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抗战下的对崮山战役研究
来源：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作者：刘本森   2023-06-19 10:37:26

　　摘 要：1942年11月山东根据地发生的对崮山战役蕴含丰富的信息。因山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在面对日军“扫荡”时出现认识分歧，转移到沂蒙山区的山东省战工会和山东军区被日军包围至对崮山;同时，国民党五十一军某部也被日军合围至此;国共双方摒弃摩擦前嫌、携手杀敌，实现统一战线上火线。对崮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在山东合作抗战的典范。这次战役结束后，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呼声高涨，在山东的摩擦减少;党的建设在山东根据地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对崮山战役;山东根据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在沂蒙山区腹地山东省沂水县县城西北的对崮峪村，有一座烈士公墓，埋葬着1942年对崮山战役中牺牲的四百余名国共将士。该墓最初修建于1944年，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战时期的国共烈士合葬墓。对崮山战役又称笛崮山战斗、对崮顶战斗、对崮峪突围等，是1942年11月初在山东根据地沂蒙山区发生的一次重要战役。时值日军疯狂“扫荡”之际，中共山东省战工会和山东军区的领导机关近千人被日军包围至对崮山附近。同时，国民党五十一军某部也被日军合围至此。大敌当前，原本有摩擦的两支队伍迅速形成“火线上的统一战线”，一致对敌。战斗于上午打响，持续至傍晚，国共两军伤亡严重，无奈选择突围。双方均有部分人员突围成功，亦有部分英勇跳崖。附近村民因掩护转移和收治伤员，遭到日军残酷屠杀。

　　关于这次战役，时人和后人的关注多聚焦于中共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尤其是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十四勇士跳崖的事迹。仅有个别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提到山东省战工会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被日军压迫至此的原因、国共在对崮山上的合作抗战，但多失之过简、语焉不详。从研究角度看，目前关于对崮山战役的探讨尚属空白。本文广泛搜集资料，尝试深描对崮山战役及其前后的历史场景，呈现对崮山战役蕴含的丰富信息，深化对山东根据地史和中国抗战史的认识。

　　一、1942年山东的抗日形势

　　1942年，山东的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日军向中共山东“各个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与强化其堡垒封锁线”，不仅从军事上“分割、封锁、蚕食、‘扫荡’”山东各根据地，而且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多个方面进行侵略。日军将这种全方位的侵略称为“总力战”。日伪军在山东的兵力“均见增强”，日军达到3.7万人，伪军增加了7万，达到18万人。一年内，日军在山东的据点增加了1200余处，总数达到3700多处，其据点在“冀鲁豫边平均每八里一个，泰山区同此，鲁南平均十二里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我优敌劣之小块游击根据地”，遭到日军的“缩小分割”。在进行分割封锁之后，日伪军于秋后开始进行频繁“扫荡”，“单在津浦路东”，就发动了“七十六次‘扫荡’和百次以上的蚕食”。其“扫荡”呈现“兵力不甚大”(两万以下)、“时间均不长”的特点，但是“机动性‘扫荡’较大，炮火增加(骑兵、坦克、海军、空军配合作战)”。从战术上讲，日军的“扫荡”“尤注意对我领导及后方机关的摧毁”，其采取的策略是“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拉网合围’是敌人在敌后进行‘扫荡’的顶峰”。

　　在日军的“总力战”下，1941至1942年，中共山东的抗日武装牺牲较大。八路军“团级以上干部阵亡34名、伤9名，营级干部阵亡28名、伤31名，连级干部阵亡82名、伤242名，班级干部阵亡298名、伤96名，战士阵亡1061名、伤484名”，合计阵亡1503名，伤862名。国民党军队的损失则更大，山东原有国民党军队17万人，到1942年8月减少到11万人，到1943年1月则“仅约九万余人，一年之间锐减一半”。

　　与此同时，国共之间的摩擦也日益频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均在山东建立抗日武装，且长期并存。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双方“基本能以友军相待，合作抗敌”，到1939年，国共之间的摩擦开始增加。仅1939年下半年，中共在摩擦中就有1350多名干部被杀，812人被扣。此后，面对日军企图“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煽动两党间的摩擦”以便“坐收渔人之利”的企图，中共山东分局积极致力于缓和与国民党的冲突。在中共的促成下，1940年1月7日，国共双方在蒙阴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筹划第二期反“扫荡”。

