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战后期党对银川地区的工作
来源：银川党史网   2023-08-24 14:48:55

　　一、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此后，日军从国民党战场抽调兵力“扫荡”解放区，把进攻方向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1941年至1942年，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解放区军民处境极端困难。这时，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是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好时机，掀起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和巩固人民抗日力量的同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力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0年9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命令宁夏马鸿逵部和驻守固原的国民党四十二军军长杨得亮部，在国民党统治区、陕甘宁边区交界一线构筑“防共碉堡线”。马鸿逵积极行动，以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豫旺堡、下马关、惠安堡、黑山岔、红寺堡、金积、灵武、清水营等一线为第一期工程，以黑城镇、中宁、中卫等为第二期工程，修筑两条所谓“防共碉堡线”。马鸿逵还令其所属各部队分段包干，限三个月完成。此次，仅在金积、灵武、惠安堡地区，共构筑碉堡220余座，并分段设立哨所，派出大批步骑兵在边境一线巡查。在其统治区域内，马鸿逵广设特务机构，进行特务活动。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11月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改名稽查处，将原来总处下辖的3个分处增加到6个，各分处共辖32个稽查所，另有骑兵巡查队、侦探队、宪兵连等机构。规定稽查处负责全省警卫、稽查、治安之责，有指挥县政府、警察局、保甲长之权，有限制集会、结社，检查书报、杂志、邮电、违禁物品，以及传讯、拘禁之权。并设有化装侦探、巡视侦探、坐地侦探、谍报网等特务组织。①当时，大小特务机构遍布于宁夏各县及一些主要乡镇，在各交通要道和黄河渡口设立关卡，派兵站岗盘查来往行人，搜查行李、货物、信件等。从1940年起，在全省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凡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必须登记办理国民身份证，证上注明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特征等，并加盖指印(代替照片)，随身携带，以备检查。无证而被查获者，当即扣押审讯。对外来人员检查尤为严格，规定操外乡口音、单独行动及城内无一定住所、无职业者为重点检查对象。马鸿逵的这些“防共”“反共”措施，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宁夏省城开展工作造成极大困难，除保存和派进的个别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秘密活动外，党在宁夏省城及周边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二、中共地下党员何子成等人在银川的革命活动

　　1941年夏，何子成、曹松林等中共党员，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被党组织分别从重庆和兰州派往宁夏省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何子成，回族，原名何春尧。原籍山东省东平县，1907年生于青岛市。1930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先后到过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后来在印度泰戈尔大学学习，掌握了世界语。1935年，回国后在青岛、济南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赴延安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0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何子成到宁夏省城开辟工作。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来到重庆，在重庆的“回民救国协会”和“世界语函授学社”工作。

　　1941年暑假，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到重庆受训，顺便请“回民救国协会”为宁夏推荐几名回民教师，何子成应聘来到宁夏中学，任庶务主任，兼教高中地理和历史课程。

　　何子成到校后，利用自己公开身份，向学生传授抗日救国思想，秘密介绍《新华日报》《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等进步书刊。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他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包上书皮，写成“关于炼钢技术”，将《夏伯阳》的书皮，写成“瞎白眼”作伪装。他还动员进步学生投奔延安，去寻求“这里学不到的新知识”“去学习做人的道理”。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何子成与宁夏中学教师王植先共同发起创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他们通过这一公开组织，秘密联络了宁夏电信局无线电报务员、中共党员曹松林，无线电技术员凌蕃，无线电报务员姚益庭，事务员王广仁和宁夏邮政局邮务佐、中共党员毛英华①、陈硕夫及马鸿逵部高射炮连排长刘斐等10余人。这些进步青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十分不满，积极支持何子成所开展的革命活动。当时，重庆世界语学社由于经费困难，号召世界语学者为“学社”捐募基金，宁夏省城的世界语学者也提供了一笔捐款。这些活动引起了马鸿逵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

　　1942年9月，正当他们以学习世界语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抨击时弊，摸索接头之际，参加世界语学习的人中有人暗中收听延安广播，使用边区货币，被马鸿逵特务机关察觉，宁夏省稽查处借口省城有光华钞票(边区货币)秘密流通，逮捕了毛英华、凌蕃、李国青等人。此时，何子成正利用暑假到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旅游，住在东郊“布因图”回民区内，向蒙民学习蒙语，还秘密绘制了一张定远营地图，引起敌人的怀疑。当他返回宁夏省城后，也遭逮捕。之后，敌人又逮捕了曹松林、姚益庭、陈硕夫、刘斐等人，王广仁因事先听到消息，逃离宁夏省城。

　　敌人逮捕何子成等人后，对其逐个审讯，用尽酷刑。何子成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与敌人据理力争，搞得敌人无言对答。有的人经受不住敌人的酷刑，向敌人供认何子成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借学习世界语联络青年，计划首先成立中共宁夏邮电支部，然后在宁夏省城发展党组织，通过邮电局向陕甘宁边区传递宁夏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等。

