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寇进逼福州,福建省政府的主要机关、大专院校等陆续迁到吉山,这里成了战时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大批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和进步青年,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建学校、修电站、办报纸……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
70多年过去了,日军一枚航空炸弹,至今还深埋在村里一块泥地里。89岁老人刘佛柱是那段抗战岁月的亲历者,他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日军如何轰炸,大家抗战的决心毫不动摇,《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一直都响彻在吉山上空。
大榕树下的“抗战宣讲堂”
海都记者探访吉山村时,89岁老人刘佛柱与几个老伙计,正在吉山村的一棵大榕树下纳凉。榕树背后,有一座“榕荫亭”,离亭几米远,一条长长的浮桥架在文川溪上。刘佛柱老人告诉记者,大榕树下的这片空地,当年可是“抗战宣讲堂”。
据老人回忆,1938年,为坚持抗战,福建省政府被迫内迁永安,省主席公馆、省教育厅、省高等法院等政府机构,国立福建音专、省立永安初级中学等文化教育部门陆续迁到了吉山村。当时,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常在村中大榕树下交流,讨论抗战大事和救国之道。
记者也从文史部门了解到,当时40多个省直机关驻扎在吉山村,坚守在此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同仇敌忾,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建学校、修电站、办报纸……让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中心。
露天放电影播报“抗战新闻”
20年前,为发展吉山村的经济,时任村书记的刘维启将目光对准了吉山的“抗战文化”。他走访了大量的抗战亲历者,搜集他们的“抗战记忆”,存储在自己的脑子里。
“抗战时的吉山非常繁华,原本不足千人的村子,涌进了近万的政府职员、学生、难民等。村子修了发电站,晚上有电灯照明,放露天电影,还有老师教唱抗战歌曲……”刘维启说。
当年,刘佛柱正在上小学,他记得看的都是无声电影,放映队的工作人员还会在屏幕前打上字幕,播报全国各地的抗战消息。除了看电影,大伙还会齐唱抗战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与海都记者聊着聊着,刘佛柱老人哼起了年少时学会的歌曲。
日机投下的哑弹还深埋在村里
八年全面抗战,刘佛柱老人记忆最深的是1939年9月的一次日机轰炸。
“那天,三架日军飞机,顺着文川溪俯冲而下,轰炸吉山村,连机身膏药旗和飞行员都看得到。”刘佛柱回忆,当天,警报拉响后,家人带着他躲进了早已挖好的防空洞,“紧接着听到两声巨响”。
刘佛柱说,当时,日机共扔下三枚炸弹,一枚落在文川溪中,激起冲天水花,另外两枚落在省教育厅职员宿舍旁,其中一枚是哑弹。
“日机飞走后,大伙走出防空洞,救治伤员、清理现场,两间平房被炸毁,还有一名孕妇的大腿被弹片划伤,一头猪被炸死。”刘佛柱记得,八年全面抗战,吉山只经历了这一次空袭,但临近的永安县城却遭遇了十几次大轰炸。
70多年过去了,当年日军投下的哑弹,仍埋在村里一块泥地里。曾担任过4届村书记、66岁的刘维启告诉记者,当年村民害怕这枚哑弹会炸,用大量的猪粪便、烂泥,埋在哑弹上方,随后还在投弹处开垦了一块菜地。
如今,永安当地政府在日机投弹处建造了一个航空炸弹模型,提醒后人勿忘日寇侵略犯下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吉山红”畅销全省
1999年,吉山村被确定为福建省首批“历史文化名乡”。村里的抗战遗址保存得比较好。海都记者探访时,还有工人在对刘氏祖屋、大夫弟、羊枣被拘禁处等抗战遗址进行修复。村口的一座清代建筑——“定和居”的墙上,“抗战到底”的标语仍清晰可见,这里曾是省高等法院职员借住的宿舍。
刘维启说,当年,省政府主要机关,学校迁入吉山村,一是因为村里有发达的水运,各类战略物资、报刊可通过文川溪运往全省各地;二是吉山村有崇文的传统,村里有9座书院;三是吉山村比较富有,村民有较多房舍可征借给政府职员办公、住宿。
据介绍,吉山村还有一座酒坊,出产一款叫“吉山红”的老酒。“1945年8月15日,当广播传来日军投降的消息时,家家户户痛饮‘吉山红’,欢庆抗战胜利。”刘维启说,抗战胜利后,“吉山红”畅销全省,福州、厦门等地市民也纷纷抢购,在大家心里,这酒也代表着“抗战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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