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共宁夏工委在银川的建立与活动
来源：银川党史网   2023-08-24 14:31:16

　　一、中共宁夏工委在银川建立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领导各族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研究了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由杨一木(杨寿亭)、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陆平)①4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②。决定形成后，杨一木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反映称：由于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另外，目前手头工作多，暂时也离不开，要求中共中央另派他人负责中共宁夏工委工作。中共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③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宁夏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宁夏工委提出了党在宁夏的工作方针，即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军侵入宁夏，立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④。中共宁夏工委具体工作由中共三边特委(1938年2月改为中共三边分区党委，1942年12月改为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党委)帮助进行。

　　李仰南接受任务后，经党组织安排，携带张子华写给袁金章、雷启霖的介绍信，早年同袁、雷在北京俄文学校学习(时在中共三边特委工作)的中共党员赵统儒写给袁、雷的信件，以及党组织交代的在马鸿逵部队中的几个社会关系，会同新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一起从延安到定边，研究赴宁夏开辟工作的具体事宜。商议确定李仰南、李维钧、薛天敏、何广宽先行，在宁夏建立关系，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宁夏工作。

　　11月，李仰南(杨学文)、何广宽(杨文卿)、李维钧、薛天敏分别从定边来到宁夏省城。李仰南首先来到城东的掌政桥①，住在一个做生意的山西同乡芦金贵家里，暂以做生意为掩护，后又在宁夏省城内米粮市南面草巷子油房建立了一处联络点，然后找袁金章、雷启霖接洽。何广宽来到宁夏省城后，暂住在南门外的“三顺店”，以卖书报为掩护，与其他同志一道以宁夏省城为中心，往来于中宁、吴忠堡、平罗、石嘴山之间，重点开展统战工作。李仰南与袁金章联系上后，说明来意。袁金章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效力，并马上通过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的关系，将李仰南安排在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通过其他关系将李维钧安排到驻石嘴山的马英才旅担任司书工作。

　　此时，平罗县黄渠桥北校教师王振刚(王茜)来宁夏省城找袁金章，商谈抗日问题，并表示要到延安抗大学习。次日，袁金章将李仰南介绍给王振刚，谈得很投机。之后，李仰南将王振刚介绍给何广宽。何广宽在王振刚的陪同下，会见了进步教师雍民飞(雍生善)和贺闻韶，然后又去尾闸、石嘴山等地拜见雷启霖，动员雷启霖(当时闲居在家，后任宁夏省党部民运科科长)出来工作，以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雷启霖表示同意，并同何广宽、王振刚一起上贺兰山观察地形，同当地民主人士李冲和取得联系。之后，李仰南多次去平罗、石嘴山、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同雷启霖、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刘廷栋、贺闻韶、梁大均、马云泽①等人建立了直接关系。

　　1938初，各学校开学之前，经王振刚、贺闻韶和平罗县小学校长刘廷栋计划安排，通过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和宁夏中学教务长阎廷栋联名向省教育厅推荐，任命从北平回到宁夏的进步青年俞占鳌为平罗县教育科长。俞占鳌上任后，根据王振刚等人的建议，对平罗县属各主要城镇小学进行了整顿，撤换了一批思想较守旧的小学校长，重新任命了一批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有民族正义感的人士为校长。如黄渠桥北校校长雍民飞、石嘴山小学校长叶松龄、宝丰小学校长刘堂琛、姚伏堡小学校长谈尚庸等人都是这次重新任命的。这样，平罗县各主要学校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为日后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8年1月，李仰南掌握了宁夏基本情况后返回定边，向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通报了工作情况，并要求马上增派人员赴宁夏开展工作。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特委先后派杨一木、苏文、孙芳山(张芳山)①、肖子珍(女)等人来到宁夏省城。孙芳山被安排在省城宁夏中学任教;杨一木被安排在黄渠桥北校任教;苏文被安排在马英才旅部做司书;肖子珍为四川籍女同志，曾任定边县妇救会主任，住在宁夏省城，与李仰南假扮夫妻，主要从事在马鸿逵部工兵营中做苦役的被俘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工作。以上人员被安排好后，李仰南又着手解决交通联络问题。当时，宁夏省城掌政桥地主谢昌在掌政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李仰南因在掌政桥以小商贩为掩护做生意，与当地人很熟，便利用这个关系，把薛天敏安排在谢昌的铺子里，以做生意为掩护，担任交通工作，来往于宁夏省城、定边之间。4月，上级党组织又派江生玉、金三寿、马宗彪等人到宁夏工作。江生玉是中宁人，回家乡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展工作。金三寿、马宗彪是吴忠堡回族青年，被派回家乡从事回民工作。

