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抗战后方的“大本营”
来源：桂林生活网   2020-05-04 10:34:21

　　三处旧址成红色旅游景区

　　路莫村，如今的地图上叫它路西村。

　　过了乌石街再往北，在公安大楼所在的交叉路口往西转，八定路从平静的路西村穿过。1938年底，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时，这个村子还叫路莫村。

　　路莫村物资转运站设立后，桂林“八办”在村中租借了很多民房，用作办公和工作人员住所。如今，电台室、救亡室和周恩来传达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等三处旧址都被保存下来了。它们相互呼应着，成为那段光辉岁月的最好见证。

以前的“救亡室”

　　救亡室旧址曾是村里莫氏一族的宗祠所在地。特殊的用途，让这座建于民国19年(1930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显得很有气势。头门、天井、正厅和东西厢房，经过后来“修旧如旧”的修复，现在看上去很有气派。

　　电台室的“年纪”就更大了。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建于清光绪29年(1903年)，由头门、主屋、东西厢房和天井组成。南北是一字墙，东西是中间高、前后低的山体墙，它的左邻右舍都是村民的旧式砖瓦房。在路西小学，记者找到了龙王庙。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庙宇，庙的中心位置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龙王庙的深处，还摆放着很多老旧的桌椅，模拟当年周恩来传达中央精神时的样子。

　　1996年12月，路莫村物资转运站旧址与桂林城里八路军办事处的旧址，一同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又被列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公布的30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如今的“救亡室”。首席摄影记者游拥军 摄

　　2009年10月28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旧址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工。如今，每年都有大批来自各地的人们，包括当年在此战斗过的老同志及家属，来到路莫村物资转运站旧址纪念馆参观。

　　中共在南方国统区的中心枢纽指挥站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我党设立的一个比较大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有160多人。除主要领导及部分警卫战士在城内挂牌的机关居住外,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都住在路莫村。最多时，村里住过300多人。

　　路西村村民、84岁的莫正裕老人，当年就住在物资转运站救亡室旁边。“我们天天到宗祠(救亡室)里头耍，他们(工作人员)对我们好好的!”回忆起六七岁时的经历，老人眉飞色舞。

工作人员在路莫村电台室工作的场景(“八办”供图)

　　民居中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灵川县文管所工作人员海航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位于村子东头的电台室。一进大门就是天井，两边是厢房。穿过天井便进入了宽敞的堂屋，一张巨幅老照片展示了“八办”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景。海航说：“那时，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就设在这里，还设有接收天线。”

　　堂屋旁边是两间正房，堂屋后面则是三间后正房。这些房间既是电台人员的工作场所，又是他们生活起居的地方。在莫正裕老人的记忆中，当年，这里每天下午都会发出“咚咚”的声响：“电台天天都要用，但那时又没得电，他们就自己发电。”

　　据史料统计，当时，从事电台工作的有20多个人，光是电机班就占了10多个，因为当年这里没有交流电，发报用电还得依靠手摇发电机来进行。架设在这里的电台，不仅是办事处的公开电台，还是整个南方地区的电台指挥中心，其他各地电台都是由桂林办事处派人统一安装、调试、提供设备和技术培训。

　　听着老人的回忆，记者不禁想起在桂林“八办”纪念馆新展厅里看到的一个场景模拟：一间“小房子”里，两位“八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运用发报机把收集来的情报发往上级。在征得工作人员的同意后，记者按了按发报机，还能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

　　发报机，对于当时的“八办”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远在西北，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要掌握各地的情况，特别是南方国统区、敌占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十分困难。建立桂林“八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党中央和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搜集和传递各种情报。所以，桂林“八办”100多位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从事着与情报有关的工作。

如今的“电台室”。首席摄影记者游拥军 摄

　　据当年在办事处担任过电台台长、后又担任了国家邮电部副部长的刘澄清回忆，为应付局势发展，桂林“八办”除在城内办事处和路莫村转运站设有秘密和公开的两部电台，还在六合路、伏波山的还珠洞等处架设了三套秘密的备用电台，在南方国统区和战区起着中心枢纽的指挥台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奉命撤回延安。虽然路莫村物资转运站停止工作，但电台却转移到香港继续工作，发送着“永不消逝的电波”。

　　很多前线急需物资经路莫村筹运

　　在重访路莫村旧址的时候，一些描述当年执行运输任务的老照片，令记者想起史料中看到的一段话：当年，桂林“八办”背负着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为党中央和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筹集和转运抗战军需物资。

