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辩证关系的成功驾驭
来源：文/郭海龙   2025-07-31 09:08:36

　　摘要：在局部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进行战略调整，实现了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在战略防御阶段，围绕中日民族矛盾变成核心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统一战线、军事战略调整与开辟敌后战场、全面抗战和《论持久战》的战略引领，奠定持久抗战基础。在战略相持阶段，中日民族矛盾在上升为压倒性矛盾，阶级矛盾出现波动，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日民族矛盾矛盾强度下降但复杂性上升，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积极准备内战，面对这一新的矛盾态势，中国共产党整军、反攻、防内战，推动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4年抗战期间对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辩证关系的成功驾驭，实现了政治主动、军事制胜、历史转折和理论自觉。

　　关键词：十四年抗战;中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一战线;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通过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驾驭复杂局面。十四年抗战期间(1931-1945年)，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辩证关系的成功驾驭，就是成功处理复杂问题的光辉典范，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成熟。

　　一、局部抗战阶段(1931.9-1937.7)：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从中国东北地区局部爆发，到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全面激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进行战略调整，逐步转变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在政治、军事、理论等方面走向全方位成熟，从而准确把握、积极应对、成功驾驭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顺应历史潮流、勇担时代责任，实现了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

　　(一)反蒋抗日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开展抗日，同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抗日与反蒋并重。

　　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两天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随后提出武装抗日、开展游击战争等主张，明确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的“反蒋抗日”[①]方针。中国共产党“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②]，明确北上抗日目标，促进全国抗日高潮。东北抗联和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抵抗外侮、捍卫尊严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抗战中率先举起正义大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自发组织抗日武装斗争，但初期因力量分散、缺乏统一领导而受挫。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建立游击队，逐渐形成抗日斗争核心，并于1936年将东北各地游击队、义勇军等武装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实现集中指挥。东北抗联在极端艰难的敌后环境中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面对严寒封山、孤军奋战等严峻考验，始终不言放弃、不惧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领率领部队在吉林、黑龙江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抗联将士以坚定信仰支撑顽强意志，以浴血奋战铸就革命忠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长达14年的过程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以人类所能承受的最低生存条件，开展人类史上最罕见、最残酷的抗日游击战争，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极支持和配合了全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东北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以及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日益加剧背景下组建的,主要目的是北上与东北抗日武装联合，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分散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兵力。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以“反蒋抗日”为基调，将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由红十军团组成，包括红七军团改编的红十九师、红二十师，以及闽浙赣省的红十军。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在组建后迅速北上，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彰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和牺牲，但北上抗日先遣队始终坚守信念，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无畏和革命精神。

　　(二)逼蒋抗日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至1936年西安事变)

　　193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制造华北事变，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战方针，成为政策转变的理论基础‌。

　　红军长征中逐渐明确北上抗日目标，不仅为红军长征指明了方向，也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在长征过程中，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开始出现。在长征途中，红军沿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激发人民群众抗日热情。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毛泽东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北上抗日，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为红军长征指明方向。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形势下，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重要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源于《诗经·小雅·棠棣》)，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关怀和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定支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刚刚到达陕北，就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在华北事变后上升主要矛盾的背景，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指出，民族矛盾已超越阶级矛盾，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弃“反蒋”口号，转向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后来国共合作抗战奠定基础。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民族利益的坚决维护，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③]成为社会共识，促成一二九运动及全国援绥抗战浪潮。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政策，逐步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这一转变是适应抗战需要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矛盾中的灵活应变能力。1936年4月《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将国民党列为统战对象。同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为“卖国贼”，改称“蒋介石氏”，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确立[④]。受此影响，在西北负责“剿共”的东北军、西北军在军事挫折与民族矛盾面前，深受中国共产党感召，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放缓围剿陕甘宁根据地节奏，共谋抗日大局。

　　(三)联蒋抗日阶段(1936年西安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

　　面对西安事变发生时交织在一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中共中央主持大局，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造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行动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决策能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与各方协商。最终，在各方努力下，中共中央以民族大局为重，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要求，实现从“逼蒋”到“联蒋”[⑤]的转折，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不仅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基础。