　　8月，各学校开学前，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琳、李宜成①(李宛)、蒙兴中②(李平山)等人来宁夏工作。白玉光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组织派他到宁夏是为了加强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力量。但他到定边后生病，直到1939年1月才到宁夏省城，先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任教，后到该县汉坝(今小坝)小学任教;李宛和李平山由杨一木带领到黄渠桥，分别被安排在石嘴山完小和宝丰完小任教;杜琳是宁夏省城人，到中宁后由亲戚介绍先在中卫县兴台寺小学任教，后又转至宁夏省城西门小学、新城小学任教。

　　1939年，在宁夏省城及各县基本上都有了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下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日救亡运动开展顺利?熏各地党员发展迅速，如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师杨文海(时名侯振斋，号亦人)①、薛云亭(薛嵩山)，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黄子华、霍纯锡②，宁夏省城小学教师成明儒，平罗县黄渠桥二完小教师李东甫(李振生)③、郭英教(郭育三)④、学生常凤翔，石嘴山完小学生王延(沈耀龙)，平罗县宝丰完小教师王福寿、马焕如，中宁恩和小学教师安秉性、马成汉(马少波)等，都先后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恢复了叶松龄的党籍。中共宁夏工委通过这些中共党员，在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很快打开了工作的局面，领导和推动了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1938年，经党组织安排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闻韶、杨森林、王世同、姚怀廉等人，后又被党组织派回宁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据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1940年冬编写的《抗战中宁夏党的工作》一书记载：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共建立党支部5个，有党员32人。其中，宁夏中学支部共有党员11人?穴其成分完全是学生?雪，宁夏城内支部共有党员5人(其成分是公务员、小学校长)，平罗县、石嘴山支部(合建)共有党员4人(3人是小学教员，1名是工人)，平罗县黄渠桥支部共有党员6人(其成分是教员和学生)，金积、灵武方面的吴忠堡回民支部共有党员5人(全系农民)。中卫派出一个同志工作，发展了一个党员，还未成立支部。各党支部成立后，经常召开会议，讨论《新华日报》社论、党的决议以及负责同志的文章。但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全，对党员的政治教育很差①。

　　二、银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宁夏工委建立后，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广泛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活动。

　　(一)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阵线，实现全中华民族抗战，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宁夏虽地处西北边陲，经济文化落后，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大革命时期到红军长征、西征，宁夏省城曾多次建立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宁夏又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30年代在北平组织了宁夏旅平学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深受各族、各界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当时，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纷纷回到宁夏，在教育界和其他部门工作，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共宁夏工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争取团结这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进行。特别注重做好争取团结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等具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

