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漂泊 抗战时期的兰州移民潮
来源：每日甘肃网-兰州晨报 　作者： 王文元   2017-09-18 16:06:50

讲述人：姬广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

《兰州历史文化丛书·民族移民》作者

抗战时期的兰州移民

刘鸿生

西北师范学院建校初新校舍

何乐夫在西北师院残堡处发现明万历十年的《深沟儿墩墩军碑》

　　战火中漂泊的移民，给西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血液，直接推动了兰州经济的发展。抗战时，大批沦陷区的民众转移到后方，他们拖家带口，携儿带女，千里漂泊而来。西北尽管荒芜贫瘠，但却毫不犹豫地伸开臂膀接纳了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新的移民热潮逐渐兴起。

　　地处西北中心的兰州，抗战时既是中国空军的重要训练基地，也是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尤其是，远离抗战前线，使兰州成为当时人们移民的首选之地。随着沦陷区的人口、资金、货物转移到兰州，不仅原有行业得到迅速扩展，而且新增加了机械制造，玻璃、化学、造纸，制药、面粉、水泥、电气等行业。特别是沿海大批技术人员的涌入，为兰州现代工业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移民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兰州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也使得人口急剧增加。1935年，兰州人口9.6万，到9年后的1944年人口就增长到了17万人，多了近一倍。当时，兰州街头店铺林立，操着各地方言的移民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兰州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

　　这热闹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长期致力于移民调查研究的姬广武讲述他所知道的抗战移民故事。

　　火柴大王，逃出虎口，集资在兰办企业

　　历史上兰州曾兴起多次移民高潮。不过，抗战时期的兰州移民潮，给兰州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最深远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次移民潮不仅是人口的迁移，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迁移。

　　抗战时，兰州兴办的众多企业中，不能不说西北毛纺厂和它的创建者——刘鸿生。对今天的人而言，刘鸿生很陌生。可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刘鸿生。这么说，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其实一点也不。当时，刘鸿生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等称号。这样一位大企业家，他是如何到兰州创业的呢?

　　刘鸿生是浙江定海人，曾在加拿大留学。1906年，他任开平矿务局的推销员，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一边工作，一边积累人脉经验。1920年后，他创办了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很快就成为全国闻名的“火柴大王”。上海沦陷后，他辗转到了香港，然后转道重庆，任国民政府专卖管理局局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依旧放在创办企业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一方面努力恢复搬迁企业的生产，同时在重庆、西安等兴办企业，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的目光转到了西北的兰州。

　　兰州虽然落后，但处在羊毛等原料产区，长久以来，依托甘肃丰富的羊毛等资源等创办企业，是许多有识之士的愿望，左宗棠就在兰州创办过织呢局。

　　刘鸿生也不例外，他不仅多次派人到兰州考察，自己也先后3次来兰实地调查情况。1940年，他与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创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风沙大，羊毛中的含沙量相当高，洗毛是第一关。据说，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就因羊毛中含沙量太大而多次停产。三年后，他受中国通商银行委托，提出建立毛纺厂计划。他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合伙集资，募集资金一亿元，他占了50%的股份。新建的西北毛纺厂设施完善，既有生产车间、仓库，也有礼堂、学校、宿舍、饭厅等附属设施，设有制造、总务、会计、营业四课10股，有职员39人，工人270人，临时拣毛工170人，计划年产粗毛呢5万米，另外还生产制服呢、雪花呢、军毯等产品。西北毛纺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更名为兰州第二毛纺厂。

　　西北毛纺厂是当时兰州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了。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此前兰州虽然经历左宗棠、清末新政两次近现代工业化的冲击，那些企业，要么是军工企业，要么是官办的，不仅数量稀少，生产也很不稳定。抗战前，兰州有企业26家，到抗战结束时兰州的企业数量达246家，可谓是飞速增长。这不能不归功于那些从沦陷区来的移民。

　　颠沛流离，他们成了兰州人

　　在大量的抗战移民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技术人才，更有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我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到了兰州后，不仅很快适应了兰州的生活，而且也把自己当做兰州人。

　　如果把抗战时期的移民，做一个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既有盲目地逃难而来的民众，也有一些有计划撤往大后方的机关学校。尤其是撤到兰州的学校，为兰州的发展带来了急需的人才。这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技术移民。在迁移来的学校中，有西北师范学院、有在山丹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有在兰州的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学校。抗战胜利后，部分学校和教师虽然迁回原地，但新建校舍留了下来，一部分喜欢上兰州这块土地的教师留了下来。无疑，他们成为兰州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西北师范学院就是这种情形，它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来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抗战时期，先后在西安、城固等地办学。1941年开始迁往兰州。为保证教学质量，院长李蒸聘请了李建勋、胡国钰、袁敦礼、董守义、焦菊隐、孔宪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而在学校里还有曾任北京第一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教育家李化方先生、李嘉言教授等。师范学院的到来，不仅为甘肃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也直接推动了甘肃文化的发展。当时，西北师范学院有10个系和6个专修科，为国内专业设置最全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著名考古学家何乐夫的故事。何乐夫是浙江诸暨人，1943年秋来兰州的，到兰州任教后，他在兰州十里店、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西固城、西果园等地做过多次考古调查。还通过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最为难得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没有走。当时，他说西北历史悠久，考古工作方兴未艾，遂坚留兰州，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并从事考古工作。后来，他又兼任兰大中文系的文字学与历史系的考古学教授。

　　1947年夏，何乐夫在西北师院东北角一残堡处，发现了一件明万历十年的《深沟儿墩墩军碑》，这块碑记录明代长城的管理制度，为人们研究陇上历史、研究长城提供了重要证据。他对甘肃的考古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商人移民，抗战时期兰州街头的一道风景

　　商人对政治、战争是最为敏感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枪，但是中日冲突从1895年后，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更为严重。许多有爱国心的商人就逐渐把资金和经营重心向西北、西南转移了。

　　大约从1935年开始，京、津、晋一带的商帮，就陆续西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兰州街头的外地字号比较多，有上海帮、有天津帮、有杂货店，也有京货店。我曾看到过一段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营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尽管在总体存在规模小、分散经营、缺乏名商大贾的不足，但移民们对兰州经济的推动功不可没。

　　晋商学徒王富贵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王富贵是山西省万荣县人，1940年，年仅14岁的他，看到家乡沦陷，而日本人大肆进行奴化教育，就和几个同学结伴，偷渡过了黄河，徒步跋涉千里，投奔在兰州经商的叔叔。结果，他先在平凉的同顺祥号谋生，后到榆中渊发明子号，后又去了临夏，最后到兰州的魁泰兴钱庄。

　　不过，因抗战而兴盛的兰州移民潮，终究是无本之木。抗战胜利后，大批移民东返，许多商号也迁回原址，虽然也给兰州留下了资本人手，但终究进入了衰落状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一五计划，兰州才真正兴起一波更大的移民潮，经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但无论如何，抗战时期那些移民和他们带来的新技术、新观念，以及给偏僻落后的兰州带来的崭新变化，我们不应该忘记。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王文元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