　　此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联蒋抗日”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坚实政治基础。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合作抗日五项要求，并做出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让步，同时，积极派代表团奔赴各地就国共合作的细节与国民党谈判。同年夏，七七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确立，“联蒋抗日”方针最终实现。

　　总之，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主动调整战略策略，让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这一转变(1931-1937)反映了中共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与统一战线策略的灵活性，推动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战略领导力，为抗战胜利奠定关键政治前提。

　　二、战略防御阶段(1937.7 -1938.10)：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落入敌手，在当时的国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同胞罹难，中日矛盾迅速激化，但敌强我弱，我方不得不战略防御。直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战才进入相持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围绕中日民族矛盾变成核心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统一战线、军事战略调整与开辟敌后战场、全面动员和《论持久战》的战略引领，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一)政治奠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为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与国民党多次谈判，旨在解决两党分歧和矛盾，确保团结抗战。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多项协议，这些协议为两党抗战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1937年8月，两党在南京达成《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协议》，共产党同意在国民政府担任职务，共同参与国家治理。这些协议，不仅在政治上为抗战提供保障，也为军事协同提供可能。

　　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主动调整政策，接受红军改编[⑥]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并就编制、经费、人员、陕甘宁边区地位等做出让步，展示最大诚意，通过谈判和协商，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提出抗战与建国并重的方针，得到共产党支持。这一纲领为抗战期间国家政策和行动提供指导，为两党合作提供政治框架。

　　这一时期，两党也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为抗战提供必要物资管理支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为陕甘宁边区和人民军队发经费，卫立煌等爱国将领还偶尔向人民军队资助武器弹药。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⑦]，稳住地主阶级，团结开明绅士，改善农民生活，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根据地经济实力，为长期坚持抗战提供物质保障。

　　(二)军事协调：战略转型与战场布局‌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共同策划实施多次会战，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不仅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也极大提升中国军民抗战信心。

　　在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第115、120、129师开赴山西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937年9月，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补给队，取得全国抗战以来首次大捷[⑧]，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奇袭阳明堡机场，创造了我军以步兵袭击敌人机场击毁敌大量飞机的战斗范例。

　　在随后的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多个战场进行有效配合，共同抗击日军侵略。1938年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正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主力，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形成对日军的夹击之势。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有方，而共产党则发动群众组织大量游击武装，对日军进行骚扰，使日军疲于应付，最终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大会战的胜利。

　　表1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游击战的类型

　　与此同时，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敌强我弱态势，中国共产党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见表1)方针，创造多样战术体系，将游击战提升至战略高度。在华北、华中建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建民兵、自卫队，形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级武装体系;破坏日军交通线，牵制日军主力‌。通过游击战，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十余块根据地，牵制侵华日军兵力达60%以上，迫使敌放弃“速战速决”。

　　(三)理论创新：全面抗战路线与《论持久战》

　　1937年9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动员全民力量，弥补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军的片面抗战路线缺陷‌，实行全面抗战，通过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积极性;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侦察敌情，形成“全民皆兵”态势。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史料整理而成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系统分析中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见表2)，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⑨]，指出战略防御阶段需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并驳斥“亡国论”(夸大敌强我弱)和“速胜论”(夸大英美实力，低估战争长期性)等错误论调，提振了全国抗战必胜信心。

　　总之，在战略防御阶段，日军疯狂进攻导致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措施把握历史主动：政治上，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扭转“一盘散沙”局面，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军事上，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形成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扭转正面战场单纯被动防守局面;理论上，《论持久战》成为全国抗战指导思想，破除亡国论、速胜论迷雾，重塑抗战胜利信心。这些举措有效迟滞日军攻势，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力量提供战略基石。