　　当时，袁金章在宁夏省党部任组织科科长，雷启霖先在学校教书，后在宁夏省党部任民运科科长;李冲和自1920年起在平罗县宝丰学校任教，在平罗一带有较高声望;另外，还有高立天、阎廷栋、潘钟林、杨茂林、叶松龄、刘廷栋等人，都是宁夏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除重点做好争取团结上述人员的工作外，还积极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军政各界做工作，将一批赞成抗日的进步分子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推动了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马鸿逵也开始在宁夏省城抓捕共产党人。李仰南、何广宽等人当时已经暴露，袁金章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把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重要文件拿给李仰南看，并说：“看样子，蒋介石马上要开始反共了，马鸿逵也要下毒手了。”①告诫李仰南要多加注意，做好隐蔽工作。一天晚上，李仰南正在雷启霖家里谈事情，突然全城戒严，马鸿逵军警以清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抓捕共产党。李仰南怕连累雷启霖，要出去躲避。雷启霖却让他藏在自己家炕上的一叠被子后面，躲过敌人的抓捕。还是在这个月，敌人抓捕杨文海时，高立天、涂春林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杨文海出城，使其安全转移，奔赴延安。同年冬，敌人在抓捕杨一木、李东甫扑空后，关押了与他们接触较多的郭英教、雍民飞等教师。尽管敌人威胁利诱，但他们守口如瓶，敌人从他们那里没有得到有关杨一木、李东甫的半点信息。最后，杨一木、李东甫在李冲和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到达边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是在当地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掩护下脱险的。如：叶松龄、王延等掩护送走李宛，国民党区长李如檀开路条送走李平山，先任宁夏中学校长后任金积县县长的贺自正掩护薛云亭、李志纯去延安。在阔别宁夏省城36年后，李仰南写信给当年掩护、帮助过共产党人的爱国民主人士袁金章的夫人向含秀，深情地追忆这段往事，信中写道：

　　“向含秀同志：您好!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30多年。前些日子，从丽生(袁金章)同志信中得知您的近况，今又接到您的来信，使我万分高兴。我到宁夏工作，第一个接头的人是您，在宁夏白色恐怖时期，最后见面的人还是您。革命困难时期，您对革命的同情、对我的招待和关怀，万分感激，终生难忘。遗憾的是丽生同志已去世，未能把当年艰苦岁月里担惊受怕的心情畅谈一番……”

　　在险恶的斗争环境里，银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这充分体现了他们抗日爱国的觉悟和情操。同时，也证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

　　(二)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建立与活动

　　1936年春，贺自正任宁夏实验小学校长。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治教有方，积极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方向，在学校形成了“爱国、爱校、爱家”的风尚。在任期间，他面向全国聘用优秀教师。这些被聘用的教师大多都亲身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到实验小学后，他们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带到学校，在教师中广为传阅。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传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播民主爱国思想。翌年春，贺自正又从山西太原聘用两位教师，一位是杨文海，另一位是薛嵩山。杨文海在山西时，曾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后因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到宁夏省城任教。杨文海到实验小学后，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与进步教师薛云亭、涂春林等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掀起了宁夏省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7年8月，江苏省淮安县下河镇小学教师与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安长途修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18人，在校长汪达之、旅行团长刘汝秀(中共党员)、总务干事许志贯的带领下，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主张，从江苏淮安出发，途经上海、南京、北平、包头，再经五原、临河，到达宁夏境内，在石嘴山、平罗、宁夏省城等地，通过放映电影、幻灯片、演唱救亡歌曲、推销进步书刊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宁夏省城，他们多次到实验小学与师生座谈、联欢，演出话剧，教唱抗日歌曲，介绍全国的抗日形势，放映反映儿童抗日斗争史的《小五义》，反映祖国被日本吞食的《民族痛史》，宣传防空常识的《防毒面具制造法》等无声电影，还放映他们自己制作的《全国总动员》《儿童与抗战》《抗日漫画辑》《保卫大西北》等幻灯片。每次放映都激起实验小学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暴行的痛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校园上空。新安旅行团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救亡热情，使宁夏省城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新安旅行团的到来，无疑对宁夏省城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7年12月，在新安旅行团的影响下，实验小学的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孙芳山、涂春林等秘密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少战团)，最初的成员有：宋谦①、李志纯②、马春元、钱钺、杨茂岚、徐振华、李有祯、邵景禄、杜子英、饶钰馗、史文通、贺守中、冒海天、杜子玉、刘鑫、巨玉莲、王介文等人，他们的年龄平均为十四五岁。少战团成立之初的计划是：第一步，以战地服务的名义，离开宁夏奔赴抗日战场;第二步，把队伍带到延安去学习;第三步，在延安学习后，取得党组织许可，前往战地服务，之后重返宁夏从事革命活动。少战团经过充分酝酿，制定了团歌、团章、团员守则，还起草了《宣言》及《告西北同胞书》，选举宋谦、李志纯任正副团长，下设组织、宣传、生活等部。少战团团章规定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护中华，赶走强盗”，战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①。少战团团员必须遵守团的纪律，做到三要、三不做和三不怕。“三要”即一要服从组织决定，二要保守组织秘密，三要忠心耿耿为抗战、为战地服务。“三不做”即一不做亡国奴，二不做汉奸，三不做(日军)顺民。“三不怕”即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牺牲。