　　皖南事变发生后，山东的国共冲突进一步激化。1941年8月到12月，国共双方发生的甲子山争夺战，伤亡数千人。在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作战日记中，从1941年12月15日到1942年3月18日，几乎天天有和八路军冲突的记载。只不过，是年秋日军的“扫荡”使得双方的摩擦机会减少而使关系趋向“缓和”。

　　就中共在山东的形势而言，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的诸多根据地中具有“独特历程”。山东的党组织一度与中央失联，七七事变之后，山东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并成立由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兵组成的抗日队伍。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亲赴延安“汇报工作，以取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中央派张洪涛、张经武、江华等干部支援山东。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郭洪涛任书记，黎玉、张经武为委员;同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为政委，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建安任副指挥。无论党的干部还是军事干部，延安来的干部占主导。1939年3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下，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并留驻鲁西。这样，山东就有了两支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

　　两支部队的统一领导亟需加强。1939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原苏鲁豫皖分局改为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不过，徐向前、郭洪涛等人不久后离开山东。中共在山东的领导尤其是作战指挥，仍未统一。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山东领导”，指示“(1)陈(光)主财委会，(2)罗(荣桓)主军事，(3)黎(玉)主政府工作，(4)朱(瑞)主党的组织”。1942年初，山东纵队地方化，归一一五师领导。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9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实现“领导一元化”，即“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一元化。而山东此时正值反“扫荡”之际，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但分别指挥。

　　1942年前后，中共在山东的主要领导人是黎玉、朱瑞、陈光、罗荣桓。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但在具体活动中，不免有思路不同和意见分歧。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总结过去四年的工作时，谈到了“领导与工作中的弱点、缺点或错误”，称：“山东各战略区很久时间内均未能彻底与完全形成党政军领导的中心，即使是最高级党政军机关，在领导上的统一民主与集体的作风发挥也是不够的，而且也是很久未能真正实现。所以党及军事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之间，对许多重大问题(如党的建设、根据地工作、各种政策推行、军事指挥等)均未能经常地很好地讨论，对中央、北局、军委与集总的许多重要指示亦未能认真接受、讨论，甚至有些竟未执行。”这似乎表明当时山东的主要负责同志之间的沟通并不畅通。而次年初，朱瑞、陈光、罗荣桓给刘少奇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称：“你走后，分局工作与团结在改进中……步调感情亦较前融洽……大家似觉更加愉快积极……统一领导与工作协同有进步，惟军事指挥与建设仍不够统一。”

　　1942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由鲁中区向滨海区靠拢，驻扎在一一五师师部附近，以便统一领导。10月，山东军区获得一份“济南日军第12军参谋本部105号作战计划”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将于10月中旬到11月底，出动万余人，分两期“扫荡”滨海区。当时，一一五师、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等领导机关都在滨海区。对此，罗荣桓认为情报靠不住，主张“先不忙行动，看一看再说”。有一些人认为不能忽视这份情报，“军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却主张转移到鲁中沂蒙山区去”。这位负责同志指的是黎玉。

　　双方谁都没有最终决定权，也没有说服对方。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山东省的领导机关“决定暂时分散以对付敌人”，“一一五师等主力部队和山东分局留在滨海区，观察敌情，准备迎击敌人的‘扫荡’;省行政领导机关(包括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省工农青妇文各界救国会——引者注)和山东军区(山东纵队兼)北上，插到沂蒙山区，以应付形势的发展变化”。北上的部队由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率领，随军一起行动的还有“王建安(山东纵队副指挥，他指挥这次战役，包括对崮顶血战)、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和战工会的李竹如(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战工会秘书长)、艾楚南(战工会财政处处长)等同志。此外，还有抗大一分校一部分、山东纵队青年团一个营”。10月14日晚，转移部队“由小山前一带出发，渡过沭河、沂河，经连续行军，17日到达沂水西南的桃峪一带”。

　　1942年，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战术更加“诡秘灵活”，并且“尤注意对我领导及后方机关的摧毁”。山东军区拿到的这份情报是假的作战计划，日军要进攻的恰恰是沂蒙山区。在这里，日军采取了名为“梳篦扫荡”或者“拉网合围”的新战术，“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于狭小地区”。此时，日军纠集了1.5万余人，分成12路，以沂蒙山区为中心，实行“铁环合击”“网式包围战”。

