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呐喊”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纪事
来源：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   2023-07-12 15:50:30

　　

　　1895年，当日军侵占台湾遭到台湾军民奋力反抗时，居住在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并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

　　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殖民者，在来台好几年前就已经对台湾省情已经了如指掌。为了集中精力镇压占人口95%以上的汉族人民的反抗，他们到台湾后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一种和日本侵略者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相安无事”错觉。

　　然而，就在镇压汉族人民反抗日军侵略告一段落之后，日本侵略者终于对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人民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们对少数民族人民采取各种不人道的管制措施，稍遇到反抗就对他们采取烧杀抢掠等罪恶手段，甚至欲对一些民族实行亡族灭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突然而来的倭人虐杀，为了民族与国家，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勇敢地拿起手中的武器，向侵略者冲去。

　　以“怀柔政策”暂缓对少数民族的镇压

　　1895年，当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时，遭到了清朝驻台军队和台湾人民的全力反抗。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刚到台湾，其主要军队和人员主要集中在平原与盆地地区，其所遭到的抗击者也就以传统居住在平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与清朝军队为主。而虽然当时也有诸如生活在台湾东部地区花莲的泰雅族人民的反抗，但相对于全台湾少数民族的抵抗来说只算零星。

　　尽管当时日本占领军主要战略是集中力量，将统治殖民的范围制定为全部台湾，实际上其力量主要集中在台湾西部从南到北的平原地区，东部虽有驻军，但因台湾居民人口稀少，所以其兵力布置也并不很多。

　　不过，花莲县泰雅族这部分占台湾少数民族人口极小比例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抵抗，同样也引起了日本占领军当局的重视。由于日军占领当局不想分散他们“剿灭”清军和其他台湾民间抗日军民的力量，不想同时开展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剿灭”的两条战线。他们认为必须先以“剿灭”汉族军民反抗后，再腾出手来“剿灭”少数民族的反抗。

　　于是，他们从日本派出诸如人类学专家、文字学专家、地质学专家和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专家团队到达台湾，对居住在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研究。之后，拿出了一整套“怀柔政策”来暂且安抚少数民族人民。日本占领当局想用这一政策麻痹少数民族人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而且我还要给少数民族一些好处。这样，日本占领当局就可以给居住在高山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一个“日军与台湾少数民族人民‘相安无事’”的假象。

　　“五年理蕃计划”撕破日军罪恶嘴脸

　　然而，随着日军占领台湾后，在全台湾范围内对汉族军民抗击力量的“围剿”，岛内抗击日本占领的斗争到1910年左右因广大军民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情况下，处于低潮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局变化，正处于明治维新带来的日本工业化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却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能源匮乏，而高速的工业化需要各种原料。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原始森林中丰富的木材、樟脑自然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高度兴趣。这一兴趣的形成，也意味着日本占领当局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短暂的“相安无事”岁月将结束。

　　1910年，日本占领当局的“台湾总督府”开始编制所谓的“五年理蕃计划”，他们以武力为后盾，以日本代表“先进文明”与“优质文化”之名，掩饰并合理化其侵略、歼灭、掠夺、统治殖民等野蛮行径，开始一反原先“和善”面孔，刻意差别对待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和人格尊严，造成少数民族人民人格与文化在台湾低人几等的屈辱。

　　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还开始对少数民族生计进行封锁，如禁止靠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进山狩猎，收缴他们所持的火柴、猎枪，甚至刀具。阻止少数民族信奉原来的宗教，在少数民族居住区设置“蕃通”警察，以解构部落政治、秩序及组织架构，以武力为后盾让少数民族顿失信仰寄托，无所适从。还强迫少数民族儿童进入“蕃童教育所”，对其进行日式同化教育，让其忘记祖宗。

　　不仅如此，日本占领当局为了达到统治山区少数民族的目的，还强制少数民族部落迁移，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监视居住，强迫其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甚至连少数民族在传统节日上应该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都被取消，剥夺少数民族人民核心价值与信仰。

　　由于少数民族各部落之间在日本占领当局操控下的生存空间都有限，在严格管控下，他们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彼此更无机会交流。日本占领当局为了达到自己不费一兵一卒而可以消灭少数民族的目的，他们挑拨各少数民族关系。造成各民族以为自己面临的“亡族灭种”境遇是对方造成的，于是，这一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在日本占领当局挑拨与欺骗下发生多起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日本占领当局则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

　　另外，由于日军占领台湾初期，为了笼络少数民族实施的提倡日警与少数民族地区妇女通婚制度，随着日军在台湾站稳脚跟，一些日本警察开始始乱终弃，不仅出现大量抛弃台湾少数民族妇女情况，更有很多日本警察将少数民族妻子抛弃后卖给青楼，造成多起悲剧。

　　日本占领当局从最初的“怀柔”到“五年理蕃计划”，正将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人民逼向绝境。

　　受尽了欺压的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最终拿起手中的武器，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运动与“雾社事件”

　　其实，日本占领军最恨的少数民族当属1895年日军刚刚占领台湾后，遭受到的来自泰雅族太鲁阁97部族的反抗。

　　1914年5月，日本所谓“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调动3108名士兵、3127名警察和4840名军夫组成的日军部队，在山炮、机枪的配合下，向作战壮丁不到3000人的“太鲁阁蕃”进攻。在泰雅族太鲁阁97部落首领哈鹿那威指挥下，泰雅族同胞据险抵抗，与日军奋战3个月，最终虽因寡不敌众，该部落几乎全军覆没，但日本“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在此役中于6月26日坠崖受重伤，第二年8月因伤势复发而死去。

　　在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中，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历史上，曾涌现出很多类似哈鹿那威这样的抗日英雄部落首领和泰雅族这样的抗日英雄民族。发生在1930年的著名“雾社事件”中的抗日英雄莫那鲁道、花冈一郎和赛德克族德克达雅群人，是发生在台湾此起彼伏的少数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中的一个案例。

　　1930年10月27日，是“台湾神社”（日本人设置的——本报注）祭日前一天，按雾社地区以往规矩，要办运动会以纪念。

　　而运动会预定于当天上午8点整开始，7点多钟，当刚刚举行完升日本太阳旗典礼，运动会即将开始之际，忽然有一名壮士持刀进入会场，直奔日本占领台湾当局的台中州理蕃顾问菅野正卫面前。就在菅野正卫还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他的人头已经被这位壮士砍了下来。接着，埋伏在运动场周围的塞德克族的勇士们也纷纷冲进运动场，顿时现场尖叫声四起。

　　而事实上，运动场并不是那次雾社起义的第一现场。

　　就在当日凌晨3时，赛德克族马赫坡头人莫那鲁道召集族人下达抗日行动开始，本次行动目标就是该地区所有日本人。趁着清晨破晓时分，山地的警察及其家眷尚在酣睡之时，一路由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的族人，首先发难，其后兵分多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后，他们才再聚集到雾社，攻击运动会会场。而袭击运动场的则是由花冈一郎率领，砍下菅野正卫人头的正是花冈一郎。花冈一郎原名拉奇斯·诺敏，因迫于日本淫威，改日本名叫花冈一郎。

　　本次赛德克族抗日斗争史称第一次“雾社事件”或“雾社起义”，起义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215名。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

　　“雾社事件”发生当天立刻震动了日本的“台湾总督府”。10月28日，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日“台湾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对塞德克族人进行屠杀式报复，这次报复，日本人还第一次在台湾使用糜烂性毒气。但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到1930年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12月初，对日作战已经超过40天，勇士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窘境，莫那鲁道在妻儿死后，在断崖上持枪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