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南敌后战场是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东江纵队是华南敌后战场上的重要武装力量，以抗战精神为研究视域，结合全国抗战整体局势与党中央对华南抗战的部署，系统梳理东江纵队从创建至胜利的抗战历史脉络，阐述东江纵队从创建到走向独立自主、强化组织力量、灵活把握斗争主动，最终在旗帜引领下赢得胜利的发展轨迹，展现其在血火淬炼中逐步成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揭示其在抗战精神指引下坚守使命、奋勇抗争、为华南敌后抗战提供了关键支撑的重大历史意义，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精神;东江纵队;历史脉络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组建了数支游击队，开辟了与华北、华中并列的华南敌后战场，1938年后，抗日游击队根据地和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集中分布于敌人力量强大的珠江两岸，重点分布于东江地区，分散分布于湛江、梅州、潮州等地。其中，最主要的队伍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部队发展壮大至11000多人，民兵12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有6万多平方公里。[②]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面旗帜。”当前，学术界关于东江纵队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数量来看，以“东江纵队”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检索，仅有学术期刊论文102篇，学位论文1篇，会议文章4篇，报纸文章26篇，自1980年至2000年年均1至2篇，2001年后逐渐增多，最高峰为2015年21篇;从研究内容来看，学术期刊论文研究主题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聚焦“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前进报”，部分研究者专项研究东江纵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③]综合来看，关于东江纵队的学术研究内容较少，尚需进一步展拓丰富。
一、东江纵队抗战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策动伪满洲国建立，并进一步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明“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④]这一通电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超凡的战略眼光预判了战争的发展形势，看到了日军绝不会满足于东北、华北，让全国人民对日寇侵华野心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并说明全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能取得胜利。在此前后，党中央极为关注华南在抗战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这里是战时国内最重要的物资输送渠道，是一个后方性与唯一海外交通区，同时存在前进中的反动性和迟缓性，对群众运动的压抑控制导致较难开展群众运动。[⑤]但广东地区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抗战热情，为前线输血助战，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广东慰劳团时感谢慰劳团带来的许多慰劳品，指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并要求广东“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但要保卫光荣历史的广东，而且要使它成为中国最得力的抗战根据地，源源不绝把人力和财力输送到抗日最前线去。”[⑥]为进一步加强华南地区敌后抗战的武装力量，1936年以来，中共中央加快在华南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始终坚持斗争的南方红色游击区作出指示，“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⑦]针对日寇可能进犯华南的计划，指示，“在日寇占领区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⑧]1937年9月22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央派时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的张文彬到广东加强党组织，相继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1938年4月成立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华南党组织逐渐走向正轨，东江地区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6月，中共东江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惠阳、海丰、龙川、和平、紫金、东莞、宝安、博罗、五华、增城、等地党组织先后建立起来，截止1938年冬，党员人数达到635人，为党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奠定的坚实的组织保障。[⑨]
二、东江纵队发展的历史脉络
党的伟大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释“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日军入侵东江后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东江纵队，在艰苦的敌后，用血肉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赞歌，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彰显了抗战精神。
(一)动荡时局催生担当力量
1.华南地区的沦陷与人民苦难
为夺取华南，切断我国主要的对外联络补给站，彻底封锁中国的海外援助路线，日军早在1937年8月以来就开始阴谋筹划并实施，其中，对广州的轰炸持续整整14个月，制造无数惨案，“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风吹着，这肠子在慢慢地在摇晃。红的血被太阳一晒，变成赤黑色的凝块了。”[⑩]至1938年9月19日，日本陆军部就攻占广州给第二十一军下达命令，武汉会战前后正式实施对华南的侵略计划。[11]1938年10月12日，日军自华南地区东江流域的大亚湾登陆，10月13日攻占淡水，10月15日攻占惠州，经增城于10月21日攻占广州，华南沦陷。日寇铁蹄之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朝不保夕。以惠州为例，在平山，“被毁商店、民居达800余间，到处是残墙废瓦，弹坑屡屡，残腿断肢，血泊滩滩”[12]10月15日惠州城沦陷后，日军入城，《申报》在10月16日报道，日机肆意轰炸惠州城，导致城市损毁严重，[13]局势紧张，在此区域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战全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2.爱国志，报国行：东江纵队的创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央指示后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派谁到沦陷区开展抗日斗争。会议上一名28岁的年轻人——曾生，凭借自己是惠阳坪山人的地理优势、是大学生的身份优势、会说客家话的语言优势争取到这一光荣的任务，他与周伯明、谢鹤筹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0月30日，惠宝工委成立后，确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民众自卫队;派人做当地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争取联合他们抗日。[14]在曾生的组织下，惠宝工委以回乡救亡工作团自卫需要的理由向国民党驻军借了15支步枪，每枪配发10发子弹，地方党组织又送来了七八支枪，初步武装起来，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育英楼宣告成立。同期，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基于前期建立的民众武装，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939年元旦，这支队伍组织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为王作尧。这两支新生的人民武装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成立后，因为队伍的所在地和领导人，所以党中央常称之为东江游击队，或“曾王二部”“曾王部队”。他们积极行动，英勇打击敌人，极大鼓舞了东江人民的抗战热情。