　　少战团成立后，随着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活动逐渐公开，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计划带领少战团员去抗日前线战地宣传慰问。但是这必须得到宁夏省政府的批准。为此，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多次带领少战团员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马鸿逵在公开场合也大讲“实施总动员”“参加抗日”，但不同意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经过少战团员们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请愿，马鸿逵才表示同意，于1938年1月令省政府正式批准，但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只准在宁夏境内活动。②请愿斗争虽然未达到出省赴抗战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的目的，但争取到了少战团在宁夏境内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合法地位。

　　就在这年11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他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地方抗日力量，将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高立天等进步教师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并积极支持和指导少战团的工作。在李仰南的启发下，学校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学生阅读《全民抗战》《群众》《青年自学丛书》《文艺阵地》等进步书刊，教唱《大路歌》《毕业歌》《九一八以来》《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同时，还在学校开设了军体课，进行军训、防空、防毒演习，开展献金募捐、给前方战士写慰问信等活动。这些活动为日后少战团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李仰南还十分注重对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少战团发起人的培养，从学校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全国抗日形势、国家前途等方面与他们多次交换意见，促膝谈心，向他们借阅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解放》等报刊，还送给杨文海一份党章。当时杨文海阅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后，深受启发，马上找李仰南商量如何在宁夏省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而且把进步报刊推荐给其他进步教师阅读，在教师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人向李仰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8年初，李仰南代表党组织吸收他们3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少战团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进入高潮，少战团员迅速从几十人发展到200余人，先后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剧团，活动也由校内走上街头，走向民众，成为当时全省抗日宣传救亡运动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当时，少战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办街头壁报。壁报由进步教师涂春林主编，每月一期，每期抄写两份，一份贴在鼓楼;一份贴在第一市场(今新华街口南)。形式有连环画、漫画和抗日战争形势图，由少战团员向群众宣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街头壁报受到了宁夏省城各界群众的欢迎，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利用集市在街头向群众进行讲演，是少战团宣传抗日救亡的又一主要形式。在讲演中不仅向群众介绍全国的抗日形势，还向群众做时事报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倒汉奸》《小放牛》等抗日救亡歌曲，演出《王芳救国》《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打回老家去》等优秀剧目。特别是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时，当演到一个卖艺老人因乡土沦丧流亡他乡，以卖艺为生，女儿年幼，唱曲难免闪失，老人为保持收入，违心地忍痛举鞭抽打女儿时，台下就有群众挺身而出，上台大喊“放下你的鞭子!”这时少战团员马上向群众说明这个卖艺人家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根源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进行义愤填膺的演讲，一下子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台上台下爆发出愤怒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少战团还利用各种纪念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少战团邀请社会各界妇女，在实验小学礼堂召开了宁夏省城历史上首次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当时，宁夏省抗敌后援会会长、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议期间她虽未到会，却给大会发来贺信表示支持，使大会合法化。宁夏省党部也派员“莅临指导”。会上，大会主席报告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妇女代表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宁夏省党部组织科科长袁金章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少战团团员演出了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这次纪念大会开得很热烈，实验小学礼堂挤满了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3月，少战团组织宣传队，由杨文海、涂春林等教师带领，赴平罗、贺兰、宁朔、金积、中卫等7县进行了3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7月，又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师薛云亭带队，联合宁夏中学宣传队赴平罗、贺兰、黄渠桥、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几个月的宣传中，少战团员们一路渡黄河，爬沙窝，顶酷暑，走遍全省各主要城镇，大大激发了全省民众的抗日热情。