　　对此，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是认同的，他解释说：“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不到一年，就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加上陕北土地贫瘠，不但无法生产枪炮、弹药、医药，连普通的日用品都无法生产，所以很多物资要从别的地方运过去。”

　　为解决燃眉之急，党中央明确指示，桂林“八办”可通过统战、接受海外华侨捐赠、采购等各种方式收集物资，并抢运到抗日前线。

　　于是，李克农带领工作人员与国民党中下层官兵交朋友、弄批文，从贵州黄坪搞到15吨炸药，在临桂搞到几大捆铁丝，获得了柳州国民党军需仓库的2万条美式军用毛毯，还跑去广东肇庆敌占区将当年属于禁运品的汽油偷运到桂林……

　　而桂林“八办”在筹运军需用品、抢运紧缺物资的过程中，最大一次行动发生在1939年的5月。

工作人员在路莫村接受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血肉长城”锦旗。(“八办”供图)

　　当时，香港“八办”负责人廖承志、连贯从海外筹集了一批抗战物资，包括10多辆汽车、汽油、被服、无线电广播器材和全套电台设备，以及大量的医疗器械、药品。这些前线最需要的物资，装满了两个大房间。桂林“八办”交际科长邱南章、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等接到李克农的命令后，马上带领一批押运副官及10多位华侨司机出发了。他们开着华侨捐赠的10部卡车，日夜兼程赶往越南同登、海防。为了躲过日机的轰炸和频繁扫射，他们晚上行车，并采取分程接运的方法，在崇山峻岭间奔驰一千多公里，用智慧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各种关卡。耗时4个月，全部物资都被安全抢运到桂林，再转运至延安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

　　“1939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后方医院、战地医院的医疗器材、药品，党中央的用车、发电机的汽油等重要物资，基本都由桂林‘八办’提供。党中央的多部电台和八路军前线最开始使用的小型通讯电台，也都是由桂林筹运过去的。”文丰义说。

　　村里住过神秘的“炊事班长”

　　市政协原副主席、已近百岁高龄的魏华龄，是桂林研究抗战历史的“泰斗”级人物。著作等身的魏老，写过许多关于桂林抗战的文章。在他的记忆中，在救亡室工作的何启君曾讲过一段往事：“胡光每天起很早，起床后就扫地，几乎每天由他打扫房间，房子里的地板是泥土的，扫起地来尘土飞扬，胡光就用条毛巾包住口当口罩。天气热了，胡光常常穿一件背心，脚踏木板鞋，有时进城，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总是披一件黄褐色的旧褂子。”

　　在路莫村中央的莫氏祠堂，灵川县文管所工作人员海航指着西边一间厢房说：“这就是胡光住过的地方。”胡光，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中友谊的培育者、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住在路莫村。

　　见记者很感兴趣，莫正裕老人又回忆起自己年少时的故事：“那时候，胡志明就留着长胡须，我们这帮小把爷总是‘胡子，胡子’地喊他。他不但不生气，还经常和我们耍，有时候还给我们几颗纸包糖吃呢!”

　　1938年底，胡志明随叶剑英离开延安到桂林“八办”，负责救亡室工作。作为卫生委员，胡志明检查卫生十分认真，要求特别严格，谁的卫生搞不好，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还具体负责《生活小报》的编辑工作。《生活小报》是“八办”的一份内部传阅小报，所有稿件用毛笔抄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册，胡志明总是自己抄写、设计封面、安排报头。1940年10月到12月，他以“平山”的笔名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他更多的还是写文章寄回越南，指导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提及胡志明在桂林的经历时，文丰义说：“胡志明经常帮炊事班挑水、洗菜、劈柴，所以在办事处的花名册上，他的具体身份就是以炊事班长出现的。这是当时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加上他普通话说得不很好，炊事班长的职务既能帮他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又可以掩饰他的特殊身份。”

　　有史料提到，在路莫村工作期间，胡志明还很喜欢体育运动，只要有篮球、乒乓球比赛就一定会参加。而且，他每天把沙包或铁块绑在腿上做强化训练。到了夏天，他还会约上其他工作人员到河里游泳。

　　胡志明在桂林工作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经常到广西访问、到桂林度假。至今，桂林“八办”纪念馆还陈列有胡志明用过的丝棉被、他送给吴溪如母亲的镀金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