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从1939年至1944年,日寇先后四次向长沙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敌我双方展开了四次大战,史称四次长沙大会战。黔军一四O、一O二、一二一等师先后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黔军在战斗中英勇奋战,给了日军重创,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如1941年秋,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日军主力板垣师团及第三、第六等师团,另有汪伪汉奸部队配合,先从安阳、湘阴等方向向长沙进攻,侧翼由益阳、宁乡、铜鼓、修水等方向进攻长沙,形成弓形攻势。9月上旬战斗打响,长乐街告急,友军纷纷后撤。黔军第一四O师奉命增援。9月18日,师长亲率部队由长沙东乡之夏家煅、拨茅田、金井等地出发,冒着日军九架轰炸机沿黔军行进的公路上空狂轰滥炸和低飞扫射,承受巨大伤亡,占领栗山港两侧高地,固守大头岭主峰。日军的这次进攻,黔军一四O师首当其冲,部队让开公路,分散隐蔽两侧山区,待机出击。当日军进攻长沙受挫返回时,黔军健儿发挥了善于山地作战的长处,各路伏兵齐出,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仓惶内逃。黔军亦伤亡很大。1941年冬,日军进攻长沙惨败后,侵华日军"吕集团"司令官阿南惟几,由太原、鄂北、赣北等地抽调兵力,配合在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第一O一、一O六及第三、第六、第九等师团集中在咸宁、蒲州、贺胜桥、岳阳一线,向新墙河、汨罗河实行中央突破,企图经瓮江、沿浏阳大山北麓,经上华山,交溪岭、镇头市迫近长沙,妄图一举夺取长沙。这次日寇进攻长沙总兵力有二十余万。黔军一四O师参加战斗无数次,多有斩获。如该师四二O团三营在明月山一带,经四小时缴战,将敌第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压至影珠山北,并与四一九团联合向敌猛攻,使日军不敢前进一步。入夜又派出小部队夜袭敌人,打死敌人40余人,缴获战刀百余把,战马60余匹。又该师在福临浦东影珠山脚一带截击日军,打得日军尸横遍野,仅第六连一个排就缴获战马40余匹,各类军用物资20余驮,弹药不计其数。
松山战役。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一时的海空优势,进入我国的国际支援物资,只有靠云南的滇缅公路至缅甸公路(缅境内即史迪威公路)。1942年4月,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攻占腊戍后,于5月初窜至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以一个加强联队,即松井联队配附炮兵、工兵、战车等占据松山,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妄图截断我国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敌第十六师团系南进部队中的精锐。而第一一三联队,即松井联队又系该师团中的精锐,兵力约3400余人,武器精良。敌人曾狂言:"中国军队不牺牲十万,休想攻取松山。"受命攻取松山日军阵地的是黔军一O三师。战斗打响,经过顽强拼杀,激战近两个月,号称精锐的松井加强联队战斗人员被黔军全歼,敌联队长松井切腹自杀,只有掩体内俘虏非战斗人员勤杂二十余名,营妓(即军妓)十余人。此役,黔军将士亦付出巨大牺牲。
松山战役胜利结束后,在松山战场大垭口埋葬了一O三师的六百余名忠骸,建立公墓,并由师长熊授春刻碑铭记,其碑文曰:"查松山之敌为倭第五十六师团松井联队及野炮兵第三大队,本师奉命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开始攻击,赖我忠勇将士,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卒于同年九月七日完全占领,歼灭顽寇三千余人,掳获重炮八门,山炮一门,其他军械无乍,我亦阵亡官佐五十九员、士兵一千四百五十名,但因当时战况紧迫,多数未及安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仅官佐四十六员,士兵六百二十名,兹为纪念忠贞,特将所有阵亡官佐姓名刻诸石碑,以垂永久,尚望国军胞泽,共同维护,俾此墓能与松山共终古,而凭景式则幸甚。参谋长谭国铎敬撰。师长熊授春题立。"
尽管黔军参加了这么多次战斗,但过去反映抗战的史料中,有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的明白记载,惟独没有单独提到黔军的情况。过去一提徐州会战,人们只知道是李宗仁率桂军、川军、西北军打的;一说滇缅会战,人们认为是中央军和滇军的杰作,就是第102师为悼念黔籍抗日阵亡将士,于1942年建成的纪念塔,也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不明内情者,都不知道这是柏辉章为纪念黔籍阵亡将士而建的。一些文艺作品,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事实,更把黔籍军人与红军长征过贵州时碰到的黔军相提并论,描写为毫无战斗力的“双枪兵”。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后,随着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深入,黔籍军人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都担负了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历史事实才被一些专家学者挖掘出来,并公诸于世,黔军在抗战中的不凡战绩渐被人们认识。