　　当少战团员到达平罗时，正值群众赶庙会。少战团员们便在戏台对面搭台进行演讲，唱抗日歌曲，演抗日剧目。一时间，看戏的群众簇拥在少战团员们的周围，静静地听着、看着，台上台下形成了共鸣，庙会变成了宣传抗日救亡的群众大会。当年宁夏《民国日报》曾对他们在各地的活动做过很多报道，如7月26日报道：“省垣暑期宣传队实小宣传小队，于昨日上午12时过此……因适逢集市，稍息即由该小队长李有祯率领全体队员到市讲演，讲题大意为日本欺负我们，已忍无可忍……为着我们的国家、民族，前方的将士已死掉了许多，我们应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责任。当时，听众围满街头，颇为感动云云。”又如“省立实验小学暑期宣传队，下午抵姚伏堡，稍事休息，在唐徕渠畔唱救亡歌曲，集人甚多，由队员菊光清、杨存义向群众演说现在打仗的情形及日本残杀人民的状况，听众莫不切齿。演毕时已黄昏，顺便在堡门外用饭。当时并有多人围绕与该队顾问高立天、薛云亭谈话……”又如“省垣小学宣传第二队在灵武作扩大宣传，用谈话式下乡对民众宣传，学生活动对妇女颇收宏效”，“23日分成四小组赴城郊四乡，景况之热烈紧张得未曾有云”。少战团在吴忠堡宣传时，金积县县长、区长还向少战团献旗致敬，锦旗上题有“朔方晨钟”“为国宣劳”“唤起民众”等词，集会群众数千人之多。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战团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广泛、深入与影响之大。

　　少战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推动了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以学校为阵地，也纷纷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杨一木、李东甫、王振刚等中共党员在黄渠桥北校成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团”，有100余人参加。平罗县城小学在中共党员苏文、校长刘廷栋和教师贺闻韶的领导下，成立了“少年农村服务团”，有100余人参加。石嘴山、宝丰、姚伏等城镇学校，都成立了人数不等的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中宁恩和小学在中共党员江生玉的领导下，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中卫中学，因为在抗战前就有尚建庵(尚钺，失去组织关系的老中共党员)在那里任教，在学生中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

　　随着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发行量也急剧增加。这年，仅宁夏省城的销售量就达到了1700余份。在宁夏省城和外县，许多书店都代售《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周刊》《中国农村》《抗战》《解放》《团结》等进步刊物，还有一个书店则半公开代销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与《团结》杂志。宁夏的《民国日报》还发表过几篇共产党人撰写的反对德意路线，介绍晋察冀边区情况的文章。①由于全省各地抗日救亡团体都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领导下进行，从而形成了在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下的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救亡宣传力量。各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使封闭落后的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一再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当时，中国回教协会曾有几位高级人士到宁夏省城考察，他们对地处西北边陲的宁夏省城会有如此浓厚的抗日气氛，深感意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更是赞不绝口。①

　　1938年7月，宁夏省党部下令“划一全省救亡组织”，取缔少战团，教师杨文海、少数少战团员被迫离开宁夏省城，赴延安参加革命，少战团遂解体。

　　少战团诞生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虽然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从银北到银南，从城市到农村，长途跋涉1300余里，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唤起了银川地区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战觉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骨干，在银川乃至宁夏抗日救亡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三)中共宁夏中学支部的建立与活动