　　三、战略相持阶段(1938.10-1944年夏[⑩])：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中日民族矛盾在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武汉会战后至1944年夏)上升为压倒性矛盾，与此同时，随着英美“绥靖”纵容日本侵华，日军战线拉长，日本则提出近卫三原则，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诱发投降派投敌、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阶级矛盾出现波动，破坏抗战。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成功驾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辩证关系，实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1]总方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发展进步势力：夯实抗战根基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放手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通过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巩固人民战争。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2]。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进步势力抗日，为扩大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坚实群众基础。同时，通过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整合基层力量：推行“减租减息”，奠定人民战争基础;普及文化教育，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二是放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形成“主力军+地方民兵”的武装体系。为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加强对人民武装力量的战术、射击、体能等训练，使军队更好适应抗日斗争需要，通过整军、扩军等方式，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在放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为革命斗争奠定组织基础。至1940年，中共党员从4万增至80万，八路军、新四军从1938年的18万增至1940年的50万，通过游击战开辟华北、华中十余块根据地，牵制60%以上侵华日军，使其陷入中国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二是发起百团大战等破袭日军。1940年8月，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全线出击，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拔除据点2993个，歼敌2.5万余人，迫使日军推迟南进计划‌，极大提振全国抗战信心。同时，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举措破解日军“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扫荡”，将敌后变为主战场，彰显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此时，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凋零在太行山上，就是重要成果之一。

　　三是大生产运动与减租减息。为打破日、伪、顽经济封锁，开展南泥湾垦荒、纺线等大生产运动，1943年陕甘宁边区粮食自给率达100%。推行“二五减租”(地租减25%)、“分半减息”(年息≤15%)，既改善民生又团结地主抗日。

　　四是文化动员与干部培养。创办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培养干部20余万人;通过木刻版画、抗战艺术《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文艺作品宣传救亡思想，激发民族意识‌，提振民族士气。

　　(二)争取中间势力：扩大统战范围‌

　　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条件(1)人民力量壮大;(2)尊重中间势力利益;(3)对顽固派斗争取得胜利[13]，具体如下。

　　一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保障其经济利益，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适度发展，换取其对根据地建设的支持。减租减息同时允许地主保留土地所有权，鼓励其投资工商业推动经济发展。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14]，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吸纳开明士绅如李鼎铭参政，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非党人士超1/3，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非党人士占80%。“三三制”吸纳各方面优秀代表，提高工作效率和民主程度，积极推动全国民主化，与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形成鲜明对比。上述经济政治举措，缓和阶级矛盾，将民族矛盾转化为统战动力，既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又为战后政治格局奠基。

　　二是联合地方实力派‌。秘密联络桂系李宗仁、滇军龙云等地方军阀，建立军事互助关系，避免其倒向顽固派。对国民党内主张抗战的中间派官员，如冯玉祥旧部，展开统战工作，孤立蒋介石嫡系，推动了团结抗日和反摩擦反内战活动。

　　三是拓展‌国际统一战线。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对外宣介的佳作，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党抗战实绩;同时，迎接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援华医疗队救治伤员。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迎接华侨领袖陈嘉庚，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形成了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窑洞对”[15]探讨跳出历史周期率等佳话，极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三)孤立顽固势力：反摩擦斗争

　　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采取灵活而坚定的策略，成功将其击退，在以斗争求团结中维护大局。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淳化、正宁等地，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八路军决死队。1940年10月，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北撤，1941年1月，袭击新四军，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反共，密令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务实举措，巧妙挫败三轮反共高潮。

　　一是政治揭露。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如1939年《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6]三大口号，公布《摩擦从何而来》等文件揭露妥协阴谋。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周恩来对皖南事变在愤慨中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7]，引发全社会强烈共鸣。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中共中央发表文电揭露阴谋，组织延安3万群众抗议集会，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

　　二是军事自卫。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如1939年陇东事件、1941年皖南事变，反击阎锡山进攻晋西南，同时恢复重建新四军军部，以积极姿态做好军事自卫准备。但避免扩大冲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18]反击原则。有理：自卫反击，如黄桥战役挫败韩德勤部进攻;有利‌：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如山西新军反摩擦作战;有节：取胜后主动停战谈判，避免统一战线破裂。

　　三是情报预警。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及时报告国民党动向，在宣传舆论攻势和军事守势配合下，最终迫使国民党下令放弃进攻。

