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来源：长江商报 张萌   2015-07-29 10:45:00

　　题记： 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属于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

　　尽管四个月后，武汉弃守，中国腹心之地落入敌手，但是抗战还在继续，汉口租界内中日双方斗智斗勇。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能实现，武汉抗战让整个抗日战争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准备是如何做到的，其意义又是什么？

　　本期长江商报“抗战特刊”，我们试图为读者呈现波澜壮阔的武汉抗战史，探访大潮风涌下的租界变迁，解密中苏联合的对日空战，追思武汉籍将军的英烈忠魂。

　　“七七事变”后，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日军把猛烈的战火烧向中国内陆，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了加快击溃中国军队的步伐，日军进一步把爪牙伸向了广大的华中地区，气势汹汹沿长江流域向西而来。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日军垂涎已久，磨牙吮血，欲想一口咬下的肥肉。此时，“保卫大武汉”成为抗日战争的核心所在。

　　日军的狂妄叫嚣 VS 国共的紧密合作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10天占上海，3周陷南京，1个月逼近武汉，3个月内亡中国。”

　　日军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捣毁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或逃往重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方面出动120万人马，超过中国军队总数的60%；日方投入兵力41万，除在日本本土留驻一个近卫师团外，所有兵力都投入到中国战场，海陆空齐头并进，为攻占武汉倾注全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武汉，已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员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武汉时期，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军队要做政治工作” 的建议，开始在军队设立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做副部长。周恩来积极邀请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文化宣传厅厅长，文化领域内的名人被广泛邀请过来，组成“名人内阁”，当时成立了十个抗日文化性质的协会，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冼星海组织了音乐汇演，在武昌体育馆（今阅马场），数万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晚上，打着灯笼坐船渡江到汉口，与从汉口中山公园出发的人到江边码头会合。”毕生研究武汉大抗战历史的专家袁继成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说，周恩来、郭沫若还坚持举办“七七献金”活动，在武汉设七个献金团，每个团都由一个著名人物主持，参加的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等。

　　“华中里和联保里的妓女都积极响应，当时的报纸打出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标题。这就是持久抗战的思想基础。”袁继成解释道：“在武汉形成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主，建立了包括全国各个党派、团体、民族、阶层、信仰、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高潮。毛泽东评价此时蒋介石的政策为，对外积极抗战，对内比较开明，有民主的气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两大纲领基本相同，说明政府与百姓、军队、地区、党派，都统一在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最进步、最民主、最发展的时期，这是武汉抗战为全面抗战奠定的政治基础。”

　　战时经济大转移：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所有的工业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资本，国人见此情况后无不捶胸顿足。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担心会重蹈覆辙，立刻把上海两千多家工厂搬迁到武汉。但一时找不到建设厂房仓库的地方，又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与西方不同，英法的工业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我们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备和学校也要整体迁走。”袁继成说。

　　据统计，武汉抗战期间共迁出两百多家工厂，涉及到拆迁、搬运、工人转移等多方面，汽车运力有限，只能依靠长江。当时，上海到武汉段能走1000-3000吨轮船，武汉至宜昌航段只能走500吨，宜昌到四川之间则仅为500吨以下，这个江段滩多水急，河道复杂，航道狭窄，是运输的难点所在。“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这是我从四川回到武汉时学会的号子。”袁继成说，当时顺流而下也只能每天走三五十里地。但武汉沦陷后，宜昌还有十多万吨器械要运走，再加之军械、官兵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运输量巨大。国民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船只，有些船甚至为了装更多的物资都不储存煤，需要时再沿途临时去找。

　　但这场耗时费力的大转移作用巨大，袁继成说，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以前只有沿海大城市和内陆个别城市才有现代化工业、学校，武汉抗战使得这些工业物资、人才、学校、转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建设大西南、大西北的后续力量，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比如此前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重庆，在大转移后，嘉陵江两岸突然冒出了很多大烟囱。

　　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袁继成：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武汉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后，便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大浪潮同沉浮共命运。

　　在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中国近代史专家，终身研究武汉抗战，今年79岁的袁继成教授便住在里面。其对面为湖北省图书馆旧址， 70多年前这里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军队指挥中心所在地。

　　“我就是武汉抗战的亲历者，不过那是我还是小毛毛（幼童），逃到四川后我就在孤儿院里长大。”1938年10月22日，被母亲抱着的袁继成赶上了拥挤的轮船，全家起程逃往四川躲避战火。同一天，另外一艘民用船“新升隆”号被日军击沉，第二天中山舰被击沉，第三天武汉沦陷。

　　说起武汉抗战，袁继成感慨自己命中和抗战有缘，偶尔夹杂着武汉方言，谈笑当年的抗战趣事，当谈到武汉抗战的意义时，便严肃起来，“武汉会战、武汉抗战和武汉的抗战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其战略意义也不一样。”

