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抗战中的贡献与牺牲
来源：贵州省文史馆   2023-08-23 14:44:19

　　山川形势，战略地位

　　贵州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以来被视为“滇楚的锁钥，蜀粤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险要。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为扫荡元军，制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策略，派傅友德南取云南，摧毁元军梁王残余势力。云南平定后，为巩固云南边防及稳定西南政局，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便下令在通往“滇之喉”的地区屯兵二十万，沿驿道一线设立卫所，实行军事管制，并在今天的贵阳设立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 (1413),贵州建省，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占我东北。趁着国民政府大举“围剿”江西“红色根据地”之际，日军越过长城，直逼京津，将魔爪伸向华北，企图亡我中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大幕。自此，中国“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奋起反抗，守土抗争，抱着“牺牲到底”的决心，以求国家之生存。中国军民“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在广阔的地域中与敌周旋角逐，鏖战争锋;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英雄襟怀与敌于江河湖海、山川平原斗智斗勇，相持对抗，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最终拯救了国家，拯救了民族。

　　抗战爆发后，日寇长驱直入，迅速占领我广大地区。为了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四川乃天府之国，人口众多，物产丰饶，江山险峻，关隘雄奇，进可攻，退可守，是与日军长期周旋的理想之地。以史为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全境、云南省西北部)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之语。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奔蜀，把四川作为平乱复国的基地;二是一九三四年年底，中央红军冲破“围剿”，北上抗日，中央军围追堵截，企图借机吃掉沿途各省军阀。红军途经贵州时，蒋介石亲临贵州督战，对“滇楚的锁钥，蜀粤的屏障”的贵州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其而言，将贵州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对周边的广西、湖南、四川、云南的地方军阀无疑有着震慑作用。基于以上考量，蒋介石为之后退守西南、以重庆为陪都的政治决定埋下了伏笔。

　　战时贡献，天地可鉴

　　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无数城乡成为一片焦土，亿万人民惨遭浩劫。贵州人民亦不能幸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面对日寇的侵略，1030万贵州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作为陪都重庆的天然屏障，抗战的大后方、盟国战略物资与中国战略补给线的咽喉要道、远东地区西南国际交通的生命线，以及兵员、难民出入的重要通道，贵州责任重大，勇于担当。

　　抗战军兴，狼烟四起，贵州人民以实际行动贵投入到这场民族生存之战中。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传唱抗战歌曲;他们参军参战，以满腔的热血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奔赴救国杀敌的战场;他们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生产粮食和蔬菜，保障城市的供给;他们在工厂里努力工作，为前线官兵提供武器与物资;他们修筑公路，架设桥梁，建设机场，为战略物资的运送、盟军飞机的起降竭尽辛劳;他们为过境难胞、流亡文化人安排食宿，联系车辆，以显同胞血肉之情……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与遭受的苦难，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自古以来，贵州经济落后，民众贫穷，政府财政全靠富裕省分的“协济”来维持。然而抗战期间，为了保障战时的粮食供应和军粮需求，贵州共征军粮7400689市石稻谷，以其他名目征集的粮食12421209市石，平均每人约1.2市石。据有关文献所载：贵州当时为抗战征粮到1953年。由此可见贵州人民负担之重，苦难之深!

　　在这场抗日救亡的全****动中，贵州民众除了宣传外，还做了以下工作：1.组织战地工作团，深入战地救护和宣传;2.为伤兵、儿童和难民服务;3.协助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负责分发国际红十字会及国际援华医用物资。宗教界人士积极组织战时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社、难民同乡会、妇女服务会等，也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战服务的工作。

　　抗战期间，贵州接纳了大批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厂矿、学校与难民。在此期间，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聚于黔中，既给贵州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正如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所言：“自抗战起，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都以为非把贵州建设起来不可……所以本人说抗战开始在贵州是建设开始。抗战时期是推进贵州建设的惟一机会，我们不要轻易把它放过。”

　　抗战期间，迁入贵州的军事企业有第41兵工厂、第42兵工厂、第43兵工厂、第44兵工厂、53兵工厂贵阳分厂、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迁入的民营企业有机器工业、烟草工业、印刷工业、纺织工业、制革企业、日化工业及橡胶工业的厂。它们入住黔省，给贵州的经济注入了契机与活力。