　　总之，在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中日民族矛盾进入持续激化、陷入胶着状态，在复杂局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展现了成熟政治智慧：既不妥协退让，也不激化矛盾，而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不仅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还赢得国内外广泛支持，巩固了全民族抗战领导地位。

　　四、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夏-1945.9)：

　　改变抗日战略、开展战略反攻并应对内战危机

　　中日民族矛盾在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夏局部反攻至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矛盾强度下降但复杂性上升‌的特征，日本败局已定，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积极准备内战。面对这一新的矛盾态势，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军、反攻、防内战化解矛盾，推动抗战胜利。

　　(一)整训军队：从游击战向正规化转型‌并局部反攻

　　面对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日军败局已定，与日寇决战条件日益成熟的态势，中国共产党及时整训军队[19]，推动人民军队抗战从游击战向正规化转型，不断收复失地。

　　一是开展“大练兵运动”。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1年内整训全部主力和游击队，训练全部民兵和自卫军，训练大批干部。这次练兵规模大、时间长、成绩显著，练兵内容与对敌斗争任务相结合，涌现出许多“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优秀刺杀手”，提升了军队战斗力。练兵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主要是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地雷和爆破，以及单兵动作、战斗勤务、近战、夜战、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发挥专长任教，开展竞赛活动。例如，东北野战军60%骨干来自抗战反攻阶段整训部队。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到抗日正规战的战略转变，以应对反攻阶段攻坚战需求，把从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转变提到战略高度，要求我军指战员必须在思想上树立正规战的观念，克服游击习气，强调集中统一和密切协同动作，树立全局观念，反对各自为战、各行其是。

　　表3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大练兵运动”项目

　　二是展开攻势。八路军、新四军兵力从1944年47万增至1945年春91万，组建野战兵团，提升攻坚能力，发起新攻势。例如，山东军区1945年发动春夏季攻势，歼灭日伪军12万人，解放县城54座。至1945年初，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控制19万平方公里国土，为战略反攻提供战略支点。通过民主政权与民生改善，根据地人口由5000万增至1亿，成为抗战“人心堡垒”。随着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陷入孤立，军心恐惧动摇，有利于我军展开歼灭作战。

　　三是提升军工装备。在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大练兵的同时，根据地人民兵工也在紧张地为大反攻做准备。根据地的人民军工在1944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部分根据地形成了较强弹药、火炸药和平射炮生产能力，为大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45年8月后，挺进东北的人民军队接收苏联转交的关东军武器，快速装备重武器，有效增强实力。

　　(二)全面反攻：“对日寇最后一战”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变化，侵华日军已孤立无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

　　在苏联对日宣战次日(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20]，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要求日伪军无条件投降，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对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广泛进攻，号召“猛烈扩大解放区”。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布置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起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8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发七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同时令根据地武装力量各部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全面接管日伪控制区，限令日伪军无条件缴械投降，从而占据政治道义制高点，维护抗战领导权。同时，顶住蒋介石对人民军队“原地待命”错误命令而让国民党军队下山“摘桃子”[21]的阴谋，把握收复失地的主动权。

　　从8月9日人民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到9月2日为止，我军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多座，几乎切断了原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日伪军除一部分龟缩进大中城市以外，有7.6万人被歼灭，我军缴获步枪7.3万余支，轻重机枪900多挺，各种炮160多门。华北方向，晋察冀军区兵分六路，进攻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城市，切断北宁、平绥等铁路线;晋绥军区配合苏蒙联军，进攻太原，解放晋北地区。东北方向，山东军区主力渡海进入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接管战略要地;冀热辽军区挺进辽宁，收复山海关等枢纽。

　　表4 抗战后期人民军队战略反攻的动向

　　截止1945年10月，解放区军民共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39万余人，攻克城市200余座，控制城市280座(占原日占区30%)，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达1.3亿。例如，晋察冀军区解放张家口时歼灭日伪军60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

