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拓团到底是什么货色?为什么有人还想在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当年的日本开拓团立碑?大家都知道列宁说过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的，忘记祖国的过去，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就是背叛祖国，背叛民族!历史证明日本开拓团并不是到中国来开垦从未开垦过的“荒地”、“新大陆”，而是从我们农民的手中强盗般地抢走土地，给我们的同胞造成了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就连日本作者桑岛节郎也在《满洲武装移民》一书的后记中提到，在他动笔写作时，原本想将“满洲移民是侵略吗”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行判断。但最后成书时还是得出了“满洲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尖兵”这一结论。可见，日本开拓团是日本关东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帮凶。对这样的人和事凭什么要给他们立碑?“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80多年前中国农民为反抗日本开拓团抢夺土地而进行的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土龙山暴动吧!
日本大量武装移民东北是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措施
丰饶的三江平原桦川、依兰、勃利成为移民首区
日本“开拓团”既日本武装移民，作为日本关东军的重要来源和帮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东北，掠夺资源，奴化教育立下“汗马功劳”，也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开拓团”，由初期单纯的侵华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到日本政府的国策，其武装移民的政策方案也不断得到完善。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此方案被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1936年，日本的人口是6800万，它计划将500万人迁移到中国，日本政府的这个赌博足以改变亚洲地区的民族分布。1937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的反应速度创造了50年来行政方面的新纪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仅完成了政府拨款，实际的招募工作也同时开始了。就这样，近10万日本青少年被命名为义勇队移民。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从此，日本用“开发满洲”的名义掩盖它的侵略行径，大批日本农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有800多个开拓团，33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侵略中国东北，其中有8万多人在战争中死亡。移民掠夺中国东北土地已达到 2552万公顷，为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 4.5 倍以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到11月间，大批被遣返的日本“开拓民”从辽宁省葫芦岛登船回国。到此时为止，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阴谋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那么，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发明”臭名昭著的“开拓团”这一恶毒野蛮的“损招”呢?最初它是如何出笼的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短短四个月后，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地全部沦陷。日本侵略者为消化其侵略成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全面加强和巩固其东北的统治地位，为了血腥镇压、疯狂围剿东北抗日武装，迫不及待地着手移民侵略活动，加快了武装移民步伐。
日本关东军首脑机构于1932年1月在沈阳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加藤完治为代表的政客、学者系统地提出了向东北移民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积极向政府游说向中国东北移民进行侵略的殖民集团。移民会议结束之后，关东军采纳了加藤完治集团的建议，并于 1932年2月，制定出《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以“农业移民”为主要内容的移民方案，移民侵略的区域确定为铁路沿线地区。
可是没过多久事情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因是关东军收到了一份新的移民方案。
