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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作者:黄正林   2017-10-11 14:42:54

  抗战时期,甘肃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仅仅是一个起步,没有完全展开,影响了改良的绩效。如引进适合甘肃种植的泾阳302小麦,在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只是陇南和陇东地区小面积种植,涉及农户只有1000余家,推广面积只有5000余市亩;棉花推广中,最高年份年产棉花6.7万担,仅能满足全省需要量的12%;甘肃砂田面积80余万亩,抗战时期改良面积不足10万亩,仅占12.5%;肥料推广和病虫害防治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绩效不足?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1)农业改良时间短。尽管从晚清以来,甘肃农业改良工作已经开始,但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直到抗战时期进入相持阶段后,1941年,中央政府为了把西北建成坚持长期抗战的后防基地,各种农业改良才提上日程,到抗战结束,短短四年时间,一些技术尚在试验阶段,无法全面推开。(2)农业改良经费投入不足。抗战时期农业改良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农贷和政府的补贴,因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如砂田技术改良,以1945年货币值计算,改良1亩砂田需要1744元(法币),将剩余的70万亩砂田全部改良,需要122 080万元,当年银行投资仅有7691万元,仅占需要量的6.3%。投资不足,影响了农业改良的效益。(3)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农业改良针对农民进行,而“农民的知识水准低,脑筋简单而固执,尤其对于农业□地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方法,如果有人对他经营的农业种子、技术、农具有所改变,他一定会惊起怀疑的目光,好奇的心理和藐视的态度”(103)。农民的农业知识薄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改良与推广的进行。(4)部分地方存在农业推广与农贷两个系统配合不默契。1942年10月,皋兰粮食增产指导团与王家台等5家合作社商议收购小麦种124.5石,拟贷款47 139元,可播种小麦853亩。但农行以合作社“保证责任贷款,超出保证金额”为由,不予放贷(104),导致收购麦种搁浅,影响了来年小麦推广事业。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建设抗日后方基地”和“西北开发”的口号下,甘肃省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所(中心),农林部在本省建立了推广繁殖站,中央农林试验所在天水设立土保持试验区,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中国农民银行等提供了资金支持,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银行资本参与其中,为农业改良提供了资金支持。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主要是为了解决居民吃穿的问题,重点在增加粮食产量和种植棉花,为此在小麦优良品种培养、砂田、肥料和棉花推广方面着力最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到了日寇的蹂躏,“农产衰退,惟在大后方和解放区,颇有发展”(105),而抗战时期甘肃农业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甘肃农业破败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正如魏宏运先生所言:“甘肃农业经济在战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它走出了旧有的轨道。”(106)尽管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但毕竟使甘肃农业“走出了旧有的轨道”,开始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这是值得肯定的。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华北与黄淮平原地区农业发展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但在国民政府各种农业政策影响下,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国民政府部分实现了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看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如谢国兴在谈到安徽省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农业技术改良问题时指出:“皖省在清末至抗战前,先后设立过不少农事试验场,种类包括农、林、畜牧、垦殖,层级涵盖中央、省、县,部分不无成就,多数形式意义甚于实质贡献。”(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23页)

  ③庄维民:《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80页。

  ④徐凯希、张苹:《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第71页。

  ⑤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第52~66页;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陆和健等:《西部开发的先声: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之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9~123页。

  ⑥李丛泌:《西北农业概况》,《新西北月刊》第4卷第5期,1941年7月15日,第29页。

  ⑦《农业改进所两年来工作报告》,《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93~95页。

  ⑧蒋杰:《一年来之省县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4页。

  ⑨(12)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下)》,《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11~12页。

  (1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11)《县农业推广所组织规程》,《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2期,1945年2月,第67页。

  (13)何家泌:《三年来之各省推广繁殖站》,《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5期,1945年5月,第44页。

  (14)任承统:《黄河上游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十年度工作计划大纲》,《农林新报》1941年第10~12期合刊,第2页。

  (15)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试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1~2、6页。

  (16)傅焕光:《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17)杨红伟:《1940年代的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述论》,《水土保持研究》2010年第6期,第278页。

  (18)乔启明:《农会与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1卷第4期,1939年4月,第3页。

  (19)杨渠统、王朝俊等:《重修灵台县志》卷3“风土志·庶政·农林”,1935年铅印本。

  (20)白册侯、余炳元:《张掖县志·建置志·民国新建置》,1949年油印本。

  (21)郭普:《天水农推工作的“新攻势”》,《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3页。

  (22)黄正林:《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9页。

  (23)国光:《张掖农村工作之联系》,《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24)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版,第33页。

  (25)《各种农贷暂行准则》,《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第45~47页。

  (26)成治田:《甘肃农贷之回顾与前瞻》,《中农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第33页。

  (27)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秘书处:《四联总处三十一年度办理农业金融报告》,出版年不详,第86~89页。

  (28)郭荣生:《我国近年来之农贷》,《经济汇报》第10卷第9期,1944年11月,第83页表1。

  (29)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5页。

  (30)农促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农业经济机构,主要负责统筹战时农业推广事宜和帮助后方各省设立农业推广机构,1939年创办了《农业推广通讯》。

  (31)编者:《最近四月》,《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21页。

  (32)《甘肃天水区水土保持协进会组织章程草案》,《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3期,1941年3月,第82页。