　　(三)防止内战：应对“蒋日伪合流”危机

　　抗战胜利前夕，国际上英、法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和最反动的德、意、日法西斯受到严重削弱，人民民主力量明显增长，逐步打破了以欧洲大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形成美苏两极格局。国内方面，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三种建国方案和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日益尖锐。面对这种新的矛盾状态，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策略，防止并延缓了内战爆发，为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一是揭露国民党内战图谋。1945年8月25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内战的苗头，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22]，表露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展现和平建国的诚意，以团结教育广大民众。同时，批驳蒋介石《剿匪手本》(1945年9月密发)，公布何应钦勾结冈村宁次证据，如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揭露国民党“垄断受降权”的企图[23]，组织工人、学生保卫城市工厂与交通设施，阻止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

　　二是择向发展并积极防御‌。向北发展‌：10万部队急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接收日军遗留武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4]，建立巩固根据地。同时，向南防御‌：收缩江南新四军至江北，集中兵力防国民党突袭。争取国际舆论：协调美军谢伟思观察组行动，展现敌后战场贡献，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与此同时，开展积极防御：1945年9月上党战役爆发，歼灭进犯晋冀鲁豫的阎锡山部13个师及2个挺进纵队3.5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挫败国民党首轮军事挑衅，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嚣张气焰，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有力配合了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25]战略方针。

　　总之，在战略反攻阶段，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强度下降、复杂性上升以及蒋、日、伪合流发动内战苗头，通过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歼灭日伪军39万余人，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敌后承担了80%以上反攻任务，迫使日军丧失最后防线，直接促成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在战略反攻阶段，整军与防御部署为解放战争奠定基础，将抗战胜利果实转化为应对内战的战略优势，推动从民族革命、抗日战争到民主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

　　五、通过成功驾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走向全方位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14年抗战期间对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演变的成功驾驭，不仅决定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更重塑了民族命运，逐步成长为全方位成熟的大党。

　　(一)政治主动：利用矛盾激化，打造统一战线

　　十四年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精准研判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的性质、地位、动态，成功驾驭二者辩证关系，不断巩固统一战线，赢得了历史主动。

　　一方面，精准研判矛盾性质。日本全面侵华导致国土沦陷25%(含90%工业区)，伤亡超3500万人，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主动摒弃前嫌，以统一战线整合全民族力量。例如，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洞察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在华北事变后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动推动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救亡，于1935年《八一宣言》呼吁“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举行瓦窑堡会议，奠定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这一判断使中共从阶级革命领导者转型为民族利益捍卫者，赢得广泛认同，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

　　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实践创新‌。在全国层面，国共两党“党外合作”，变革红军和根据地名称，形式上组成统一政权，但实质上独立领导人民武装开展全民族抗战。这种既联合又独立，体现了处理国内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吸纳诸如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李鼎铭等开明绅士参政，打破阶级壁垒，推动制度创新，人民共和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初见端倪。同时，以减租减息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保护民族工商业，通过缓和阶级矛盾，调动各方抗日积极性。在国际层面，联合苏联、美军观察组等力量，使中国抗战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借助西方人士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斯·安娜·斯特朗以及英、美、苏盟国力量，做好对外宣介并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特别是对皖南事变的精准处理，体现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26]的娴熟政治艺术。

　　总之，通过各层级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民族矛盾压力转化为凝聚各阶层合力，使抗战从单纯政府行为升华为全民意志、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善于精准识别抗战主要矛盾，并在动态调整中凝聚国内外、各阶层的历史合力。利用矛盾激化打造统一战线，成功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二)军事制胜：针对矛盾演化，制定相应策略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通过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驾驭复杂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7]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解决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8]，这也是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过程，“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29]。

　　如表5所示，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年抗战期间，精准把握、成功驾驭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变压力为动力，将亡国危机转化为全民觉醒契机;化被动为主动，以游击战消耗强敌，积小胜为大胜;统当前与长远，抗战中壮大革命力量，为新中国奠基。在战略防御阶段，面临敌强我弱态势，适时化整为零，变以往正规战为游击战，挺进敌后，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投降派亡国论调，积极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日军，提振全国士气。战略反攻阶段，适时变游击战为运动战、正规战，推动大兵团歼灭战，加快抗战胜利步伐。这一系列战略和政策(见表5)，加快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表5 中国共产党对十四年抗战不同阶段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整体把握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史料整理而成