1932年6月7日，一个叫东宫铁男(东宫铁男，侵华日军战犯，是杀害张作霖的实际执行者，张学良之杀父仇人，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是移民到满洲的关键人物。1892年出身与群马县士族村长东宫吉圣家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毕业，曾自费到广东考察并学习中文，是日军中的中国通。1928年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计划导演了皇姑屯事件，时任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亲自按下爆破开关.。事后受昭和天皇和田中义一首相批评辞职。九一八事变后，东宫主动上书关东军，提出了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的计划书。“七七事变”后，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日本陆军步兵114师团127旅团第102联队任中佐第三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1937年11月14日在浙江省平湖县的草原横渡一个池塘时左胸中弹，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的日军少佐来到关东军司令部。此人便是1928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张作霖的元凶。此时他的身份是伪满吉林省依兰地区警备顾问。1932年4月，东宫铁男来到了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平原，当他看到日本军队无法应付这里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时，这个讲究谋略的中国通产生了在这一带进行武装移民的念头。他从军事方面着眼，写下了用退伍军人编成屯垦军部队的长篇计划书。此次便是专程来提交这份移民计划书。
东宫铁男在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的引导下和加藤完治见面。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发现各自的殖民思路刚好能够互补，便一拍即合，达成共识：先进行武装移民镇压抗日武装，以此弥补关东军在兵力上的不足。
为了使移民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加藤等人向日本政府主管移民的机构拓务省提交了“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计划书”的开头写道：“现在是满蒙殖民千载难遇的绝好机会，我们确信无论如何要尽快地，而且尽可能多地向那里移民，这对我国现状而言，乃是最重要的事项之一。”“50年后，在满蒙居住的日本人最低限度要达到500万人，要以此为目标。”
1932年3月和6月，日本拓务省两次向内阁临时会议提出“移民案”，均因有人反对而未获通过。经过加藤等人的广泛游说之后，《一千户移民案》终于在1932年8月召开的内阁临时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案提出，1932 年秋向吉林省依兰地区输送500户，1933年春输送500户，移民从退伍军人中选定。
1932年9月，493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加藤完治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之前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加藤完治鼓励他们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10月13日，这些武装移民从东京出发，途经大连，再坐船顺松花江而下到达佳木斯。当天他们就遭到中国抗日武装的袭击而没敢下船，远处不断的枪声宣告了这片土地对侵略者的态度。
他们作为“第一次试验移民”，其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却没有马上去种田，而是立即与伪满军一起在佳木斯城里承担了军事警戒任务，并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
1933年2月21日，这个屯垦大队用火烧、殴打等暴行，驱赶永丰镇原有 99 户共 400 名中国农民强制迁出移民区，每人只象征性地发给迁移费 5 元。然后进入桦川县永丰镇(孟家岗)定居，把一千墒良田占为己有，组建第一个移民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是神道教仪式用语，意思是“繁荣昌盛”。这些武装移民迁入孟家岗之后仍然把协助伪满军维持松花江下游的“治安”放在首位。并以“警备”为借口，到处骚扰欺压百姓，掠夺农户的财物、耕畜和农具。所以名义虽然是屯垦队，当地农民却把他们称为“屯匪“，恨透了他们。
5个月之后的同年7月，第二批武装移民团494户来到距“弥荣村”南15公里外的依兰县土龙山区七虎力河右岸(1934年受土龙山暴动影响，又迁入湖南营)，武装占据后，把原来不过200人的村庄，扩展为能容纳四千余人的大城镇，并取名“千振村”，团长是以前公主岭农事实习所所长宗光彦。据他在战后的文章记载，千振村的武装移民在东宫铁男带领下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捣毁墙壁，掀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
日本实施移民计划是以掠夺中国农民土地为先决条件的，这就触动了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家园、没有了一切的中国农民不甘心随时到来的屠杀、殴打等欺凌。他们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据《弥荣村要览》记载，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这个日本移民村遭到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24次，死伤60多人。
1933年7月在“千振村”，还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7月21日，闻知此事的加藤完治急速从日本赶来，与东宫铁男一起安抚躁动不安的日本移民。为稳定移民，日本拓务省专门组织一批妇女前来与移民成家，东宫铁男兴奋地为她们写下了《花嫁之歌》。东宫铁男还经常出入两个移民村，鼓舞移民的士气。
