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推广肥料
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大部分取之于土壤,土壤里的养分,作物栽培一次就会消耗一部分,地力也随之减退。因此,如何恢复地力,是进行农业再生产的主要问题。传统农业经营者,恢复地力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采取休闲办法以恢复地力,一是给土地补充肥料以增强土地生产能力。土地利用程度,除了受环境因素影响外,肥料的应用成为主要因素之一。
甘肃传统的肥料主要包括土粪、厩肥、人粪饼、油渣、毛渣、野灰(草木灰)等。每年栽培农作物面积3937.9万亩,保证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肥料三要素需要量是:氮肥26 697.9万斤,磷肥23 539.1万斤,钾肥26 170.7万斤,本省肥料来源主要来自于粪便和植物如油菜粕、亚麻粕、棉籽粕等,每年可出产之肥料三要素量,及所含有三要素的成分推算估计:约为氮素(N)18 820万斤,磷(P205)5540余万斤,加里(K20)13 180万斤(82)。肥料实际产量与农业生产的需要量相比,肥料缺口较大,每年缺氮肥为7880万斤,占需要量的29%;磷肥17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76.4%;钾肥12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49.6%。有关研究表明,甘肃农田每亩作物仅有肥料37.1斤,购进肥料每亩仅有0.02元,仅及中国北部省份平均数的1/5(83)。说明肥料的缺口十分巨大,投入也不足。
造成肥料缺乏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燃料缺乏,大量可以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如甘肃“除森林地区外,普遍缺乏薪炭,燃料不足,又加冬季寒冷的时间较长,燃料的需要加多,因此凡可以做燃料的,均用作燃料,杂草、落叶、田禾蒿杆,以及马、骡、驴等之畜粪,都做煮饭、煨炕之用,而夺取优良有机肥料的来源”(84)。养羊的地方,有大量的羊粪,羊牧放时可供选择吃的饲草很多,其粪含有肥料的各种元素很多,是质量较高的农家肥。但“在燃料甚感缺乏之农村,则用作燃料,以便煮饭或煨烙[炕]取暖,使用纯粹之羊粪于田间者,通常甚少”(85)。燃料缺乏,使农家将大量可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二是农业耕作的粗放经营,使农家少有注意肥料收集和储藏的习惯。如河西农家不讲求厩肥的贮藏,堆肥的利用(86);由于农家不知如何利用、使用和储藏肥料,严重地影响了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力,正如时人所言:甘肃“可垦而未垦之荒地,迄未开垦利用,其缘故不只一端,但肥料问题,恐占大部成分。农家已耕之地,常以肥料不足,地力衰退,施行轮流休闲,甚或放弃,对于土地面积之不能充分利用而增加生产,使地尽其利,实因肥料缺乏之所致”(87)。
抗战时期,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政府开始倡导和制造肥料,进行肥料的推广和使用。甘肃省颁布的《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凡地力瘠薄,肥料缺乏,须一律督饬种植绿肥,代替空白休闲。”(88)根据以上规定,各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农家,自制堆肥,种植绿肥,购用枯饼、骨粉,增施肥料,以增加食粮生产”(89)。1942年平凉农业推广所曾试制骨粉,以便在农家推广(90);徽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利用稻田休闲地,种植苜蓿、黑豌豆,备作来年绿肥”;榆中推广所指导农民在“冬耕之际,将八月份种植之苜蓿耕翻土内,以增地力”;张掖推广所“于各乡设置绿肥特约农户十户,经常指导,以资提倡”(91)。1947年,皋兰等5个推广所指导农家利用杂草、禾干制造堆肥4765担,约可施2500亩耕地;并划定天水、张掖、徽县为绿肥示范推广区,3县参加示范的农户有39户,种植绿肥作物103亩(92)。
农林部在天水进行的水土保持试验中,也进行了绿肥的试验,其方法是:“种植绿肥在夏季多雨季节,可做地面覆被物以减少风雨之侵蚀而免水土流失,翻压后可使土壤多孔松,并易使雨水渗透入土。西北一带肥料缺乏,如能广种绿肥作物,肥料问题亦得解决。本项试验,冀求得适宜于天水之绿肥作物,以作推广之用”(93)。这项试验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可以增加肥料。从上述资料来看,黄河上游各地农事试验场、农业推广所等积极倡导试制各种传统肥料,尚无化学肥料的引进和制造。即使传统肥料,大部分尚处于提倡和推广阶段,并没有完全被农家所接受。因此,抗战时期甘肃省的肥料推广,只是一个开端。
三、农业改良的绩效问题
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粮食生产。因此,农业改良与推广的绩效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否问题上。抗战时期甘肃粮食生产水平如何?与抗战前相比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是思考农业改良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先看表6。
通过表6指数1看出,1930-1940年代,甘肃粮食生产总量超过了民国初期1916年的水平。指数2说明,1932年至1945年甘肃的粮食产量有增有减,但总趋势呈上升状态,1938年与1944年超过了抗战前的总产量。1941年至1945年是北方发生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期,如1941年受灾47县,1942年和1943年受灾均为57县(94),1945年甘肃再次发生大面积旱灾,“春雨少风多,地干气躁,五六月间需雨之时,久旱不雨,以致大部分农田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夏禾枯槁,秋禾失种,全年荒旱,赤地千里”。全省受灾范围达63县(95)。1944年是甘肃风调雨顺的一年(96),粮食总产量达到2889.4万石,成为近代粮食总产量最高的年份。而其他年份都受到旱灾影响,尤其是1945年,粮食有比较大的减产,但还是超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产量。就人均粮食产量而言,191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909.2万石,马铃薯283.4万担,共计1192.6万担,折合共计133 315.3万斤(97)。以1912年甘肃499万人口计算(98),人均粮食产量为267.2斤。在1938年的调查中,人均粮食生产量为761.2斤;在1943年至1944年调查的粮食总量中,以1944年甘肃655.4万人口计算,人均生产粮食597.4斤。也就是说,1930年代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已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产量增加的因素比较多,但至少应当承认,农业改良与推广是其原因之一(99)。
黄河谷地的土地含碱较大,砂田改良后,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粮食生产的肥沃土地。其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土地铺砂后,土地收益有所增加。据言“砂田蓄水力特强,得一次足雨来年即可丰收”(100)。表7是甘肃各县市铺砂作物面积统计表。
根据1942年7月调查,上述地区小麦常年亩产量是:皋兰是1.02担,靖远是1.59担,洮沙是1.03担,临洮是0.97担,永登是1.22担,榆中是0.7担,景泰是0.93担,永靖是0.86担(101)。经过改良后的砂田,亩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高,如表5统计各县砂田小麦亩产量平均达2担。说明铺砂后的砂田取得了很好的绩效。
第二,地价增加。砂田改良前,一些老砂田“几无生产可言,遇雨水较多年份,仅能产糜谷四斗,且无地价,因此自田赋改征实物后,赋税负担已重,复有各种摊派,以率多以土地为标准,旱地或老砂地所有人收入不抵支出,致使农民望之生畏,甚且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以避服役”。经过改良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将其土地铺砂后,多不愿出卖”,地价也随之增长,“估计在兰州附近者,每亩可值三万元至四万元,其他各区亦值万元以上,如以平均二万五千元计,贷款铺砂土地之总价值,当在百亿元以上”(102)。砂田改良后,地价大增,农民由原来“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到地价很高也“不愿意出卖”。可见,砂田经过改良后成为比较好的耕地,不仅地价有所上升,粮食亩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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