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精神作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凝聚的精神财富,其四重核心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拓展,爱国情怀表现为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责任演进,民族气节表现为从民族独立到文明自立的精神坚守,英雄气概表现为从战场搏杀到攻坚克难的实践品格,必胜信念表现为从战争胜利到民族复兴的战略定力。新时代,弘扬和传播伟大抗战精神具有凝聚民族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激励代际传承、构建精神接力机制,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应对风险挑战,增强社会韧性等传播价值。
关键词:抗战精神;时代内涵;传播价值;民族复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伟大抗战精神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精神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精神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1]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深入挖掘其当代传播价值,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新时代抗战精神的核心要义既承载着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集体记忆,又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同频共振,表现为“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责任演进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为“亡国灭种”危机下的全民动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战格局。这种爱国情怀的本质是个体对民族生存权的捍卫,具有鲜明的危机应对特征。
进入新时代,爱国情怀的实践场域从民族生存转向民族复兴,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爱国责任主体的多元化。新时代你从科研工作者在芯片、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领域的攻关,到企业家以“实业报国”推动产业链升级,再到普通民众在基层岗位的敬业奉献,爱国情怀已渗透到社会分工的各领域各环节。二是爱国实践载体的现代化。在数字时代,爱国情怀通过“云祭扫”缅怀先烈、“国货潮”支持民族品牌等新形式表达,体现了传统精神与现代生活的深入融合。三是价值指向的前瞻性。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到投身“双碳”环保事业,当代爱国情怀既包含对国家现实利益的维护,更体现对民族长远发展的深度考量,形成了“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家国责任体系。这种演进并非对历史形态的否定,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内涵拓展,其内核始终是个体与民族命运的同频共振。
(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从民族独立到文明自立的精神坚守
民族气节就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价值尺度。抗战时期的“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面对日本侵略者军事压迫与文化同化时的“宁为玉碎”。东北抗日联军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顽强意志坚持斗争;沦陷区知识分子拒绝为日伪政权服务,以“笔为枪”坚守文化阵地。这种气节的核心是对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捍卫,具有“被动防御”特征。
在新时代,民族气节的内涵发展为文明自立前提下的价值坚守,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传承。从“故宫文创”的走红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引发的收视热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认同,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铸就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其二,在学术领域,体现为理论创新的主体性。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论,既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又扎根中国实践,打破了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路径依赖。其三,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平等互利的交往原则。面对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中国始终坚持“不惹事但不怕事”的原则,在贸易、人权等领域的博弈中坚守底线,既维护国家利益,又彰显“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从民族独立和文明自立的这种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的角色变迁,在文明对话中保持自身主体性,这亦是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高级形态。
(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从战场搏杀到攻坚克难的实践品格
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抗战时期的英雄气概,集中体现在军事对抗中的“以弱胜强”。中国军人在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这些胜利的取得,依靠的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意志。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4],涌现出杨靖宇、左权等一大批战斗英雄,这种英雄气概具有鲜明的“军事斗争”属性。
新时代的英雄气概,已从“战场搏杀”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践品格,呈现出三个新特点:一是斗争领域的不断拓展。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我们会面临各个领域各种风险挑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和数百万名基层工作者“踏破山路”的坚守,到抗疫斗争中4.26万名援鄂医护人员“逆行出征”,英雄气概已从军事领域延伸到民生、公共卫生等社会建设领域。二是行动逻辑的科学性。当代英雄气概不再是“匹夫之勇”,而是与科学精神结合。如航天人在探月工程中,既要有“敢上九天揽月”的勇气,更需“精雕细琢”的严谨,体现了“勇”与“智”的统一。三是价值导向的集体性。新时代英雄群体如“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其英雄行为的出发点是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功名,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可见新时代的英雄气概,是抗战时期战斗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创造性发展,其本质是面对困难时的主动作为。这种精神形态随实践领域的拓展而丰富,这种逻辑转化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动阐释。
(四)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战争胜利到民族复兴的战略定力
信念支撑行远。抗战时期的必胜信念,是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对“正义必胜”的坚定执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预见了抗战的三个阶段[5],为全国军民提供了“战略灯塔”。即便在抗战最艰难的1941-1942年,解放区军民仍通过大生产运动保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观,这种信念具有“逆境抗争”的鲜明特征。
新时代的必胜信念,已从“战争胜利”的具体目标升华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定力,表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信。面对“中国崩溃论”等杂音,中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等成就回应质疑,体现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尊重。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既保持战略目标的坚定性,又具备策略调整的灵活性,避免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冒进。三是对民族复兴进程中风险挑战的理性认知。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各种严峻挑战接踵而至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并将“居安思危”的意识被纳入发展战略,形成了“底线思维”与“必胜信念”的辩证统一。这种升华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贯通,即从抗战时期的“持久战”到新时代的“战略定力”,必胜信念的本质都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并随时代任务而变化而呈现不同表现形式。
二、抗战精神的传播价值