那么，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把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地作为武装移民的首区呢?因为这是基于对苏作战的战略上考虑的。由牡丹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怀抱的三江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这里有12个县200多万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在此生活，是一座天然的粮仓，加上这一地区与苏联远东地区毗邻，可作为对苏作战的后方基地。当时正在筹建的具有军事意义的佳图铁路也从这里通过。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三江地区一直是反抗日本侵略最为活跃的地区，解决伪三江省的“治安”成为首要任务。关东军司令部认为：日本武装移民的迁入，不仅能有效地加强和巩固这个地区的统治，而且还能为日本战时的经济提供粮食与军用物资;确保军事运输的畅通;作为将来进攻苏联的后方基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武装移民抢夺中国农民土地霸占住房激起反抗
震惊世界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怒杀日军饭冢朝吾少将
1933年10月，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移民的需要，根据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的指示，关东军第10师团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报告：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六县征用165万墒可耕地(约占六县可耕地57%)，其中熟地18万2千墒(约占六县熟地41%)。征购价格不论荒地和熟地一律每垧1元钱。与当时依兰县土地价格(上等熟地每垧121元4角;中等熟地82元8角;下等熟地58元4角。上等荒地60元7角;中等荒地41元4角)相比较，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是无偿剥夺。
为了实施这一强行“征用”土地的方案，1934年 1月，由日本拓务省、关东军司令部、东亚劝业公司等组成的土地征用机构正式成立。由关东军第10师团等组成的特别工作班第二班具体执行“收买”任务。2月5日，第二班在佳木斯召开依兰、桦川、勃利三县联合征用土地会议。2 月中旬，第二班又移到依兰县，日军手持刺刀闯入农民家，翻箱倒柜，强收地照，强征土地。
这种掠夺农民土地的“收买”手段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手段。
其实早在1933 年春季以来，伪依兰县公署按照日军的旨意，曾几次开会部署关于移民占用土地问题和收缴私枪问题。侵略者已经将武装移民先后入殖孟家岗和湖南营，强行收缴农民视为生命的“地照“，强征土地”;欺骗民众将枪械送到依兰县城登记、打枪号。当把枪送到县城后，就予收缴，收缴民间枪支弹药;日寇还推行在男青年身上抽血、在儿童身上种痘、每村强行摊派6名年轻貌美的姑娘充当军妓。当地人民群众愤恨到了极点，认为收了“地照”等于断了生活来源;收了枪支，生命就没有了保障;强行索取中国年轻女子，是对农民的极大侮辱”。
所以日寇即将把第三批武装移民入殖袁家屯之际，日寇推行的一系列行为激起土龙山人民的反抗。当征购土地，收缴地照的消息传到土龙山之后，无疑给愤怒的农民火上浇油。山河沦陷，家园不再，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转眼间要属于日本移民了!不堪忍受奴役和屈辱的农民们开始串联起来，准备抗击侵略者。
当时的土龙山，原属依兰县最富裕的一个区，区的行政中心在太平镇，即今桦南县土龙山镇。镇内居住600多户，三千多人口;各种商店商铺195家。行政区下划分八个保，一保太平镇、二保邢家沟、三保梨树园子、四保五道岗、五保半截河子、六保柳毛河、七保金沙河、八保来财河。每个保都有自己的自卫武装，俗称大排队，人数数十人不等，成立大排队的目的是为了看家护院，防止胡匪的抢劫、盗窃，实行屯、保联防。大排队员虽然只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但枪法比较准，正是这些大排队为土龙山的农民暴动打下了武装基础。尤其是这些农民武装在1932年曾改编为原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吉林人民自卫军土龙山骑兵混成旅，虽然这支队伍成立时间短暂，仅与日军交战一次即溃散，但却为日后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民族压迫的深重灾难中，土龙山农民认识到要想生存，只有走武装反抗的道路。1933年腊月雪后的一天，六保的王奎一收到了来自依兰县的日军要去土龙山区收缴地照的信件。他立即到景振卿家说明了情况。景振卿又派人把曹子恒、谢文东、董殿福、程海波、钱学久、张魁武、马海亭、冯秉臣等20多位各保保长和骨干找来商量对策。景振卿盘腿坐在炕上，吸口烟说：“日本人不但占了咱们的金矿，还占了咱区许多垧地。现在又要把我们手里的枪和养家糊口的地收去。这是往死里逼我们，依我看要活下去，就得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干脆反了，不然咱们就没活路。大家伙看看行不行?”顿时，屋里象炸开了锅，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伙一致同意拉队伍打鬼子。具体暴动时间等过完年后再决定，眼下各保先回去组织和发动力量，做好暴动准备。会议还推选景振卿和谢文东为暴动总指挥。
1934年春节，土龙山农民反抗缴枪、缴照的斗争逐渐进入高潮。农民们纷纷卖粮购买武器，进行着紧张而十分秘密的联络和酝酿。这时，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季青(原名李德配，季青是他1936年从地方到抗联部队时的化名，以后一直叫这个名字。后成为东北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傅学纯回到了家乡土龙山。他俩在北平读书时接触马列主义思想而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回到家乡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联合当年李杜的吉林自卫军旧部孟昭堂成立“反帝大同盟土龙山支部”， 深入到各保去鼓动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移民的侵略行径，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暴动，抗日的烽火已在悄悄地点燃。
