿工的手段极为恶劣,种类很多。

  罕见的超经济压榨。在北票炭矿流传着一首歌谣,就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破布头,吃的发霉的窝窝头,死了捆块破席头七当时,招骗、强抓、逼入和接收的成年工、童工、特殊工人共56530余人,统称为劳工。炭矿业的劳工劳动强度大,整天累弯了腰,但收入极其微薄。炭矿规定:常役夫一律按工率计发工资,最高者为一成(一成最高值为1元,最低值为六七角钱),一个全月上26天的一成劳工,全月可得收入26元。从中扣除每天所发的0.40元钵饭费,只剩15.60元,再扣除房钱、前贷金、安全灯费、水袜子钱、工具费、邮政储蓄费、肥皂费、以及大柜把头克扣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剩这几个钱也不给现金,而是发“实物引换卷”,到指定的日伪当权者开的商店买东西,他们从中又剥一层皮。有家眷的劳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家眷只能讨饭度日,甚至卖儿卖女。住在矿上的单身劳工,是好多人挤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四面漏风,夏天漏雨。对面大炕,二三十人挤在一炕上,铺的是炕席头,盖的是麻袋片,枕的是砖头木头头。这种独身寮,与犯人的监狱差不多。独身寮的饭堂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每人是一碗稀粥和一个发臭的窝窝头。粥是发霉的高粱做的,不够喝还往稀粥里加凉水。劳工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进人”。窝窝头是用发霉高粱、糠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兴亚面”做的,又硬又臭,吃了还坏肚子。劳工得病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着上班,在井下受伤后不是被截肢,就是被扔进“万人坑”。对童工劳工压榨的更为悲惨。北票炭矿仅在1940年到1943年,就用各种手段招骗来童工4213人,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左右,年龄小者9岁,最大的15岁。他们在井下、选煤厂、总机厂担负着和成年劳工一样沉重的苦役,而他们的收入却只是成年劳工的1/2或1/3。童工被打死、折磨死、伤残致死的最多。对接收“石门教习所”等地转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军政人员的“特殊工人”,如同对待犯人。他们住的、吃的都比普通劳工还次,根本不发给工资。住地四周是电网,有重兵把守,上下工有日军押送,专叫他们干重活、险活,稍有怠工或言行可疑者,立即带入宪兵队设的矫正辅导院,轻者审讯、挨打,重者上大刑或处死。

  汉奸把头剌扣盘剥劳工。当时,北票炭矿在日军统治下设立了“把头制度”,那时有包工大柜34家,大柜把头58个。这些把头虽是中国人,但都是日军走狗,是日军统治劳工的工具。其办法是:每个采炭所所长由日本人担任,做为矿方代表,把釆煤任务包给一至二名大柜把头,大柜把头又包给二柜把头,二柜把头又分配给小柜把头。这些把头剥削劳工的办法是,按劳工总数,从劳工工资额中提成6%至15%。此外,他们还多报劳工数吃空头饷,开赌场,放高利贷,开当铺,开大烟馆,并贪污劳工的抚恤金等。此外,服役劳工进矿,还要通过“仕化人”向把头行贿,否则就分配干危险活计,不是负伤就是丧命。大柜把头对劳工盘剥无孔不入,甚至修老君庙的钱也扣劳工收入。由于把头的五花八门的剜扣,劳工吴进臣一个月份的35元收入,被剜扣后才剩3.50元。而大柜把头宋玉,每月却收入6420元。

  利用军警宪兵残酷统治劳工。日本当局为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动用军警宪兵直接镇压劳工。所建机构主要是警务系、劳务系和宪兵队,共1130多人。这三个机构人员相互勾结,并与地方行政部门相纠合,抓捕劳工,催逼劳工上班,押送特殊工人入井,掌握公伤病役,到处搜集情报,对可疑劳工进行审讯刑罚。尤其是锦州宪兵队的派遣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破坏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搜集劳工的思想动向,防止劳工暴动,镇压反满抗日人员。宪兵队下设矫正辅导院,并备有刑讯室,室内设有捕绳、铁链、电椅、脚镣、手铐、战刀、烙铁、老虎凳等刑具,用以对劳工实行恐怖统治。有许多劳工惨死在宪兵队里。

  用劳工做细菌杀人试验。据日本特务、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员张绍恩自供,1940年7月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台吉医院。该院的院长、事务长和护士长都是日本人。他先后协助院长做过两次试验:一次是1941年冬的一天,日本人院长坂本领一名日本护士来找张绍恩,进到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由日军将10几个健康的劳工绑在柱子上,或铁床上。由护士从伤寒病人身上每人抽出5CC血,又注射到健康劳工身上。几天后,这些健康劳工全都患伤寒病致死。第二年春天,张绍恩协助院长又做一次试验,是在医院门诊室做的。这次是将回归热病人的血取出,给四个健康劳工各注射10CC,三四天后这四人发冷、发烧到4CTC以上而致死。

  制造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侵华日军在北票炭矿推行“人肉开采”、“要煤不要人”的政策以来,他们乱采乱掘,根本不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致使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屡屡发生。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经常出现,从1934年至1945年1月,共发生22起,伤亡劳工556人。其中: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52人,伤者甚多;1942年6月15日,台吉一井五片因瓦斯超限,日军还逼着劳工放炮,致使瓦斯爆炸,他们不但不组织抢救伤员,反而将井口封闭,使50多名劳工全部丧生;1945年1月,由于日军逼迫劳工冒险作业,造成台吉一井三片采场发生一起最大的瓦斯爆炸,由兴城抓来的70多名劳工全部死亡。(管文华)

文章内容节选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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