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
我的父亲刘鸿宾、母亲刘周氏都是天津人。1937年,父亲在丁家桥国民党党部任消防队队长,当时48岁,我母亲患有白内障,是小脚。我姐姐刘贵珍12岁,妹妹两岁,还有一个弟弟才出生几个月,我才7岁,刚上小学。
我们家原先租住在马家街,因为房东家里有个疯子,不安全,我们一家就搬到五所村的一座草房里。南京局势紧张时,有人劝我父亲随同国民党政府到内地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且年幼,我父亲就没有去,留在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那天,我们躲在家里。我父亲有些消防知识,他在八仙桌上盖上湿被子,我们一家就躲在桌子下面。忽然我们家的黄狗叫了起来,紧接着,我们家的草房也烧了起来。五所村、四所村的房子都是草房,全部都着了火,我的弟弟刘贵宝被烧伤了。我们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慌之中,父亲从火中将祖传的鸳鸯宝剑抢了出来。到了门外,只见十多个日本兵端着枪,将老百姓往村里的水塘赶,我的弟弟本来已被烧伤,一遇水很快就死了。日本兵还将我父亲手中的鸳鸯剑抢去,我父亲不依,就被日本兵当场枪杀了,倒在塘边的堤埂上,村里还有十多个青壮年男子也被枪杀了。由于我们刚搬到村子里不久,所以那些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大多被枪杀了,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村里大乱。我母亲是小脚,又有白内障,更是没有主意,村里人将父亲等人草草地埋在塘边。后来,村里人全部集中起来逃难到下关的一个难民区,沿途看到很多尸体。难民区里面有很多竹棚子,还有红十字旗帜,每天靠救济的稀饭度日。日本兵经常进去抓人、拖妇女,有时就在墙边强奸妇女,有的小女孩也被拉去强奸。当时,我母亲她们脸上都涂着黑锅灰。
我们在下关难民区住了两个多月后,住在泥马巷的表哥来找我们,将我们带到城里,被安置在升州路陡门桥的难民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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