　　1938年春，实验小学校长贺自正接任宁夏中学校长，中共宁夏工委派薛云亭、孙芳山到宁夏中学任教。他们到宁夏中学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冬，马鸿逵强行从宁夏中学征兵。当时，宁夏中学只有400名学生，被征学生达200人。1938年春，全校只有60名学生在学校继续上课。到秋季开学，学校又招了一个新生班，全校学生总数只有140人。学生虽然不多，但师生思想活跃。薛云亭、孙芳山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话剧社，并给学生介绍《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中国是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的》等进步书籍，组织学生阅读，举办时事报告会、故事会、演讲比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路歌》《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校内师生的抗日热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校外各界群众。

　　1938年夏，在中共宁夏工委组织下，宁夏中学在该校礼堂举行了一场保卫大武汉的时事报告会。中共党员孙芳山在会上做了题为《保卫武汉的意义及武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报告，社会各界人士及宁夏中学学生700余人参加，整个宁夏中学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气氛之热烈、影响之大，在宁夏省城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报告会后，孙芳山即被敌人盯梢通缉①。在学生邵文周等人帮助下，孙芳山带着解理(焦汉文)、王汉元、刘玉昆等学生被迫离开宁夏省城，奔赴延安。

　　暑假期间，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中学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学生霍纯锡任队长，薛云亭任音乐指导，教务主任阎廷栋带队，到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平罗县城，宁夏中学宣传队与实验小学宣传队相遇，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救亡宣传。他们演出街头剧，张贴漫画，演唱救亡歌曲，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据当时的宁夏《民国日报》报道：“宣传队在平罗县城隍庙院内高搭彩台演剧，观众拥挤，为之感动。在崇兴时，他们在回乐舞台演出有《汉奸的下场》《血痕好男儿》《瞎子与和尚》等话剧，当时计有3000余观众，所有演员神气活现，动作伶俐，甚得观众之赞许，会场情形立形紧张。”宣传队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表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起来，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①结束银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宣传队回到宁夏省城，稍事休整后又到宁朔县进行宣传，直到秋季开学才返回学校。宁夏中学通过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与民众结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涌现出了一批进步青年。9月，薛云亭与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3名学生秘密谈话，正式发展他们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宁夏中学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薛云亭担任。

　　秋季开学后，梅无瑕调任宁夏中学校长。此人思想反动，上任后取消或限制学校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和活动。宁夏中学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由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3人分头在学生中秘密串联，开展“倒梅斗争”。他们推选学生代表，到宁夏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校长。但是，当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宁夏省城，宁夏中学1名学生被炸死，还有几名学生受伤，学校陷于一片混乱，学生遂自行放假，“倒梅斗争”无果而终。

　　年底，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到来，马鸿逵加紧了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的侦破活动，宁夏省城白色恐怖加剧，一些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不久，薛云亭也面临危险，带着宁夏中学学生李志纯离开宁夏省城，奔赴延安。此后，宁夏中学党支部由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直接领导。

　　1939年3月，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宁夏中学、宁夏师范与中卫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中卫县城应理小学复课，学生约600人。初夏时，李仰南约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在中卫的一个乡村小学会面，研究工作。期间，他们认识了在这个小学任教的中共党员杜琳。7月份，武景惠等人返回宁夏省城，李仰南又约他们在城东门外蝗虫庙等地会面，对他们进行抗日战争形势教育，并指示他们在宁夏中学重新建立党支部，由武景惠任支部书记，霍纯锡任组织委员，黄子华任宣传委员。

　　冬季，日军从五原向西进犯，准备攻取宁夏，宁夏省城形势紧张，一片混乱。马鸿逵当局也做好了向甘肃靖远一条山撤退的准备。李仰南马上召集宁夏中学党支部开会，针对当时的局势，指出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宁夏地处对敌斗争的前沿，随时有沦陷的可能。因此，摆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任务，就是一旦日军进攻宁夏，大家要做好发动、组织爱国青年到贺兰山打游击的准备，关于武器问题中共宁夏工委已做了安排，而且到时会有人接应。