　　按照袁继成的研究，武汉会战要从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算起，日军沿长江南北两路,并从大别山一线，三面进攻武汉，至10月武汉沦陷，为武汉会战。因为武汉无险可守，必须要御敌于武汉之外，所以战役主要发生在湖北省外，安徽、江西、河南靠近湖北等地都是会战的战场。1938年10月23日，千里之外的广州沦陷，南北两端失守，武汉才失去了战略中枢的意义，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

　　武汉的抗战，则要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沦陷以后，武汉还在继续为抗战出人出力，新四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老百姓全力配合反抗，国民党地下工作抗击日军，军民还在持久抗战中。与武汉会战不同的是，其时间跨度长，主体空间则仅仅在武汉地区。

　　“武汉抗战，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这一期间为武汉抗战。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由战略防御阶段成功地转变为战略相持阶段，只有这一阶段做成功，才能蓄积能量，才能做到后面的主动反击。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军事配合十分默契，武汉为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大转移，做了积极有力的准备，功不可没。”袁继成说道。

　　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

　　原日清公司大楼。本报记者 张萌 摄（图）

　　　日本驻汉领事馆。

　汉口日租界江岸。

　　展现“武汉大抗战”历史风云的角度有许多，但在采访中，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租界”这一特定现象、特别角度，完全可以反映整个战争的局势变动。

　　1945年9月下旬，武汉还在酷暑当中，原本地多人少，只有1000多人的汉口日租界，突然涌进2万多日侨。在炮火的轮番轰炸下，租界内的精美建筑大多已成残垣断壁，废墟中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从外地赶来的日侨只能在大街上搭起窝棚，或挤在权贵人家的后院屋檐下，忍耐武汉湿热蒸腾的酷暑和江风凛冽的寒冬，在窘迫中等待被遣返回国。

　　原本华人不得随意踏入的日租界内，开始出现从外地赶过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很多日本人迫于生计，旧货摊、小餐馆、小吃店、咖啡屋、理发店应运而生，妓女们又重操旧业，见大势已去的日本人在墙上写上“欢迎中国人”“欢迎大武汉人”，有些中国人也想尝尝日本人做的武汉热干面，和独具特色的红豆烤饼，多数日本人一下子对中国人彬彬有礼起来，有的见面便是九十度鞠躬，显得谦和恭逊。

　　大街上偶尔会看见，寻仇泄恨的中国人揪着日本人暴打，一些地痞流氓也混进来，把日本人扬眉吐气地戏弄一番。但多数中国人还是文明有节制，一场持续八年的艰苦抗战才刚刚结束，久盼而来的胜利让国人肩上的重担突然卸下，心情都在喜悦的眩晕中轻松跳跃。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日租界的变迁，可看成是整个战争局势变动的缩影，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放眼到整个租界的存在历史，自清末“治外法权之地”出现，其存在和兴荣，随战争而来也随战争而去。

　　日本人悄然离去，租界外蓄谋侵华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汉口日租界内立即变得戒备森严，四周加固了电网，街道入口堆上了沙包，江中5艘军舰升火待发。从宜昌、沙市、黄石港及武汉而来的2000多名日侨集中在日租界内，准备悄悄地快速离去。据武汉市志记载，日清轮船公司，7月29日奉总公司48小时内结束业务的命令后，31日即办理完竣。日商泰安纱厂及公大、松本、福田、广川各厂亦已停工，三井、三菱两洋行也宣告停业。

　　日本驻武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为此作了各种应急准备，袁继成拿出当时的报刊资料，向记者解释道：“为了麻痹中方，日军在汉口摆出了剑拔弩张的态势，装甲汽车四处巡逻，军舰在租界和江汉关一线巡航，租界杀气腾腾。松平还煞有介事地向英文《楚报》的记者表示：如华军试图攻占日租界，日军当然守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全面侵华的动机，却向外宣称只是担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影响日侨安全和利益。

　　1937年8月7日深夜，日租界内突然一片黑暗，人们发现所有的路灯都被日本人自己敲碎，临街的门窗上贴上了日文封条。而前一天晚上，日本驻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深夜造访汉口市长吴国桢，称奉日本国政府令，现有各地日侨全部回国，请中国方面予以保护，并代为管理日租界。

　　袁继成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方还在上海发表从汉口撤退日侨的声明：“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汉口地方之情势日加紧迫，我驻汉代总领事向日本国政府请训……下令撤退全体侨民，但驻汉领事对于保护租界及其他国有公共财产与侨民私产，与中国地方官协商保护。因有此项必要，故令其暂留该地。”袁继成分析说：“很明显，这个声明就是在耍弄花招，要麻痹中国当局，掩盖他们准备在上海挑起大战的企图。