(二)血火淬炼走向独立自主
1.第一次反共高潮与部队东移
东江纵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敌后残酷的生存环境中经历了艰苦淬炼，其中最艰难的一次是“东移海陆丰”。[15]193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第一次反共浪潮，11月反共浪潮波及广东，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在拉拢不成的情况下，纠集3000余人武装包围游击队驻地，意图武力剿灭游击队。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没有掌握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策略的游击队在1940年3月1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出了东移海陆丰的决定和部署。
2.风雨摧，挺脊梁：东江纵队的成长
东移路上，正值春季雨水充沛，敌优势兵力围追堵截，我们的游击队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不能在条件好的房子里休整，只能走偏僻小路，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路，只能夜宿野地、山窟，更糟糕的是部队许多人没有长距离行军的经验，拖着大量的瓶瓶罐罐，没有办法快速机动的与敌斗争，抛弃辎重后又面临着人生地不熟没有食物的苦难。一些同志在转移中因路途艰辛不慎掉落悬崖、一些同志掉队、还有一些同志在战斗中作战勇敢、献出了宝贵生命。大队长曾生后来回忆，3月18日，曾生带领的新编大队东移到海丰县高潭镇一带，反动派仍不放松地尾追上来，趁雨夜突然发动了围攻，我们的一个连被包围在村中，几乎全部损失。另一个连与大队部失去联系，也大部壮烈牺牲。[16]非常幸运的是，一些负伤的同志被高潭老区的群众救起掩护，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比如原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业在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55周年时再访高潭，留下“若问何是胞衣迹，我是再生此山庄”的诗句，并为老区发展贡献了力量。[17]但在当时，获救的仅仅是少部分。敌人的手段不止有武力压迫，还有诱哄欺骗，1940年4月18日，第二大队转移到斜嶂山的黄沙坑村，顽军凌团尾随而至，用政治手段诱骗谈判。结果，参加谈判的何、卢二人及第一中队40多名战士被扣押，敌人威逼利诱要这些人交代游击队其他队员的下落，种种酷刑折磨下，一些战士低头了，还有一些战士始终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都没有用的情况下，在同年9月14日，将何与成、卢仲夫、李燮邦、罗镜源、罗振辉等多名干部杀害，其中何与成年仅24岁，这些战士身上充分体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如此大的损失，东江军委书记梁广提前离开高潭于3月30日到达香港，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汇报情况，其余部队领导人安排好部队剩余的一百余人或分散转移、或就地隐蔽、或转至外线后，也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找不到游击队的踪迹，发出“曾王二部被消灭”的报道后停止搜剿游击队。绝境之中，虽然游击队未被彻底消灭，但这支队伍到底怎么办谁也没有主意，是就此解散?还是要重新组织起来?5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就东江游击区的形势作出了分析，对游击队要往何处去作出了明确指示。电文中分析抗战形势:只有大胆坚持打游击仗、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明确指示“曾、王两部仍应回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打摩擦仗。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18]历史上称这封电报为“五八指示”，可以说是给处于分散状态下的部队亮起了一盏指示方向的明灯。
在正确指导下，部队重新组织，在宝安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确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番号，分立第三大队，第五大队，这标志着抗战初期东江地区分散的抗战力量完成了组织整合。这次会议贯彻了党中央“五八指示”的精神，是东江纵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后部队重新回到东宝惠地区，并将游击区域拓展至增城、番禺、从化等地，扩大发展范围，队伍重新发展壮大。
(三)总结经验强化组织力量
1.东江党组织建设与游击基地
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抗战时期最艰苦的阶段，也是东江纵队极为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19]东江纵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争取友军配合，建立并拓展抗日根据地，与来犯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占领华南后大肆掠夺物资，其极为重视的广九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守。东江游击队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的领导下，由粤南省委指挥，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在大岭山、阳台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大岭山根据地在虎门与樟木头之间，与阳台山根据地互为掎角之势，虽然两个地点距日军据点很近，十分危险!但地势相对高耸，易守难攻，进攻便利。部队在这里紧密的和当地群众结合在一起，在各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乡成立了联防自卫队，许多爱国青年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军，为强化部队建设，在尹林平、梁鸿钧等人的指挥下，组织军事训练班，抓紧战斗间隙训练部队，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等，提高部队综合素质。[20]
2.强建设，勇担当：东江纵队的战斗
为进一步打开局面，游击队针对人数少、武器差的现实，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策略，以小仗、巧仗、伏击战、袭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赢了黄潭第一仗，并沿莞太、宝太公路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让日军寝食难安。为此，敌伪势力勾结，多次发动扫荡、清乡，想将游击队彻底扼杀，但队伍加强根据地建设，勇敢担负作战任务，战斗勇敢，表现出色。最具代表性的是1941年6月10日伏击日寇长濑的百花洞战斗，长濑被击毙，日军被围困达两天之久才得以狼狈逃脱，这次战斗被日军称为“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21]百花洞战斗后，游击队还粉碎了日军队大岭山根据地、阳台山根据地连续8次的扫荡，但由于日伪顽军的大举进攻，根据地部分丧失。为了总结经验，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3年以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部队重新进行整编，正式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战斗队伍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将第五大队作为主力大队，强化了部队战斗力的组织编制。更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1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机要和电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了电台。自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能够直接、及时地得到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22]