　　1940年春节临近时，李仰南带领新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到霍纯锡家接头，交代工作，确定宁夏中学党支部由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委员王博分管。此后，崔景岳曾两次找宁夏中学党支部成员谈话，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分析全国的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团结爱国青年，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宁夏中学党支部3名党员也遭逮捕，支部停止了活动。

　　(四)其他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开展对马鸿逵部队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兵运工作，是当时中共宁夏工委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主要是通过可靠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与中下层军官交朋友、认老乡、论同学，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防止和抵制马鸿逵对日妥协。

　　为此，李仰南到宁夏省城后，利用党组织交给的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几个关系，先到马英才旅找在该旅任副官的中共党员苗培植，把从陕北派来的中共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五团三营八连任文书。李维钧和该连连长宁炳贤结识后，对其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宁炳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为抗日做工作，并明确表示如果日军侵占宁夏，他绝不跟马鸿逵撤退或投降，而是带领部队上贺兰山打游击。

　　在平罗黄渠桥第二完小，杨一木派教师王振刚、贺闻韶，通过关系到马英才旅和傅作义驻防石嘴山地区的部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通过教师郭英教做平罗县有名的土匪头子郭栓子①的工作，动员其坚持民族大义，一旦日军占领宁夏，便到贺兰山打游击，抵抗日军入侵。杨一木还向红二十九军要了一位测绘参谋，通过关系打入郭栓子部队，到贺兰山勘察地形，绘制地图，为武装抗日作准备。但是，由于马鸿逵对部队统治很严，工作不易展开，因而工作成效不大。

　　中共宁夏工委非常重视对优秀青年的培养。从1938年春季起，先后选送了银北地区的王振刚、王延、贺闻韶、杨生贵(汪毓斌)、王学文(高力、王承业)、李发春(李力)、郭英教、李东甫、王福寿(王南山)，省城的宋谦(宋子谦)、李志纯、钱钺(钱大钺)、李有祯(李清惠)、饶钰馗、焦汉文、王汉元(江涛)、杨玉昆(易昆)、李芳云(刘旭)、杨文海、薛云亭，银南地区的梁大均、张致善、孟长有、王世均、王世同、张子玉、姚怀廉、王怀明、胡连升、高尚纯、杨森林、江生玉、马成汉、刘廷相等30余名优秀青年到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学习。成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与宁夏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中工作，有的在1939年被党组织派回宁夏开展工作，有的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宁夏及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以宁夏省城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大大地激发了各族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锻炼和培养了骨干分子，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同时也引起了马鸿逵的注意。1938年7月，宁夏省党部下令取缔全省包括少战团在内的一切抗日救亡团体后，成立了由宁夏省党部包办并利用其进行“防共”“反共”宣传的抗战后方服务团，并对中小学教员进行登记审查，以无师范及大学文凭为由，前后两次解聘约50名进步教师，从外地重新聘用。与此同时，成立书报审查委员会，禁止进步报刊发行。专印和推销《抗战与文化》《中央周刊》《民意》《扫荡报》等反动报刊，为强化其在全省的统治制造舆论。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宁夏工委适应形势变化，因势利导，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战后方服务团，并把少战团的正确思想和好的工作方法带到这些组织中去。当时，先后成立了抗战后方服务团的学校有宁夏实验小学、宁夏中学、李岗堡小学，学堂巷小学(今银川市兴庆区三小)、姚伏堡小学、平罗一小、黄渠桥一小、石嘴山学校、中宁县恩和堡小学、金贵乡实验小学、宝丰小学等。但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不足，不能对这些学校的抗战团体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在少数没有中共党员的学校，则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社会关系，影响那里的工作。所以，许多学校虽然建立了这一组织，但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