　　黎玉等人进入沂蒙山区之后，落入日军的“扫荡”中心。10月27日，日军“以我军区所在地南墙峪为中心，构成直径35公里的包围圈，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突然向我袭来”，“合围沂水以西的南墙峪山区，企图消灭我指挥机关，扑了空。”黎玉和王建安估计日军扑空后，仍然会继续寻找指挥机关，决定向党的群众基础较好的沂水二区(沂水城北)转移。11月2日拂晓，部队到达芝麻峪后发现附近有多路日军，于是“立即转头控制对崮峪的笛崮山(对崮山)”，然而已经被日军拉进网中。日军“边运动边打炮边压缩”，山东军区机关陷入八千多名日军的包围之中。黎玉、王建安等人认为，“强行突围难以成功，决定凭险坚守笛崮山，坚持到天黑，寻机突围”。王建安命令“特务营长严雨霖迅速占领笛崮山进行防御，机关人员随后跟进”。

　　二、统一战线上火线

　　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其山顶往往有大片空地，对崮山便是如此。对崮山因两崮相对而得名，两崮一大一小。大崮山势险要，山顶有一处东西约400米、南北约300米的空地。环崮有齐胸高的残旧围寨墙垛。崮顶的东面是悬崖，北面是陡坡，南面和西面山坡略缓。在其北方约300米处的西南面伸出一个嘴，是重要的前沿阵地。当时的对崮山西、东、南三面都光秃秃的，没长树木，只有北面长满密密麻麻的马尾松、柞树、灌木丛等。上山之后，王建安命令特务营以一个排坚守东北方向的小高地，以主要兵力防守西面和南面，坚持到天黑，掩护机关突围。

　　八路军布置好防御阵地之后不久，“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一个营长带着一个连也从北面被压迫过来，请求准许他们上山。”这支队伍的主体是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六七七团步兵第九连。该连在军需处长周日丰的带领下从安丘到临朐军部取军需。在途中，他们收容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因为海军陆战队大部投敌，所以这部分只有六十余人，枪弹也很少)、军部山炮营第一连(八十多人，炮已丢失)、“茹素团”沂水分团一个小分队及沂水七区区中队一部(共约五十人)。遭遇日寇在这一带的“扫荡”之后，周日丰与九连长刘昆山、炮一连连长于家沃决定率部上对崮山。

　　到山脚之后，国民党军发现山顶已经有八路军驻守。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崮及对崮峪一线的山头，形势危急。周日丰认为：“大敌当前，应全力以赴共同抗日”，决定与八路军联系，请求上山。对于这一要求，山上的八路军有些人持怀疑态度，因为当时五十一军和中共之间正在闹摩擦，并“杀害了我地方工作人员”。不过，军区政委黎玉认为需要团结他们，“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进行火线上的统一战线”，所以“即刻准他们上山，一同抗日”。对于国共的共同防御，日方称当时国共正在为“互争此天险要塞，展开死斗”，因为被日军包围才“不得已”“巩固共同防卫阵”。

　　上山的这部分国民党军队，“只有九连建制全，装备好。全连有战士一百二十名，八十支步枪，九个班每班都配备有一挺机枪，子弹也充足”，所以它的战斗力最强。其他几支队伍里面，炮一连虽然没有炮，但是“有战士八十名，机枪四挺，步枪四十支”，战斗力次之;海军陆战队“共六十余人，但徒手兵居多，有二十多支枪”，战斗力又次;茹素团及七区区分队有五十多人，“只有土造枪三十支，弹药也很少，没什么战斗力”。他们上山之后，对崮顶的防御进行重新布置。“八路军派人与九连共同守御北崖主阵地，炮一连防守东北方上山通道，其余三部分防守东崖一线，自西北至东南面半月形阵地由八路军各部防守，没有枪的人员负责救护伤员及担任修补围墙，储存石块，必要时以石块代武器。”大敌当前，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此前还存在摩擦冲突的两支队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形成了统一战线。

　　11月2日上午，战斗先在东北小高地打响。负责防守这个高地的是八路军特务营一连一排，“猛烈的炮击持续了40多分钟”，紧接着双方交火，枪声和手榴弹声密集地响起。“一个钟头以后，枪声稀落下来”，高地被日军占领，守卫的特务营一连一排指战员都牺牲了。