日本武装移民抢夺中国农民土地，最终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刚刚过完春节后的正月初七，景振卿和谢文东组织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各保保长和骨干会议，最后确定1934年3月9日(正月二十四日)举行暴动，在五道岗和来财和两地集合，先攻打土龙山伪警察署，然后进军依兰。
日伪军已经嗅到了土龙山下硝烟的味道。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驻守依兰县伪警备司令张营长带领一个骑兵连进入当时土龙山的第一大商家同成兴烧锅大院，为第二天伪依兰县县长关锦涛前来“宣抚”做准备。张营长的到来，明显是来镇压抗日群众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二保保长曹子恒发现情况不妙，决定提前行动。3月8日凌晨，参加暴动的2千多农民在景振卿、谢文东领导下手持土枪、大刀、长矛等各种武器分别从五道岗和来财河浩浩荡荡地开赴土龙山(太平镇)，在土龙山城外会师。曹子恒率二保的队伍由南门先进街首先占领土龙山警察署，并收缴20多个伪警察的全部武器。十余名试图反抗的警察被当场击毙。土龙山抗日武装暴动的枪声从此打响。暴动者通过同成兴经理兰锡纯先生和伪军连长达成一个默契，就是双方互不干扰，伪军按兵不动，暴动者不进同兴大院。八保冯炳臣率部分大排队员封锁伪骑兵连的驻地。午前10时许，暴动农民攻陷了土龙山。下午，暴动队伍千余人汇集太平镇。
在当天晚上，伪县长关锦涛和谢文东、景振卿开始谈判，但未达成什么协议，只是叫伪县长关锦涛、张营长拿出个“保证书”，不干予农民举事之事。农民自卫军考虑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就没有打他们。双方谈判刚结束，伪依兰县长关锦涛接到从依兰县打来的电话。电话是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陆军大佐饭冢朝吉打来的。这个战争野心家是正在依兰县城四合发大饭店宴会上得知土龙山农民暴动消息的，当时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打电话指示伪县长关锦涛和张营长在明天(3月10日)等候和迎接他到太平镇。关锦涛接电话时，同兴成经理兰锡纯在旁听得一清二楚，他马上打发人把饭冢朝吉要在三月十日亲自出马到太平镇来当“说客”这个重要情报告诉了谢文东和景振卿二人。谢、景人二人得知此情况开会向大家做了传达，会议认为“捉贼先捉王”，这是打击敌人威风、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好时机。景振卿和谢文东决定主动出击，在距离土龙山九里外的白家沟(现土龙山镇新颜村)敌人必经之路打个伏击战。会议还决定由曹子恒、景龙潭(景振卿长子)、小王富、白龙云等人带队连夜去白家沟选好阵地，修筑必要的工事，堵击歼灭从依兰县来的饭冢大佐一伙敌人。由冯丙辰带队埋伏在荣家大院，派王奎一队伍留守镇上，监视和阻击同兴成大院内伪军，由董殿武和张九炮带队去卡论山阻击从佳木斯来的援敌。景龙潭等人奉命到白家沟，按原订计划各队进入阵地，3月10日晨部署完毕。由景龙潭打敌人先头部队，小王富和白龙云等人打中间，曹子恒截住敌人后尾部队，严防敌人后退跑掉。
驻守依兰县城负责移民的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63联队长饭冢(zhǒng)朝吉大佐得知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由伪军警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饭冢(zhǒng)朝吉大佐不仅是日本著名“黑龙会”的骨干，更是一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一贯狂妄骄横，在战场上从来看不起中国军队，更不用说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了。他不听劝阻，以轻蔑的口气和骄横的态度表示亲自带兵“讨伐”。
3月10日上午9时许，饭冢在依兰地区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和县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日军和伪军警共43人分乘卡车和小车气势汹汹地向土龙山开来。饭冢想凭借日本皇军的威慑和三寸不烂之舌，平息这场暴动。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终于奋起反抗!3月10日清晨，曹子恒、井龙潭带领1、2保的暴动农民悄悄地埋伏在白家沟后岗公路拐弯处两侧的三户院套内，并在屯东，公路转弯处设置障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约在上午九时左右，从西边开来五辆汽车，前两辆是小汽车，后三辆是大卡车(其中日军17人，伪警察26人，共43人)。前头小汽车开到沟东拐弯处，就听景龙潭枪当当当三声。枪响后，前边小汽车不动，汽车司机被打死了，后边的三台大卡车也都停了下来。顿时，白家沟上下、东西南北枪声连成一片，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敌人。这时，前头小汽车车门打开。盖文义大声喊：“我是盖大队长”声音未落，只看他身子一低就掉下车来。枪声非常猛烈，饭冢没办法，只好从第二辆小车中出来大声喊;“你的不要打的，有话好说……”后面车上的日军也惊慌失措，纷纷跳下车，有几个下车慢的，当即被子弹射中，栽下车去。五六个受伤的日军，在雪地上打滚嚎叫着。这时，躲在墙角下的饭冢朝吉晃着明亮闪光的大战刀，咿里哇啦地乱喊，逼迫躲在壕沟里和粪堆后的日伪军向暴动农民还击。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压的农民，抑制不住心中怒火，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手中土枪射出的铁砂子，就象扫帚一样扫向敌人，日军又被打死七八个。