(四)灵活机动把握斗争主动
1.抗战形势变化与灵活应对
1942年至1943年，日军逐渐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向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略方式，广东相继成立了伪政权和伪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酝酿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张文彬到游击总队视察时专门指示：“加强游击区内团结，积极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加紧扩大各地人民抗日自卫武装，加紧扰敌与进攻敌人，配合国军反攻，配合英美作战。”[23]中共中央南方局亦根据形势变化多次指示东江游击队，在形势上，指明“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的形势。”同时，要注意“不要拒绝谈判”，“对外仍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注意长期隐蔽、巩固基础，长期独立坚持存在。[24]确实，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本质不变，又集结5000余众兵力，妄图三个月之内消灭游击队，1942年全年，游击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全年面临敌军事上“日日出动，夜夜行动，拂晓包围”“切断交通要道，分区清缴”，政治上公开剿共、分化拉拢，经济上严厉封锁物资，打击税站的疯狂举动，[25]4月至6月，敌以军事进攻为主、攻击阳台山根据地，游击队坚决反击;7月至10月，转以政治诱降为主，辅以军事打击，游击队在中央指示下冷静判断，争取谈判的最好结果，不给敌人分裂瓦解的机会;11月至12月，敌又转为疯狂的军事进攻时，把握游击战争的精髓，避敌锋芒，在灵活机动的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长期的抗战更淬炼了战士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2.扛重任，志愈坚：东江纵队的发展
在此期间，东江纵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的指导指挥下，紧密配合，完成了从香港营救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以及英印军官和各国留港人员，同时还救济了难胞一万人以上，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称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26]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彻底破坏、中共粤北省委、中共南方工委、中共广西省工委遭到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党的领导人、干部被捕，党在华南的组织遭到严重打击，情势危急，为了避免更大破坏，南方局周恩来指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27]1942年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恢复党的组织活动，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在九龙新界沙头角乌蛟腾村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后华南的斗争形势，对东江地区如何坚持今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相关的部署，标志着东江纵队在华南抗战中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会议着重强调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着重在全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阶级教育，让全体人员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清除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尊重各阶层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同时，抓住关键少数，对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加强党性锻炼，提高觉悟，端正思想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对部队开拓新解放区、展开对敌斗争、精简机构、发展经济、领导组织等方面作出部署。[28]
乌蛟腾会议扭转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后的被动形势，打开了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会议后，游击队发展更有规范性，通过整风学习，加强了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提高了部队战斗力。1943年初开始，游击队向日伪军全面出击，有力反击国民党顽军，爆破攻击福永炮楼、恢复阳台山根据地、扩大大岭山根据地，部队拓展至大鹏半岛、稔平半岛，组织大亚湾、大鹏湾海上护航队，加强增博地区游击力量，粉碎日军打通广九铁路、清剿我根据地的阴谋企图，使敌龟缩在铁路沿线，保卫和扩大了游击区，为东江纵队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艰苦斗争赢得伟大胜利
1.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在政权问题上，主张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统一战线政权，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29]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政权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并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以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并对政权建设的选举政策、施政方针等方面作了细致说明，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施行。[30]早在1938年12月10日，东纵就参照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组织群众大会，以“三三制”原则成立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后，游击队积极活动，开拓游击区，建立民主政府，广泛联系爱国民主人士，在惠城，团结联系原同盟会会员、致公党党员张友仁，为游击队提供帮助，在大亚湾，团结国民党退伍团长陈友芳、中国农工民主党李伯球等，以东江纵队护航大队为主体，联合他们掌握的地方武装，组成“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不断扩大抗战力量，积累政权建设经验。
