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反法西战争中,中国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而且是第一个开辟反法西斯战场的国家。而贵州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贵州省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范同寿做客新华访谈室时表示,“九一八”以后,贵州高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汇入举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洪流。持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教育提高各族各界群众的政治觉悟、号召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前线、接纳内迁教育院校、国防工矿企业、繁荣后方经济、确保战时交通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大后方的贵州
范同寿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它的贡献是其他省区不可替代的。具体一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州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南大门,陪都南部的屏障,贵州的防务是否巩固,关系到能不能解除重庆的后顾之忧。同时,抗战期间,贵阳的中共党组织成立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机构,有力支持了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省级抗日武装。198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省、地、县拨出专款,对司令部旧址进行全面修复。同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挂的金匾为肖克老将军所题。该文物陈列室,自1986年2月纪念红军长征过毕节并建立贵州抗日救国军50周年对外开放。
第二方面,贵州的大后方地位确保了中国教育事业得以在战时继续发展、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军事工业)得以继续生产和营运,为战时经济提供了必要支撑。具体如内迁到遵义与湄潭的浙江大学、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数十个院校,不仅在贵州继续开展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广大师生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随着大批工商企业的内迁,贵阳还出现了工商业的突发性繁荣,这种繁荣有力地支撑了战时经济,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支持。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位于贵州湄潭县湄江镇和永兴镇,原有文庙、天主堂等25处,现保存较好的主要有9处。包括湄潭办公室图书室旧址(文庙)、谈家桢等教授住处(天主堂)、研究生院旧址(义泉万寿宫)、湄江吟社旧址(西来庵)、理学院物理系旧址(双修寺)、永兴分校教授住处、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文艺活动旧址(欧阳曙宅)、学生住处(李氏住宅)。2006年5月25日,湄潭浙江大学旧址作为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被国务院以"湄潭浙江大学旧址"为名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个方面,贵州因为位于大西南地区的腹地,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地形地貌的特点,这种战略上的优势使得大批军工企业内迁到这里,这些工厂的生产有力支援了前方的抗战。如1936年由前身为四十四兵工厂迁建的中央修造厂(后更名中曹机械厂、贵州机械厂、贵阳矿山机器厂);1938年迁至遵义桐梓县城的中国海军学校;1939年内迁遵义的四十二兵工厂;1941年创建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位于今大方县羊场镇羊场村),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1945年的史迪威公路——通往中国的陆地的战争大动脉,包含24道拐,是支持滇缅战场的运输大动脉。
24拐始修于20世纪30年代,就是沿晴隆山旁的古鸦关驿口凿山开路建成的盘山弯道,长约四公里,原有24个拐道,每拐仅几十米长。古安南县城边的黔西险隘--鸦关山道,海拔1799米,是贵阳以西黔滇公路最为险要的咽喉孔道。当年安南县境内的江上桥、盘山路,就像两把铁钳,控制了整个黔滇公路的开合锁闭。抗战时期,所有从粤、桂、川、湘等地,只要不坐飞机而去昆明的人,都必须经过晴隆县的盘江铁桥和鸦关山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后攻占缅甸,截断了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并沿路占据了缅北滇西,威胁中国抗战大后方。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将军,以身兼驻华美国军事代表,于1942年3月奉命来到中国直接参与指挥盟军援华对日作战。 当年的美国援华物资,大部分用以供给抗战陪都重庆的中央政府运作;同时,还要向保卫陪都重庆的川、鄂、湘、桂战区输送军需。战争年代这所有的一切物资、人员的运送,主要依靠美军大卡车装载,而且还必须经过黔滇国道公路,也必然要从晴隆24拐上爬下行。可见当时24拐发挥可多么巨大的作用。
第四个方面,抗战时期一些重要的抗战机构内迁到贵州,在贵州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正常工作,圆满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其中尤其典型的是镇远的“和平村”,贵阳龙洞堡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最为有名。
“和平村”是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设在镇远卫城十字街东侧五云山下,原镇远总兵署中营衙门。前有巷道北通卫城上北门,面临濞阳河,后依五云山,有卫城南门通金堡苗乡,力圆面积50000平方米。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和平村”半圆拱形大门和高高的围墙,并恢复了当年的“新生班”、“研究班”、“训练班”、“哑子室”、“职员室”,供游客参观。
此外,抗战期间贵州省对国家文物的保护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侵华日军对我国文渊阁的《四库全书》觊觎已久,总想把它劫夺到日本去,为了妥善保护《四库全书》,1937年12月,《四库全书》的善本从富阳启运,于1938年4月辗转抵达了贵阳。此后,该善本一直保存在张家祠堂,但当日军进犯到广西后,贵阳也陷入了危机,随后黔南之战爆发,贵州从抗战的“后方”变为了“前线”,不再利于文物保存,《四库全书》才离开贵州,转运到重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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