　　10点30分左右，日军安放在对崮山正北面的数门重炮向防守阵地猛烈开火。与此同时，从北崮下来的大批日军“潜伏在两崮之间的东西大沟里”，在炮火的掩护下从沟底向山上进攻。日军利用北面的灌木丛作为掩护，一边射击，一边往山上爬。等到日军接近前沿阵地时，国共两军用机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日军的冲击。在国共两军的顽强防御下，日军始终未能攻上山顶。

　　下午4点钟，八路军的弹药打光了。军区首长决定“派人到第51军两个连队借弹药”。在弹药消耗严重的情况下，九连长刘昆山和炮一连连长于家沃“陆续几次派人冒着日本鬼子封锁的危险，给八路军送弹药”。这一做法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抵抗，真正体现了团结合作的精神。

　　此时，日军以三条山梁为突击点，多批次地向山顶阵地突击。日军的飞机和山下的炮火都集中到西南方向，“鬼子在炮火的掩护下，爬上来了，开始用机枪横扫山顶”，鲁中军区二军分区一团5连副连长带领一个排，“与敌人搏斗十多分钟，未能把敌人压下去”，团政委王锐带领警卫排扑过去，“与敌又是十多分钟的搏斗”，仍然失败。团长刘遇泉带领侦察排和武工队，向东北方向突击，“攻击前进了两里多路”，未能成功。这些指战员全部牺牲。

　　阵地已经失守，形势越来越严峻，山东军区机关决定突围。在突围过程中，“由于悬崖陡峭，天色黑暗，看不清地形地物，有的倒栽，有的翻滚，有的下溜，人员分散。敌人发现我突围，一面用机枪发射曳光弹扫射，一面点火堆照明堵截，我伤亡较大。”不过，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机关大部顺利突围。突围时，特务营营长严雨霖奉命率领战士们继续留在崮顶牵制日军，等机关突围20分钟再撤离。严雨霖率部坚持20分钟之后，连他在内只剩下14人。他们被火力压制到崮顶东边的悬崖旁，三面都是日军，子弹也已经打光。14名勇士飞身跳下悬崖，6人牺牲，8人生还并找到了队伍。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进行突围。日军攻上山顶之后，“周日丰处长亲自督战，指挥战士向敌人反冲锋。不幸一梭机枪弹扫来，他中弹倒地，壮烈牺牲。九连长刘昆山见周处长牺牲，敌人已从东、西、北几个方向大批拥上山来，再不及时突围，就只有坐等待毙。”于是，刘昆山“带领一个班，机枪一挺，步枪七支，从东面突围下山”，此外，“七班长何俊臣也带一个班、机枪一挺、步枪六支，从西南方向突围冲下山去”。除了这两股突围的队伍之外，“其余各连战士从北面跳崖突围，摔死了数十人，摔伤的亦被鬼子枪杀”。

　　晚七时四十分，日军完全攻克山头。冲出日军包围圈的国共将士，又落入日军的第二层包围圈，其中，“约百二十名”在突围之后又被日军杀害。

　　对崮山战役中，中共方面的伤亡数字有多种说法。1943年的《大众日报》称有“二百余同志壮烈牺牲”。而朱瑞、陈光、罗荣桓于1943年1月28日给刘少奇的汇报中则称，在此次合围中，“军区直属队及军分区部队伤亡、失联络约三百余人”。另外，根据地方同志的整理，“二军分区一团一营……数百名指战员英勇牺牲。沂北县大队在激战中也大部牺牲”，另有沂水地方武装负责人称“沂北大队战士牺牲二百余人”，即沂北大队两个连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说，军区直属队、军分区部队、沂北大队总共牺牲四百余人。国民党军队同样伤亡惨重。根据武葆珍的回忆：“九连仅有三十多人突围出去，其余八十多人均壮烈牺牲。炮一连及陆战队等部也阵亡一百多人。”即国民党军队方面牺牲180余人。双方相加，牺牲总人数在600余人。

　　一些突围成功的同志得到百姓的掩护。沂水地区位于沂蒙山区腹地，是中共发展早、基础牢的革命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出现了刘晓浦、刘一梦等著名共产党人(今属蒙阴县)，抗战时期更是中共的主要根据地。即便是最残酷的“扫荡”时期，这里的群众基础仍然很好。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这里的党员多，群众觉悟高”，有些村庄“虽有敌伪据点，但我们的党员却能在敌人眼皮下坚持工作”，在一些离日军据点很近的村庄，党的“各项工作都能照常进行”。因为党在沂蒙山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所以当地百姓“不惧生命危险，不辞辛劳，利用地方有利条件将黎玉政委及其他伤员转移安全地带，加以掩护和治疗”。突围成功的战士在老乡家里得到掩护和救治。