1943年12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坪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庄严宣告“我们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31]持续加强根据地建设。随着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敌强我弱的形势逐渐扭转，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担负起笔过去更加重大的任务，“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32] 这一讲话可以说是消灭日寇、解放全国的号召，根据指示，东江纵队依据敌情变化，与华南民众、盟军等力量积极配合，加强进行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取得显著成果。其中，1944年3月，路东由民主选举产生参议会及行政委员会议，实行“三三”制。这次会议是华南第一个国事座谈会，与会代表350人，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及开明士绅、名流学者代表，区、乡政权的农(渔)、青、妇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人，还有路东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等，最终选出参议员49名，组成路东参议会，其中共产党员16名;再由参议会互选参议员9名，组成路东行政委员会。[33]1945年4月25日，东江纵队政治部发布建设惠东宝路东的施政纲领，共计十七条，涵盖政权建设目标、主要工作、组织形势、人民权利、生产建设等方面，号召本区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共同实行。[34]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前，路东委员会主席叶锋总结路东建政经验，全区范围北到东江河，南到大亚湾、大鹏湾，长约150里，阔80里，划分六个行政区和一个特别区，组织架构中设置主席、副主席，单列路东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部，分建设、军事、财政、文教、民政五科，设秘书、文书，各区乡村政权也建立起来，发动农民开展减退租息的斗争，成为其他区的参照。[35]1944年7月1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电报中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东江纵队的工作，指出：“自广州沦陷后，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36]
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尹林平主持下于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向北，向东和向西挺进等战略部署和措施，在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游击区问题上，指示东江纵队首先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潮汕在内)之间伸展，然后再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37]会议为全省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东江纵队在巩固和发展惠东宝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主力向北创建东江、北江间的根据地，积极组织力量向东发展，延伸至潮梅，全面发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秋季以来，东江纵队向北挺进，自企石、桥头、潼湖一带横渡东江，打开了南北通道，北上抗日先遣队渡过东江，穿越博罗，抵达从化，占领清远，充分摸清日军、顽军动向。根据中央指示：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赣边为主要发展方向，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38]1945年春季以来，东江纵队主力全面行动，开辟形成以罗浮山为中心的东江抗日革命根据地，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及东江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先后进入罗浮山根据地，罗浮山成为了全省抗日游击战争指挥中心。[39]为配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粤北、湘南建立五岭根据地，与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东江纵队派出精干力量向粤北挺进，毛主席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南下支队争取时间，创建五岭根据地，成为援助东江纵队的力量，并指明这一会和具有极大地战略意义。[40]当时，遵照指示，南下支队从1944年出发，至1945年8月28日已经到达广东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东江纵队也已经进入此地，但是由于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顽军合围而来意图全歼我军，部队立足困难且因电台在深山中通讯能力较差，两支部队最近时只有十几公里但始终没有建立联系，所以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南下支队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北上，而东江纵队努力开创赣粤边根据地，未能会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2.敢胜利，能胜利：东江纵队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41]并号召，“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42]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43]东江纵队挺进罗浮山后，积极拓展民兵、自卫军，发展人民武装，民主政府领导抗日民主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拥军爱民的工作，发展生产，5月，东江纵队总数发展至九千二百五十二人，有各式枪支三百多支，轻重机枪近百挺，[44]游击区域以东江为中心，延伸至北江、潮梅、珠江乃至南路等地。[45]1月至6月上旬以夜袭为主要战斗方式，累计战斗三百零九次，缴获甚多，如解放高埗的战斗，从1月18日夜10时起至次日上午八时，毙伤俘敌二百五十多人，缴获轻机枪、长短枪近二百支，弹药物资若干，战果显著。[46]7月6日至22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尹林平在中共广东区委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当前盟国已接近全面对日总攻的时候，广东作为具有相当力量、控制敌人在中国的一部分占领区、与华中、华北相当的战略据点，能够战胜日本，配合盟军反攻，粉碎内战，解放华南。[47]东江纵队作为广东军队中的主力军，积极加强战斗力，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巩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和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研究与指导全军政治工作。为了巩固和发展博罗根据地，第三支队开展柏塘保卫战，抵御二千余敌人的反复进攻，三棵松高地上一支小队共二十八人，除三人负伤撤出战斗外，全部壮烈牺牲。[48]8月8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号召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解放区军队尽一切可能条件，对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进攻，歼灭敌有生力量，发动沦陷区群众，消灭敌人，强调“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49]东江纵队在挺近粤北无法与王震部队会师的情况下，在粤北山区独立作战坚持斗争。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命令粤汉路、广九路、潮汕路两侧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大举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8月11日，东江纵队向各部队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全体军民占领附近敌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敦促冈村宁次指挥所部投降，明确在广东的日军，“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50]东江纵队向东江各界同胞报告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组织群众动员武装起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并正告日军官兵，尽快投降，交出武器，明确优待政策，布置收缴敌伪武器。