  (33)《三十一年度推广鉴定小麦品种暂行办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

  (34)农技人员在泾川检定与选育优良品种时,考虑了当地地理环境与居民生活、生产习惯等因素:一是地形地貌,老筋麦适合在原地种植,白麦适合川地种植。二是生活习惯,本地居民吃饭以面食和馒头为主,老筋麦适合做馒头,白麦适合做面条。三是农制,早熟、晚熟都需要种植,早熟小麦适宜种植在原地、川地,既可避免雨季的影响,还可种植小糜子;晚熟小麦种植可以调剂人工,即在小麦收割季节,本地农民组成“麦客”到陕西关中“赶场”,关中小麦收割后,正好本地小麦可以收割。综合了这些因素之后,决定选老筋麦和白麦为本地优良品种(张清海:《泾川农家小麦品种检定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5页)。

  (35)张掖增粮指导团:《张掖县小麦品种检定初步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11~12页。

  (36)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5页。

  (37)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38)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续)》,《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页。

  (39)罗绪、郭世杰:《陇东冬小麦之检定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5期,1947年5月,第23页。

  (40)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7页。

  (41)(42)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6~28、28~29页。

  (43)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30、26页。

  (44)刘渊浚:《甘肃省植棉推广问题之探讨》,《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3页。

  (45)陈通哉:《陇南物产志略》,《西北论衡》第10卷第6期,1942年6月,第20页。

  (46)《农业改进所植棉工作报告》(1939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06页。

  (47)《农业改进所植棉推广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2~113页。

  (48)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第35页。

  (49)黎小苏:《甘肃棉业概况》,《经济汇报》第8卷第3期,1943年8月,第88~89页。

  (5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51)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中国棉产统计》,1947年印行,第15页。

  (52)俞启葆:《河西植棉考察记(二)》,《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10期,1940年10月,第20页。

  (53)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分别见第30、23、85、92、39、90、47、63页。

  (54)范振绪:《靖远县新志》第4编“农业略”。

  (55)王兴荣:《甘肃的棉麻生产》,《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

  (5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57)据张波等人考证,砂田起源于明朝中期,距今大约四五百年的历史(张波:《不可斋农史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又据记载,康熙年间,“甘省大旱,赤地千里,草木俱枯,偶有田鼠做穴土中,带出砂石,滩于地面,而此砂之上,竟有绿色作物生长,引起农民之注意,乃试为仿行,竞有成效。嗣复经改良,遂渐次推广”(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9页)。尽管属于传言,但自康熙以来,砂田逐渐成为黄河上游河谷从事干旱农业耕作的一种技术,使一些不毛之地可以开垦为农田,“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10页)。同光年间,左宗棠镇压回民反清斗争后,在恢复和重建甘肃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提倡仿照兰州北山秦王川方法推广砂田,“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砂,改良土地。于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洮沙、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砂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5页)。

  (58)魏宝珪:《甘肃之碱地铺砂》,《中农月刊》第4卷第2期,1943年2月,第67页。

  (59)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60)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6页。

  (61)王达文:《甘肃省农产畜牧概况》,《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12号,1936年12月15日,第165页。这句农谚还有一种说法:“父劳死,子饱死,孙饿死”,即砂田是“十年经营,十年收获,再十年则地力尽矣”(范揖唐:《甘肃耕田与肥料调查》,《西北论衡》第9卷第4期,1941年4月15日,第49页)。

  (62)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2月。

  (63)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10页。

  (64)(66)汤惠荪、雷男、董涵荣:《甘肃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第155、155页。

  (65)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地政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第91页。

  (67)张华民:《二年来之甘肃土地金融业务》,《甘肃地政》第2卷,1944年9月,第19页。

  (68)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印行,第33~40页。

  (69)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5页。

  (70)李茂:《陇南农作物病虫害调查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8页。

  (71)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2)郭海峰:《甘肃省粮食作物之四种重要害虫及其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5页。

  (73)《农业改进所陇南治蚜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5~116页。

  (74)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7页。

  (75)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6)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9页。

  (77)张掖增粮指导团:《碳酸铜粉拌种效果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

  (78)张清海:《半年来的泾川农业推广》,《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4~15页。

  (79)匡时:《农推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5页。

  (8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81)郭海峰:《作物害虫之普通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7页。

  (82)(84)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8、52页。

  (83)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3页。

  (85)陈希平:《甘肃之农业》,《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11页。

  (86)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6430页。

  (87)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7页。

  (88)《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7页。

  (89)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101页。

  (90)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91)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92)张桂海:《一年来之甘肃农业改进工作述要》,《新甘肃》第2卷第2期,1948年4月,第73页。

  (93)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6页。

  (94)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三年来重要工作报告》(1940年12月6日~1944年4月15日),1944年5月印行,第51页。

  (95)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610页。

  (96)1944年只有少部分县的局部地方遭遇雹灾、水灾、虫灾、旱灾(见袁林:《西北灾荒史》,第608~609页),对全省粮食生产影响较小。

  (97)市石与市斤之间换算关系是:水稻1石=108斤;玉米、小米、高梁、黍子、糜子1石=150斤;小麦、大麦1石=115斤;豆类1石=154斤(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44页),马铃薯按照100斤为1石计算。下文斤、石的折合都是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换算的。

  (98)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99)笔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甘肃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改良与推广因素外,还包括:(1)社会从动荡中稳定下来,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2)国民政府的农贷政策(见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

  (100)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101)根据《甘肃统计年鉴》表63《主要农作物面积与产量估计》中的相关数据计算,1946年印行,第100~106页。

  (102)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6页。

  (103)董涵荣:《农业推广成功的第一个条件——人》,《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5页。

  (104)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4页。

  (105)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106)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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