抗战精神的传播价值,本质是抗战精神对当代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实力保障,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伟大抗战精神彰显着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性格、血脉里的基因,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劲动力。
(一)凝聚民族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识是国家发展的“精神粘合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基石。抗战精神的传播,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与现实纽带。从历史维度看,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锻造炉”[6]。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各民族人民共同投身抗战,如回族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抗击日寇,蒙古族将领乌兰夫等参与百灵庙战役,击退日伪军等,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生动实践。传播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历史,能帮助当代民众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逻辑,增强“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认同感。从现实维度看,伟大抗战精神中的“团结”内核,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价值引领。通过讲述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史实,能增强各民族“五个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历史滋养,而抗战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存在内在契合性,其传播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具象化载体。在个人层面,抗战英雄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价值观提供生动的实践范例。赵一曼在遗书中标注“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8],这种家国情怀是“爱国”的鲜活诠释;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正是“敬业”“友善”的生动体现。通过传播这些事迹,能使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榜样力量。在社会层面,抗战时期的“团结、平等、公正”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参照。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民主政治的雏形;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彰显了社会公平的追求。传播这些历史实践,能为当前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智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国家层面,抗战精神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追求与强国建设目标高度一致。抗战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奠定基础;而新时代的国家建设,正是这一目标的延续与发展。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历史合理性”的支撑,使其从‘应然’的价值倡导转化为‘实然’的历史实践,增强了培育和传播效果。
(三)激励代际传承,构建精神接力机制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9]。代际传承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延续的关键,抗战精神的传播能为不同年龄群体提供精神滋养,有利于构建“历史-现实-未来”的接力机制。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抗战精神是历史认知与人格塑造的重要资源。当前青少年成长于和平年代,对战争苦难缺乏直接体验,部分人存在历史认知模糊的问题。通过“抗战精神进校园”活动、组织学生走访抗战老兵、参与“重走抗战路”研学,能帮助青少年建立“历史记忆”,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对中年群体而言,抗战精神是职业担当的动力源泉。中年群体作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面临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等问题。传播抗战时期“攻坚克难”的故事,如西南联大师生在战乱中坚持办学的事迹,能激发其在岗位上“担当作为”的精神。对老年群体而言,抗战精神是历史传承的责任载体。许多老年人亲历或听闻抗战历史,是“活的历史教科书”。借助“口述史”记录、“家庭故事汇”等活动形式,通过老年人向后代讲述抗战经历,实现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
(四)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国际话语权越来越重要。抗战精神的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首先,通过展现中国的历史贡献,驳斥历史修正主义。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二战叙事忽视中国战场的地位,存在“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的二战史观[10]。通过抗战精神的国际传播,如通过国际学术合作,踊跃参与国际研讨会等,将中国抗战的翔实史实系统地呈现给国际社会,能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纠正历史认知偏差。其次,通过传递中国的和平理念,对冲“中国威胁论”。抗战精神的核心是“反对侵略、追求和平”,这与中国“永不称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理念一脉相承。通过传播中国在抗战中“以战止战”的历史,如滇缅公路修建中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能向世界说明中国“崇尚和平”的民族特质,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最后,通过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增强文明影响力。抗战精神中的“团结协作”“坚韧不拔”等元素,对解决当前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具有启示意义。如将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与当前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国际医疗援助实践结合传播,能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根基,提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国际认同。
(五)应对风险挑战,增强社会韧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抗战精神的传播能增强社会应对风险的韧性,增强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心理层面,抗战精神有利于培育受众“抗压能力”。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起”的经历,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心理锚点”,如面对百年变局的经济下行压力,通过传播抗战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有助于民众保持乐观心态,避免焦虑恐慌情绪蔓延。在组织层面,抗战精神能强化社会“团结能力”。抗战时期的“军民团结”“全民抗战”经验,为当前应对复杂内外挑战提供组织范式,如疫情防控中的“联防联控”机制,借鉴了抗战时期“全民动员”的组织智慧。在国家战略层面,抗战精神有助于提升国家“预见能力”。《论持久战》体现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远见”,对当前增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启示。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部署,到“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底线的划定,都蕴含着抗战精神中“居安思危”的智慧,有助于增强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总之,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是历史基因与当代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对历史的深刻把握,是开创未来的钥匙。伟大抗战精神作为民族共识的“粘合剂”、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代际传承的“纽带”、国际话语权的“资源”及社会韧性的“基石”,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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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文,鲁东红,韩家修.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J]理论建设.2025,41(01):1-10.
作者简介:都中霞(1989-), 女,山东潍坊人,四川商务职业学院思政课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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