自此，东江纵队实现了宣言中的承诺，取得了对日做战的最终胜利。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连同华南其他抗战武装力量2583人遵照中央指示，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改编为两广纵队，参加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后编入四野与东江纵队未北撤的部队改编的粤赣湘边纵队会和，参与了解放广东的作战任务，为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伟大时代铸就伟大精神，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中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进、铸就新的历史伟业的不竭精神动力。回顾东江纵队抗战的历史脉络，其抗战历程是伟大抗战精神凝练的实践基础，更充分映现了抗战精神深邃内涵，从1938年10月，廖承志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香港会议以来，经过上下坪会议、白石龙会议、乌蛟腾会议，至土洋会议、罗浮山会议，东江纵队数易其名，在远离中共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无法获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敌占区日军势力强大、沦陷区日伪军据点林立、国民党顽军背后捅刺刀的艰难条件下，在活动区域狭小且无高山峡岭依托的困难环境中，生存壮大发展，为华南和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们对日作战英勇顽强，对伪军、顽军作战中，灵活机动，始终掌握着斗争主动，真正做到了凝聚民族抗战到底的华南力量。回顾东江纵队抗战的艰辛历程，缅怀遇难者、牺牲者、奉献者、援助者，更加激励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更加坚定爱国之心，坚定排除一切困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办好自己的事情、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决心，用接力奋斗、顽强拼搏造就国家发展的新辉煌，谱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①]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第2版。
[②]本书编委会编：《尹林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③]张勇,刘红.全面抗战时期东江纵队干部培训工作的历史考察[J].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24,34(05):12-18;李添华.东江纵队干部培训工作初探[J].红广角,2015,(08):25-29.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157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⑨]《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⑩]广东党史公众号：《亲历者口中的广州大轰炸，揭露日军这些暴行……》(2025年5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XAXszqKZp0OrFapIMYX53w ，2025年7月16日。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4页。
[12]陈少青，魏蔚主编：《不能忘记的历史》，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3]《惠州南血战日军受重创》，《申报》(上海)1938年10月16日。
[14]《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5]广东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6]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17]中共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潭星火》，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20]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21]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22]《东江纵队志》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1页。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4-505页。
[2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527页。
[26]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27]《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28]《东江纵队志》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76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页。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33]汤炎忠：《东江解放区的“路东国事座谈会”》，《中国国防报》2024年4月18日，第4版。
[34]广东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0-554页。
[35]广东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9-611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5页。
[37]《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24页。
[38]《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24页。
[39]《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4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2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5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0页。
[4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6页。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4-1005页。
[46]《东江纵队志》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7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9、1023页。
[48]《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页。
[4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120页。
[5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5页。
作者简介：高田(1996-)，女，广东东江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师，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镇东江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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