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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之一:《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来源:原创: 康康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7-12-13   2019-08-26 11:34:42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本期将回顾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得到佐证与传播的经典文献,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作为一本外国人编著的书,《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最早向全世界传播日军这一罪行的书籍之一,影响力几乎也无出其右。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atrocities in China)一书1938年于汉口由国民出版社出版。田伯烈(Timperley, Harold John),为澳大利亚记者,曾在路透社、美联社、《曼彻斯特卫报》等媒体工作,抗战爆发后“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英美从事宣传工作”,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战后指证谷寿夫唆使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之罪行。[1]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田伯烈与饶家驹一起在安全区工作。(《上海时代》中译为田柏烈、贾基诺)[2]同时,田伯烈试图报道南京大屠杀而被日本新闻检查部门扣下报道。[3]而后,田伯烈正式为国民政府工作,如其1939年曾自伦敦寄来备忘录一件论及英国远东政策。[4]相较其他人,作为作者,田伯烈有一定优势——贝德士指出“使用澳大利亚人提供的材料”,可以“减轻一些美国色彩”。[5]即便如此,因为田伯烈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事迹后来曝光,加上后来曾虚白(先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6])回忆的出版,此书遭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质疑,不过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澄清。[7]

  平台上《大公报》田伯烈发电被扣的相关报道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材料主要由南京的贝德士等人提供。贝德士等人明白,“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8],故而他们更清楚的是,这本书一旦出版,“当然可以使西方世界关注这起事件以及事件期间所有残忍的军事行动。然而,对费吴生、我甚至史迈士还有其他人来说,却意味着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走向终结。这将引起各地区和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会工作的严重排斥或限制。”[9]但是为了让在南京以及中国的日军暴行暴露出来并被关注,进而让西方各国支援中国,他们并未过多插手田伯烈出版此书——“我们对整个工作进程全无所知”,即便后者“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而更有可能暴露是由贝德士等人提供的材料。[10]

  材料搜集完竣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3月完稿,7月中英文本同时出版。英文本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三十万册,[11]田伯烈并旨在达到“英国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人手一册”。[12]中文本额外由国际宣传处插入“第三国人及日人自己所摄战区中暴行照片多套”,[13]亦印刷数万册,分发到各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4]

  平台上《大公报》田伯烈发电被扣的相关报道

  该书本来无意于仅叙述南京大屠杀,而田伯烈坚持“该地区的证明材料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完整,因此很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加以特别对待,并又个别推及整体”。[15]于是,最终该书主体叙述对象为南京大屠杀。该书由郭沫若作序,前四章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第五章描述华北日军的屠杀,第六章描述松江、苏州、芜湖、杭州、无锡等地日军的屠戮,第七章描述日军的对平民的空袭,第八章描述日军对已占领区财产、设施的破坏与掠夺,第九章即是结论。结论主要旨在请求西方国家(特别是针对英国)支援中国、压迫日本,使之停止侵略中国,并摧毁其反动统治,以及建立集体安全制度。有趣的是,结论中看待日军的侵略的角度具有十分鲜明的马列主义色彩,这究竟是田伯烈本人的思想还是其他的什么,就有待以后探究了。

  平台上《大公报》有关田伯烈的报道

 

  书后附有篇幅很长的附录,前三节缕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第四节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书函、文件,第五节为攻占各城市的日军番号,第六节描述日军的“杀人竞赛”,最后一节则是照录日军的报道。总而言之,书后的附录虽然出于保护当事人的原因隐去了相关内容,不过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由于该书出版仓促,难免出现一些错误,给日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提供口实,而这一点在出版之前即为贝德士所意识到,他指出这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体效果。”[16]不出其所料,除了针对田伯烈本身身份进行质疑以外,亦有右翼势力对该书的部分细节提出怀疑。[17]但是就南京大屠杀这一基本事实而言,无论是该书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瑕疵,还是田伯烈本身不够“中立”的身份,皆不足以对其产生冲击。

  面对该书出版后可能带来的灾祸,贝德士认为“我不相信怯弱会改善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地承担其后果。”[18]这样看贝德士等人的确不够“中立”,不过如程兆奇所说,“从道义的角度讲,既不能‘中立’,也没有‘第三者’。田、贝等许许多多‘格于诚而感于真的热心人士’确实不是也不必是‘中立’的‘第三者’。”[19]不管怎么样,《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至少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将士的历史认识,并逐渐凝结为新的民族记忆,这一点可见诸许多史料,大家也可以来平台看看。

  [1]万仁元、方庆秋、王奇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2]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08页。

  [3]《日本新闻检查扣下所有关于暴行的报道》(1938年1月22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册 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47-148页。

  [4]《董显光呈蒋中正英国远东政策将继续援华并与日方周旋略予优惠惟日后英国苏俄开战势必对日本妥协等情报提要》,1939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002-080200-00520-065。

  [5]《贝德士致田伯烈》(南京,1938年3月21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九册 耶鲁文献》(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6]《曾虚白先生生平》,“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台北:“国史馆”,1994年,第399页。

  [7]程兆奇:《谁在制造“谎言”——<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202-205页;文俊雄:《田伯烈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第58页。

  [8]贝德士:《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4月12日),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四册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9]《贝德士致田伯烈》(南京,1938年3月21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九册 耶鲁文献》(上),第257页。

  [10]贝德士:《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4月12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四册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35页。

  [11]《国际宣传处签呈》,1938年6月18日,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十二册 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00页。

  [12]《田伯烈致贝德士》(上海,1938年3月14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九册 耶鲁文献》(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

  [13]《董显光派外国友人赴日本宣传日军暴行密呈》(1938年5月6日),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十二册 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16页。

  [14]《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关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往来函件》,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十二册 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98-612页。

  [15]《田伯烈致贝德士》(上海,1938年3月21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九册 耶鲁文献》(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16]《贝德士致田伯烈函》(南京,1938年3月14日),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九册 耶鲁文献》(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17]松村俊夫:《南京大屠杀大疑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18]贝德士:《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4月12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四册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35页。

  [19]程兆奇:《谁在制造“谎言”——<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近代史研究》,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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