　　对崮山下几个村庄的村民，因救治和掩护八路军和五十一军的战士和伤员，而遭到日寇的屠杀。据统计，仅在农历九月二十四日(11月2日)当天，附近被杀的村民就有115人。而山脚下的对崮峪村，尤其惨烈。日军撤退之后，当地村民上山掩埋烈士尸体。村民善良的举动背后折射出的是山东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诞生于山东根据地的沂蒙精神的真谛。

　　三、巩固统一战线与加强党的建设

　　面对日军“扫荡”、国共内阋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国共在对崮山战役中展现出来的团结精神。1942年11月13日，《大众日报》刊发题为《八路军五一军携手杀敌，对崮峪粉碎敌“合击”》的通讯，简明介绍了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作战方针”“共同胜利突围”的过程。同一版配发题为《发扬对崮峪的团结精神》评论，称：“此次配合作战共同御侮事件，虽系偶然，但又一次证明一个确切真理：无论如何，民族敌人是与我们誓不两立的;内部小磨(摩)擦在大敌当前时，自然冰然消逝，而共御外侮;如此使得胜利击溃敌人，保全自己;否则将徒予敌以渔人之利，而自寻失败。”评论认为，国共双方“非团结合作，难以最后战胜敌寇”，呼吁“山东各友军，体会与发扬对崮峪共同御侮的精神，进一步的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蚕食，坚持山东阵地，准备与实现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对于国共在对崮山上的合作抗日，“各界人士均极重视与兴奋。一般人士均认为这是再一次证明了‘只有团结始能战胜敌寇’的道理”。1942年至1943年初，中共积极呼吁与国民党军队的团结合作，“主动向友党友军进行疏通团结合作的努力”，本着“‘不念旧恶，委曲求全’的宽大精神去求得疏通团结”，“平时向友军送情报，战时积极策应”，并主动在战斗中“截击”“尾追友军之敌”，“及时供给情报”。对崮山战役结束不久，1943年初日伪军“扫荡”五十一军，山东军区“即以一部在沂水大崮头策应牵制敌人，激战一日，我虽伤亡一连，但友军一部却得以跳出了合击圈”。4月，日伪军再次“扫荡五十一军时”，中共为策应友军，“在坦埠天桥岭一带将尾追友军之敌截击，及时供给情报，并建议其转移方向”。“扫荡”期间，当国民党军进入中共根据地隐蔽休息时，中共“除助以粮食三万斤外，收容与医治其伤员，对其失散官兵和枪支均一一收容送回，更发动群众慰劳，以恢复友军战斗情绪”。即便是对于一些素有反共传统的部队，中共也在日伪军“扫荡”时，对这些部队“予以策应”。在胶东，中共曾“解救了安廷赓、姜黎川，并予以军服、经济、粮食之接济，稳定其部下之悲观失望情绪”。在鲁南，中共曾“策应了申从周、李子英，并掩护其在我根据地休整”。在中共的努力下，1943年国共在山东的关系得到缓和。

　　战斗一周之后(9日)，罗荣桓等人接到对崮山战役的报告。又过三天(12日)，他们向中央军委报告战况：“仅跑出百余人(内共五百余人)，其余除被俘二十余外，大部均伤亡”，同时汇报了干部的伤亡情况。对崮山战役结束不久，山东根据地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1943年2月25日，彭德怀等提出将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机关。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任命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为师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玉、罗荣桓、朱瑞为中共山东分局委员，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8月1日，朱瑞亦奉命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党的统一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之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取得重要成就。1944年，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致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半年来，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毛泽东也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这与山东根据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息息相关。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1942年之后，解决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是山东根据地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对崮山战役中，中国共产党以“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的态度，与国民党军进行“火线上的统一战线”，并负责重新布置崮顶的防御，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战役打响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奋勇当先、前仆后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战役中国共双方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广大百姓不畏牺牲、积极救治伤员，则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生动体现。对崮山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有针对性地坚持和加强了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在武装斗争成为题中之义之时，对崮山战役折射出的统一战线和山东根据地党的建设问题，更彰显了这场战役在山东根据地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