　　(三)历史转折：把握矛盾演变，唤起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3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前，抗战唤醒了“东亚病夫”的血性，正如朱自清对拿破仑评价中国“睡狮论”反其道而发出的感叹那样：“睡狮果然醒了，死中国变为有血有肉的活中国”。无独有偶，哈佛大学教授拉纳·米特也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惧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决心”[31]。

　　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并壮大自己，中共党员从4万增至120万，人民军队从5万发展到132万。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抗战，使民众从以往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旁观者，一跃转变为抗战主体，进而成为开辟民族复兴前景的历史主体，创造了团结、进步、胜利的伟大功勋。

　　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是“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战胜国统区“三座大山”官僚独裁政治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又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统一战线，战胜内战阴谋、摩擦分裂、动摇妥协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更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深厚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敌后游击战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大党。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人民军队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下，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取得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中国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卓越贡献，废除不平等条约、台湾重归祖国版图，彻底终结百年屈辱，并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半殖民地跃升为世界大国。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四)理论自觉：把握历史辩证法，走向全方位成熟

　　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的方略，本质上是在矛盾动态演变中把握历史辩证法的艺术。中国共产党根据矛盾变化实施相应的策略，以时间、条件为转移，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并以《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为载体，提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自觉。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自觉使党在思想、政治、军事等方面走向全方位的成熟。

　　在思想方面，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成为西方社会读懂中国的重要历史窗口”[32]，其理论创新不仅指导抗战胜利，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思想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抗战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方针及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用中国文化素材展现理论创新、以适合群众的口味和习惯阐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抗日持久战和最后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3]。当时革命圣地延安跟普通农村并无二样，满是乡村土气，外来记者看到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34]。美国记者斯特朗也认为，共产党人“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了”[35]。美国学者观察指出，这种“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继承。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党的思想建设达到新高度。

　　在政治方面，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现政治成熟的关键阶段。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党敏锐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科学论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基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展现了对矛盾转化的高超驾驭能力。《矛盾论》系统阐述了主要矛盾理论，成为制定抗战战略策略的哲学依据。《论持久战》等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规律，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36]等战略原则，科学预见了抗战三阶段发展规律。这种辩证思维既批判“亡国论”悲观倾向，又纠正“速胜论”冒进思想。中国共产党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推动形成全民族抗战。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实现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辩证统一。

　　在军事方面，抗战中我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始终围绕着矛盾演变展开，再具化为消耗敌人的办法途径和战法战术。根据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抗日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地位;抗战后期，又根据敌我力量逆转，把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上升到战略层面。这种因时因地调整军事战略的做法，适应了抗战形势，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度成熟。

　　结束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十四年抗战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驾驭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才妥善处理好了敌、友、我，日、伪、顽等错综复杂关系，从而以艰苦卓绝，同时也是果断决绝的全民族全面抗战，最终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让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振兴，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成功驾驭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成功，也是中国传统优秀辩证法文化的成功，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全方位成熟，为中国发生最深刻的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的今天，我们更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善于从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驾驭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辩证关系中，运用好《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历史辩证法智慧，牢牢把握好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通过精准研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矛盾新特征，巧妙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博弈的困难与挑战，以“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5页。

　　[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⑦]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9页。

　　[⑩] 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开始于1945年8月;这被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全面反攻的开始时间，实际上，从1944年夏，已经开始局部反攻;第三种说法认为，1943年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就开始了局部反攻(见百度词条“抗日战争”)。此处根据翔实史料，采用折中说法(即第二种)。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7页。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1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17]《周恩来题词集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1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9页。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0页。

　　[23]《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4]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5]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5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2页。

　　[28]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29]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89页。

　　[30]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31] 强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伟大胜利·历史贡献)——访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拉纳·米特》，《人民日报》2025年07月09日。

　　[32] 强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伟大胜利·历史贡献)——访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拉纳·米特》，《人民日报》2025年07月09日。

　　[3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34] 《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4年)》，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1页。

　　[35] 郑堰坡：《让科学理论的光辉照耀胜战之路——从抗战历史中汲取打赢智慧⑥》，《解放军报》2020年9月7日。

　　[3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