　　1937年8月8日，中国警察开始接收汉口日租界的监管权力。木屐之声和招摇的太阳旗，在武汉不见了踪影，这是39年来的第一次，国人对此有些许兴奋之感，然而，日本全面侵华的部署正在此种冠冕堂皇的虚张声势中加紧推进，日军私底下正磨刀霍霍。中国政府和汉口市政当局，并未对此深加追究，对日军下一步的行动竟毫无察觉。

　　8日当天，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带领搜查人员，走进日租界清查，在新小路11号查获一大规模的吗啡制造工厂，又在同安里16号雪世馆抄获一个印伪钞的印刷所，内有印好的伪钞5000余元。到8月11日，日本在苏州、杭州日租界的侨民和领事人员也都撤退到上海，乘轮船回国。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淞沪会战爆发。

　　保卫大武汉掀高潮，租界内街道换名

　　日军由北向南迅速占领大量城市，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惨案。在日本本土，则非法侵占中国驻日侨民的财产，遣返 5184名华侨。日本始终贯彻强盗行径，在外交上并未对中国正式宣战，企图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而国共两党的合作很快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日本立觉诱降已无可能。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建立伪国民政府，嘲笑蒋政权已经堕落成一个地方政权,“无须由连战连胜的日方来提议讲和，而应彻底打垮中国。”

　　台儿庄大捷后，八路军、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以及国民党政府其他一些机关团体，也在汉口日租界一些空置的机关、洋行里办公。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管理、控制了汉口日租界，但没正式宣布收回。徐州会战后，日本又发动了攻占汉口的武汉会战，逼迫国民政府后撤沦落为地方政权。“我统帅部洞悉日寇阴谋，鉴于武汉已成为武汉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但是易攻难守，需要集中兵力，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消耗敌人之有生力量。”袁继成说道。

　　“八一三”抗战一年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和全国掀起了 “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亡高潮。汉口市政府决定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改为汉口市第四特别区（第一、二、三特别区为已收回的汉口原德、俄、英租界）。作为老武汉人的袁继成侃侃谈道，“汉口市政府还将原日租界的街道名称全部改为富有抗战意义的名称，如将中街、大和街、平和街、东小路、西小路分别改为一二八街，八一三街、九一八街、五三街、七七街；将山崎街、大正街、成忠街改名为卢沟桥路、台儿庄路、虹桥路；将南小路、中小路、北小路、上小路、新小路改为郝梦麟路、刘家麒路、姚子青路、陈怀民路、闫海文路。”

　　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武汉会战的预定计划后，整个抗日战略防御成功转为战略相持阶段。武汉弃守，汉口租界再次落入敌手。

　　租界内丑剧上演，日军争夺民心失败

　　1938年10月27日，汉口沦陷，日军占领武汉后，将其划成难民区、安全区、军事区、日军商业区，汉口的难民区在硚口至利济路之间，武昌则在八铺街一带。难民区进出都要有“良民证”，需对日本哨兵鞠躬敬礼。法租界和原德、俄租界及模范区一带为安全区。日本人除住在日租界外还划定了三民路、六渡桥以下的新区，而民生路、中山大道、江汉路的商业区则被占用，开设洋行、株式会社，经营各种货物日用百货。

　　中途岛一战，日军损失4艘航母和250架飞机，遭到沉重打击，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逐现颓势的日本，于1943年1月7日，在南京约见汪精卫，敦促他立即宣布对英美作战，日本则以“退换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作报答。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汉口日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对于日本的闹剧，英美立即作了回应。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接受交还租借时，英美两国代表才分别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交还租界，取消在华内河与治海航行权。不久，中美共订8条平等新约，中英另订9条新约，另4条附件，开始生效。蒋介石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延安《解放日报》评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一切，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

　　由于英、美“平等新约”的反制，国共两党和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妥协，反而坚定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日本在租界内自导自演的丑剧彻底失败。

　　租界新历史，街道重新命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5日，在武汉的日军第六方面军直属卫队、海军扬子江基地、空兵及其他辅助卫队53955人首先缴械投降，六方面军直属官兵5445人被围进汉口西商跑马场（今汉口解放公园内）的战俘管理所。汉口和汉口日租界的侨民及其他湖北地区、河南汝阳地区、湖南长沙地区等日侨民，都集中在汉口日租界。

　　早在1938年8月13日，汉口市政府收回汉口日租界，拟将日租界的街道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抗日烈士的名字重新命名。按照汉口市不成文的传统，一般与长江平行的街道称大道或街，垂直的称路。抗战胜利后，拟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烈士命名的，只保留一个卢沟桥和武汉有关的郝梦麟、刘家麒、陈怀民，多加一个在湖北枣阳、宜城战役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团总司令张自忠的名字。

　　在武汉，租借的历史从此结束，而新的历史又将开始。
 

　　　　　武汉空战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