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集中营 抗日时期的人间地狱
来源：解放日报   2017-10-14 09:50:12

　　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座7层老房子，占地5800余平方米。这所房子是1935年由仁昌营造厂承建，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日军在上海的20个集中营之一。在一些史料中，它的名字叫大桥监狱集中营。

　　1917年，美国人鲍威尔来到上海，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主编，因披露日本罪行，曾被日军抓捕。他这样描述监狱里痛不欲生的日子：牢房内挤满了人，空气令人窒息。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大约18英尺长、12英尺宽的地方，可以容纳25人在地板上排队坐着，但是几天后牢房里竟关押了40多人，许多人只能站在那里……男女混押，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关押……盥洗只靠一只放在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臭气熏天，男女共用……如果谁得了疔疮，日本人就用一种类似红汞的液体给人注射。

　　鲍威尔在集中营里惨遭虐待，双足致残。1942年，美国与日本交换战俘，他才从上海回到美国，写下原题《在中国二十五年》一书，并在该书第35章“恐怖的大桥监狱”里详述自己的遭遇。1946年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人，鲍威尔还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出庭作证。

　　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

　　大桥监狱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从白天到黑夜听不到一点人声。

　　在押人员不能说话，说了，会被严刑拷打。有一次，日本看守发现2号牢房有人窃窃私语，走进去寻找，却无人承认。看守采取“连坐法”，他猛击每个人的头部几拳，当场有人鲜血直流，牙齿掉落。日本看守并未罢休，非要找出说话的人。有两位难友看不下去，毅然站出。最后，这两人被拉出去，脱光上衣，跪在地上。日本看守解下身上的皮带，对他们猛抽解恨。

　　这段记忆，被刊载在1995年7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人间地狱五十天》。

　　据监狱史专家徐家俊记载，日本统治时期，大桥监狱原有6间牢房，后又增设几间。每间宽约5米，深约3米，牢房的一角半米见方的凸出，是便坑;一个用砖头砌成半米高的通铺。通铺下仅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原来只能关10余人的牢房，一下子关了30人以上。

　　虽然是侨民集中营，但这里关押过的中国名人不少。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从1941年12月一直被关到1942年3月1日，中间还被押出大桥监狱，移到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汪伪特务机关。对大桥集中营的日子，许广平最深的印象是：天旋地裂、骨节发酸，两个马蹄型的铁圈套在手上，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6寸高的木匣上。日本宪兵对许广平动用了十多次电刑。被关的第五天起，她被拳打脚踢，后被脱去外衣，只剩小衫裤，饱受皮鞭之苦。日本人还威胁，要把她一丝不挂放到南京路上出丑。

　　后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许广平被保释回家。4年后，她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写成《遭难前后》。

　　教育家夏丏尊也被日本人关押在大桥监狱。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加上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日本人有所顾忌，没让他受皮肉之苦，后来也是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获释。

　　这里还关过上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对“夫妻”李白和裘慧英。他们被押至大桥监狱，分开审讯。饱受折磨后，终被释放。多年后，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鲍威尔的书里提及，一些著名外商，如道奇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上海股票交易所总裁海伊默、上海花旗银行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经理等，都曾被关入大桥集中营。

　　鲍威尔进集中营的第一天，牢房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当时的集中营有15间牢房。一面可进出，用直径6英寸的木棍做成栅栏。鲍威尔在5号牢房里，天天数着这些木棍。他们白天盘腿坐着不能休息，头必须低下，面朝东京方向。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如果有人敢反抗，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6个日本宪兵怒气冲冲地拖着一个英国人进了牢房。他的衣裤都被撕破，显然拘捕时进行过厮打。他告诉鲍威尔，自己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捕。鲍威尔问他叫什么?“W.R.戴维斯”，对方答。鲍威尔“秒懂”，原来，他的名字与《字林西报》的老板R.W.戴维斯太像，一字颠倒，被错认关了进来。

　　外国在押人员受不了集中营的伙食，拿自己的米饭与牢房里的中国孩子交易，换得每天帮自己在衣服里抓虱子。中国孩子苦中作乐地比赛，每天看谁抓的虱子多。集中营外的亲朋，时不时会给集中营里的侨民寄来食物，但只有三明治能勉强抵达收件人处，其他肉罐头等都进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难，远远不止于此。牢房里的虱子和害虫难以计数;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大部分囚犯都病了，其中几位奄奄一息;每个人都可能得流行病，比如斑疹伤寒，一度在集中营里传染……

　　一位狱外的法官朋友想到监狱虱子横行，给鲍威尔送来一管药膏，鲍威尔称“我将终身感谢他”。但鲍威尔还是病了。先是严重的手指感染，他被带到楼上的医务室。日本医生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拿起一把剪刀，把他手指的皮一点一点剪下。门口，几个日本宪兵张望着，对他痛苦的模样幸灾乐祸。

　　中国人的命运更加悲惨

　　1937年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虹口区，大桥监狱的存在一直被当作高度机密。“我们相信有许多中国人，在公共租界失踪后，就是被投入这里。因为这里有大量中国囚徒。”鲍威尔的记忆里，日本人对待在押的中国人更加残忍。

　　一位中国男子带着3岁的儿子被关进来。小男孩彻夜哭泣，整个大桥监狱都能听到。几天后，他们不见了。有一个中国人抽烟，被看守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还得了脚气病。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他很快死去。还有一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钱，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用木棍打脸。1、2、3……集中营里的老外们在心里默数，打到第85棍，叫喊声停止。集中营里，刹那平静。

　　今天，许多的抗日剧和小说中，都会拿这段恐怖与灾难铸就的城市片段作背景。“76号”特务机关、“51号”兵站，反反复复，出现在荧幕。然而依然没有人知道，彼时的上海还有20个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