贵州的贡献
1、出征壮丁
1937年贵州省师管区筹备处设立,1938年3月1日成立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办理全省征训壮丁工作。抗战期间,全省实征640,500名,1937年47,149名,1938年64,939名;嗣后各年逐有增加,以1940年97,449名为最高额,1943年59,819名为最低额。平均每年出征壮丁占全省壮丁4%。
各县历年所征壮丁,以绝对数论,遵义县最多,每年出征壮丁在4500名以上;次为大定县,每年平均2500名以上;施秉县所出壮丁最少,每年330名左右;贵阳市人口众多,而每年平均仅1000余名。
2、各项征工
贵州因地处战时大后方,因军事及经济关系,对于公路、铁路、机场等工程,均征调民工修筑,自1937年至1945年,先后共征调工人696,167人,总人工数25,512,240天。其中道路工程征工360,300人,机场工程征工325,人867人。全省除老弱不能工作外,平均每百人中有33人被征调工作。
3、征募公债
贵州在抗战期间征募的公债有:1937年的“救国公债”,1941年的“战时公债”,1942年和1943年的“同盟胜利公债”以及1941年发行的“节约建国储蓄券”,1945年“人民献金”。各县市历年公债征募数,以贵阳市为最多,实收数达10,398,100元。全省总计历年公债实收数为578,070,504元,全省平均每人负担58元。
4、征集粮食
在战时征集粮食的方式有:田赋征实、军粮征购、县级公粮和人民献粮四项。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贵州田粮管理处,办理田赋征实。规定田赋征实税率为每元折缴稻谷两市斗;在边远县份,因运输不便,规定应征稻谷回征法币,每市斗折价6元。1941年实收稻谷870,130市石,嗣后各年递增,1945年略低,达753,734市石。五年中全省总计纳赋5,376,080市石。1941年贵州全省配征军粮876,678市石,1945年为580,001市石,五年总计配征军粮数为稻谷5,154,704市石。
县级公粮为津贴县级公务员款项,随田赋附征。1941年征收435,081市石,1945年为234,790市石,五年征收1,860,566市石。
献粮为人民捐献,1945年共献稻谷29,859市石,各县以开阳县4,968市石献粮为最多。
在1941年至1945年的五年中,贵州全省征集粮食总计为稻谷12,421,209市石,平均每人约为1.2市石。
抗战八年,贵州人民每25名壮丁中即有1人为国家流血,在战场杀敌;每3名壮丁中即有1人为国家流汗,在后方做工;每人担负战争费用58元,贡献稻谷1.2市石。贵州各族儿女,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贡献至巨,光耀中华。
伤亡人口
抗战初期,贵州地处大后方,幸未蒙受任何有形损失,除兵、工、钱、粮征纳多于平时外,其它因抗战而起的间接损失,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至1939年2月4日,敌机突然轰炸省会贵阳,人民目睹伤亡破坏之惨状,始知现代战争之残酷,已不因地域遥远而侥幸避灾。1944年冬,敌陷黔南,先后窜扰三都、荔波、丹寨、独山等县,虽时仅九日,因当时政府人民均在逃乱中,人口物资损失也较巨大。贵州各地据194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订定的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进行了战时损失统计。全省遭受人口伤亡的有贵阳等14县市,共伤亡28,452人(因抗战出征而伤亡的本省士兵未计入)。其中伤亡于敌机轰炸的占15%,伤亡于敌人直接杀害者占85%。伤亡比例,又以死亡为多,约占90%。
财产损失
全省受财产直接损失的有贵阳等14县市,间接损失的有贵阳等37县市。财产直接间接折合1945年度价格,共计2077亿元。以1945年秋季全省人口分摊,平均每人损失约19,590元。其中直接损失约占87%,计1810亿元,每人损失约10,713元。
难民疏送和救济
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难民疏送和救济,贵州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应纳入抗战损失当中。抗战结束,善后救济总署在贵阳设有难民疏送站,截止1946年底,该站所疏送的难民,仅终点到长沙即达12,909人,发车401辆。疏送经费以独(山)都(匀)区1,841,712,865元为最高,以毕节区20,065,565元为最低。抗战期间,救济过境难民,以1944年110,530人为最多,因当年有敌陷黔南之变。1938年68人为最少。就救济金额而言,1937年仅370元,1944年则达到149,557,447元。大量流落民间的难民,为善良的贵州人民收留和接济,各地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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