饭冢气得嗷嗷直叫，他从一个日军手里夺过机枪，正要举枪扫射，几颗铁砂子打进了他的头部，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下栽倒在粪堆旁，一命呜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其他日本兵见长官丧命，吓得魂不附体。几个想前去抢救的日本兵，没等爬到饭冢跟前，也被乱枪射中命丧黄泉。最后一辆大卡车看事不好，转回车身要跑时，汽车轮胎给打瘪了，有的日本兵从车上跳下，就往坟地跑，想要逃命。小王富队伍中有个叫“三荒子”的人，提着大枪冲上去了，向敌人猛烈开火，他边跑边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大家也随着冲出去，把这伙日本兵全部消灭在坟茔地里，只有一个日本兵跑到坟茔地边。当“三荒子”把这最后一个日本兵消灭时，他自己也倒下去了。他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献出了宝贵生命。战斗中曹子恒、景龙潭大声呼喊：“农民弟兄们，大家报仇的日子到了，冲啊!杀啊!”第一个端起枪，象下山的猛虎一样冲向敌人。埋伏沟边的队员，也都一跃而起，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曹子恒等人带队冲到田家大院和另一伙日本兵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发现日本兵一个也不动了。最后，景龙潭来到饭冢的死尸近前，拾起刀柄上刻有“昭和御赐”字样的战刀，高兴地说：“饭桶'让我们砸烂了，这把刀算是鬼子送来的礼物!”
曾经参加过这次白家沟战斗的亲历者和幸存者，80多岁的关景福老人曾经这样描绘了当时的战斗场面：“打仗那天我记得，日本大官就在头辆车上，还有个姓盖的也在车上大喊：我是盖家屯的，是大队长。大伙也没容他喊什么就开打，把那个日本官和汉奸都打死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子弹也少。鬼子那头有机枪，机枪一响，这头的小青年们害怕了。刚才不讲有个曹子恒吗，他是领头的，他说‘你们怕什么，把日本鬼子打回去。’这时大家伙就围了上去，把车的两头卡上了，把村边的大岗也堵上了，土枪、家伙一起上，连汉奸带日本人40多个一个也没剩，全收拾了。 ”
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大获全胜。饭冢朝吉大佐、北川少佐、铃木少尉等十七个日军在乱枪中丧生。击伤和俘虏25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50余支。而暴动农民队伍伤亡二十八人。饭冢朝吉是昭和天皇的妹夫，因在日俄和中日战争中，屡立战功，昭和天皇奖给他一把战刀，柄缠金丝线，刻有“昭和御赐”字样，成为他的传家之宝。如今这天皇御赐的“宝刀”，也成了土龙山抗日农民武装队伍的战利品。饭冢朝吉是日本群马县人。1905年11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次年被授予下士官军衔。1914年又于陆军大学毕业，晋升为步兵中尉。1931年8月晋升为步兵大佐，1932年12月调任关东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联队长。饭冢朝吉大佐是日军侵占东北阵亡的第三个大佐级军官。日本天皇获悉饭冢死讯深表惋惜，饭冢死后晋升为少将，战地立碑，称之为日本“开拓之父”。
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是中国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向日本侵略者打响的第一枪，这一壮举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更让日本侵略者威风扫地，使日伪当局的移民侵略遭受沉重打击，使其惊慌失措!海内外媒体对此纷纷报道，7月13日《大公报》率先刊发消息，美国驻上海的记者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传回国内，刊登在17日《纽约时报》上，英国的《泰晤士报》、巴黎《救国时报》和日本国内各主要报刊也都进行了报道。使土龙山农民以气壮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同仇敌忾，揭竿而起的抗日武装暴动，载入抗日战争的史册。
日军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屠杀无辜百姓千余人
暴动农民组建民众救国军袭击日本移民营抗击日寇
土龙山农民暴动震惊了中外，引起了日伪当局极大恐慌和仇恨。3月 10 日事发当夜11时，依兰县日伪当局接到饭冢朝吉大佐下落不明的报告，日军的横山部队立即从依兰出动，佳木斯日军警备队也派出吉川曾木骑兵队增援，直奔土龙山。日军第十师团加纳参谋长也于11日晨，乘飞机从哈尔滨赶到佳木斯。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闻讯后大吼着：“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岸信介：《啊，满洲》第147页)于是，土龙山抗日农民在白家沟打死日本饭冢大佐以后，日伪当局调动大批军队，甚至动用了飞机，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对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进行毁灭性的烧杀。血洗了12个村屯，烧毁大小房屋1000余间，杀戮百姓1100多人，死伤牲畜290余头，烧毁粮食70余万斤，制造了土龙山大惨案。
血洗北半截河子。3月11日，从佳木斯派出的吉川增木骑兵队，到弥荣(现孟家岗)开拓团，伙同日军守备队，以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开路，马队紧随其后，带着机关枪、迫击炮，于3月12日清晨从弥荣经火烧沟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先到后居园村，一进屯就开始烧杀。屯里有二十几户人家，在家的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都用火点着。吴和当时只有12岁，家住前居园屯，在院子里望见后居园浓烟滚滚，火海一片，就和屯子里的人逃到了前面小门傅家去了。后来他回忆道：“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接着血洗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现在的团结村)、蓝四先生(现在的曙光农场一分场)等村屯，把村子里人杀光，把房屋等烧光。尤其是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用机枪扫射打死。”