　　之后，在吴鼎昌和贵阳市长何辑五的推动下，贵州企业公司粉墨登场。该企业公司整合入驻贵阳的金融机构、内迁工矿企业及迁黔大专院校的资源，在贵州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先后成立贵州电气、煤矿、水泥、火柴、烟草、油脂、玻璃、化工、面粉、丝织、陶瓷、制糖、运输、银行、木业、盐井、垦殖、内河航运、中国国货19家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期间，贵州接纳了内迁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工程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及海军学校、陆军大学、防空学校等，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教学、研究和学生学习的环境，为国家培养了军事人才。可以说，贵州为国家积蓄了有生力量，为民族保存了复兴的火种。

　　为了保持战时运输的畅通，西南公路运输局统一接管了黔桂、黔湘、黔川、黔滇四条公路，除部分改线、加宽外，还改建或加固了一些桥梁。此外，还新修了一些省内公路和县道。八年全面抗战，贵州共兴修公路2315公里。筑路工程由政府征调各地民工承担，共计征工2360300人次。据史料所载：仅黔滇公路一线，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近四年间，每月15000吨的美国援华物资经由二十四道拐、盘江钢架桥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亦经由这条公路开赴杀敌战场。由此可见，贵州人民修筑的战时公路对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八年，贵州征调民工235857人次，修建了安顺、请镇、黄平、独山四座机场，使之成为国军与美国空军飞虎队翱翔蓝天，迎战日机的后勤基地。

　　抗战期间，经由贵州前往重庆和昆明的难民难以计数，官方统计约七百余万。“黔南事变”时，逃避战火涌入贵州的外省难民达数十万。日寇投降后，难民纷纷返回故乡。在这场返乡的热潮中，贵州为救济过境难胞提供食宿，安排车辆，津贴路资，为输送难胞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输送难胞二万人，输送津贴516450242元。

　　据官方统计：抗战期间，贵州人口1030万，征兵67万，实征63万9千6百31人，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六。这些士兵都来自穷乡僻壤，大山深处，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他们穿着草鞋，背着简陋的装备，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救国杀敌的战场，参加了南口、忻口、台儿庄、南京、武汉、长沙、滇缅、湘西及解放桂林的诸次会战，他们以“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屹立不倒”的山石精神，铸就了贵州军人的军魂，为黔人抗战史上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政治人物亦不例外。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他们与日寇博弈周旋，斗智斗勇，展现了中国士人的风骨气节。值得赞赏的是，一九四四年底“黔南事变”爆发期间，广西大小官员闻风丧胆，纷纷逃离……而贵州籍政治人物何应钦、张道藩、谷正刚等云集贵阳，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战争威胁及救助难民，并从香港、南洋、上海组织撤离大批的文化人到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精英。

　　惨遭浩劫，人神共愤

　　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给贵州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全省伤亡总数共28452人(不包括战场中的军人);遭受直接财产损失的县市共有14个，遭受间接财产损失的有37个……

　　有关资料记载：自一九三八年秋武汉会战至抗战胜利的七年间，日机入侵贵州共33次，使用飞机385架次，共投弹604枚，造成伤亡4363人伤亡。空袭波及贵阳、安龙、龙里、丹寨、三都、独山、桐梓、正安、晴隆、沿河、清镇等12市县。仅省城贵阳一地遭空袭十次，来袭日机100架次。特别是一九三九年的“二·四轰炸”，导致贵阳繁华区成了断垣残壁，不少学校被炸被毁。在这次轰炸中，贵阳东起老东门，北至喷水池，西近大西门，南至大南门，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在极短的五六分钟间，这里成了人间炼狱，42条街巷成了一片火海，1326栋房屋化为灰烬，损失财产达3880万元。据《贵州统计年鉴》记载：“二·四轰炸”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贵阳民众伤1342人，亡597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军由柳州窜扰黔南，铁骑蹂躏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五县，焚掠之惨，尤以独山受祸为烈。受此震荡惊扰，贵州全境人心惶惶，犹如漏水之船，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从有关史料对“黔南事变”记录可见：

　　十一月二十九日，日军自广西进据荔波后，日军开塘放水捉鱼，宰猪杀牛，抢粮抢物，烧杀奸**，无恶不作。据有关资料所载：荔波县被日军杀死杀伤的民众约2000人。

　　十一月三十日日军占领三都县城的六天间，肆行抢掠，焚烧民房。仅十一月三十日一天，就烧毁了300多户人家的房屋，城内财物、牲畜一掳而尽。

　　十二月二日，日军占领独山县城后，大肆掳掠尚未烧尽的物资，抢劫未及逃离的百姓，对妇女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同日，日军攻占丹寨县城后，开仓抢粮，抓丁拉夫，歼淫妇女，并烧毁民房数百间。

　　回顾以上历史，虽有感慨，亦有荣焉。仅以此文为贵州对抗战的贡献的评价和礼赞，同时作为死难同胞的悼念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