　　敌人得到这一情况如获至宝，多次对何子成施以酷刑，动用揭背花、钉竹签、老虎凳、拔筋床、压杠子、烙铁烫等刑具，打得何子成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不向敌人屈服。在审讯中，敌人问他为什么组织学习世界语，他说：“世界语是一种学术活动，我们研究世界语并不违法!”敌人又问：“你去定远营搞什么活动?”何子成答：“我去定远营是游历，不是什么活动!”敌问：“你为什么绘制边界地图?”何子成答：“我是地理教员，为给学生讲课。”敌人气急败坏地说：“你搞世界语活动，这就是共产党的活动。”何子成答：“学习世界语不是非法的，怎么能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简直是荒唐至极!”驳得敌人瞠目结舌。马鸿逵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也沮丧地承认对何子成“经多次审讯，始终不供只字。”马鸿逵在抓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以“奸党”、“危害民国”等罪名，于1943年4月17日夜，将何子成、毛英华、陈硕夫、刘斐押赴宁夏省城城隍庙后活埋。就义前，何子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35岁。其他同案则长期监禁至宁夏解放。其中，凌蕃、李国青病死狱中，姚益庭在狱中经过白玉光等中共党员帮助教育，经受住了考验，出狱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继崔景岳等“三烈士”殉难后，马鸿逵在宁夏省城制造的第二起活埋案。

　　三、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对银川地区的工作

　　1941年，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一再遭到马鸿逵特务机关破坏的情况下，为了推动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加强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从中央党校抽调孙殿才(化名赵忠国)，任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专门负责对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工作。孙殿才上任后，一方面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派出中共党员马少林、杨占彪等到金积、灵武地区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战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做好从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的安置争取工作，使党的工作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

　　1942年9月4日，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研究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ABC)，并指出：“我盐池边境与金积、灵武、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毗连200余里，双方居民经济来往不断，且我区之士绅、非党的、党的干部及党员，多在金、灵、惠有亲友关系。根据多年来对宁夏工作的经验，利用此种适当的关系，施以适当的教育，在职业的掩护下，进行中层的统战工作和下层的建党工作及社会调查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以现有力量，实为开展宁夏工作的第一步。”中共金灵工委驻地，原定设在盐池四区之雷家沟，后改为靠近灵武县边境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

　　9月中旬，中共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何广宽任书记，许宗岳任组织部长，江云任宣传部长，先后参加工委工作的有张万福、李占荣、马盘山、郜占奎、孙占元、官光等人。中共金灵工委成立后，从移民、难民和逃兵入手，选择对象，建立联系，把党的工作向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延伸。同时，在盐池县、区两级党政领导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群众，将从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逃来的移民、难民和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其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等困难，使其安居乐业。根据移民、难民和逃兵中不少是回民的情况，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盐池县党政领导和中共金灵工委十分重视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如在定边设立回民自治区，在盐池回民聚居的回六庄设立回民自治乡。在民主选举中，回民自治区、乡实行单独选举，并在各级参议会中留给回族议员名额。定边、盐池还修建了回族学校，对来往的回民商人予以照顾，及时发给“护照”，使其往来便利。通过以上措施，提高了移民、难民、逃兵对共产党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中共金灵工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不仅恢复了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原有关系，如吕士元、孙学秀、夏麟阁、何晓霆等人，还发展了新的关系，如磁窑堡煤矿矿工苗发明，灵武县城东门外居士李善堂，灵武东山农民李成福，石沟驿煤矿工人杨全林、彭学礼，金积县鲁庄子农民鲁光宝等人。其中，李成福、鲁光宝被发展为单线联系的中共党员。中共金灵工委还对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名流、绅士以及马鸿逵、马鸿宾部的中下级军官、政府人员进行调查，为研究和开展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和线索。对石沟驿煤矿、磁窑堡煤矿和盐池县政府组织及人员情况，如惠安堡绅士和致祥、早年当过国民党地方民团营长的张复元，石沟驿民团团总、人称“东山王”的黎维新，吴忠堡谦益店商号掌柜马季麟，横山堡地主王同等人，都进行过详细调查，并写有专门材料。通过这些关系，调查收集到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充实地级机关工作干部，许宗岳、江云2人被调往中共三边地委机关工作。1943年3月，工委书记何广宽参加整风运动，不能再主持工作，中共金灵工委遂于3月1日撤销。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马鸿逵对陕甘宁边境的封锁有所松动，从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逃往边区一带的移民、难民、逃兵日渐增多，两区之间的商人及探亲访友者走动频繁，这为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中共三边地委及时调整银川①地区的工作方针，改变以往只注重一般交际性统战工作，不注重银川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做法，制定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方针。

　　1945年4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中共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等据点的工作，并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的统战工作”。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永宁、宁朔、贺兰4县;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陶乐、惠农、平罗、磴口4县和阿拉善旗。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有所加强，各据点的工作这一时期比较活跃，工作进展也较快。如三段地据点，先后秘密发展的中共党员有永宁县的王克和、周广耀、周广智、朱九章，贺兰县的陈芳、邓万福、刘子和、殷学忠、邓广仁、徐生禄，陶乐县的李双双(李发祥)、孙鸿谋、王登科，平罗县的仇思诚、仇思忠、郑尚仁、李荫选，惠农县的徐文彬、徐天才。余庄子、红井子据点也发展了一批党员。通过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打开了在银川地区开展工作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各据点设法派人到银川地区开展收集情报工作。余庄子据点负责人梁大均同赵文献商量，派外勤人员何述田前往中宁与李振邦(时任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县石空军械仓库少校参谋)接上关系，并发展李振邦为中共党员，长期潜伏，专门做搜集马鸿逵部情报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还派马少林、杨占彪等人在金灵地区，对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南营房驻军开展策反活动，该部孙克仁、张俊、张凤元、柳洪隆等人于1945年8月脱离部队，潜往定边，参加了回民游击队。

　　12月，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召开了河东工作组会议，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进一步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间发展党员，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截止1946年2月，共发展党员131名，分布于全省11个县，并与74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党依靠上述力量，掌握了马鸿逵统治区党政军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消除了一些干部、党员认为银川地区工作难做的顾虑，增强了开展银川地区工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