韩国文是当时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其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套，院套四角有4个炮台。许多逃难的人纷纷躲进大院。3月12日刚过晌午，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后面是马队，在屠杀完别的村屯后，又杀气腾腾地向韩家大院开来。手无寸铁的逃难的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忙着套车逃跑。韩国文看此情形对慌乱的人群喊：“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10多根，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着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马龙江是这次洗劫的幸存者，他回忆道：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离得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的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到前头的不知是谁家的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机更得把了，哒哒爆豆似的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声中都倒了下去。
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粱椽上。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日军对韩国文院套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6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有的还剩一口气，呻吟着。日军在此次血洗韩家院套中，各村屯来逃难的村民，惨遭杀害的有60余户的216人。日军这次不到10个小时的烧杀，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百姓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约180头。
烧杀五保地区。3月15日，日寇从佳木斯派出到白家沟收殓饭冢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在徐爽屯(土龙山四合村东2华里)附近和梁春喜大院遭到抗日民众救国军的阻击后，对徐爽屯、四合屯、梁喜春大院等地百姓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共杀害20多人，烧毁房屋90多间，粮食20多万斤。
徐万福、尚春岐、阚运章是亲眼目睹日军对这个地区野蛮烧杀的见证人。
徐万福说：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敛饭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垛。赵延禄的3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雪，足有4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杨、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阚运章说：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就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烧了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
血洗九里六。当时九里六，分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上九里六是现在桦南县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是现桦南县阎家乡老街基南2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有好几条大街。正街两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业门市，当时也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日军血洗九里六后，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的惨景使许多当地老户记忆犹新。
梁文秀老人当年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其父当年是土龙山地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经常对孩子们及其他人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的罪行。1934年3月10日，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的心才稍稍放下。可是刚通车的3月19日早8时许，有3辆日军军车从阎家方面开来。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屯里有驻守的抗日武装，他们把日军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屯边的那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当日下午2时许，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进行了大反扑。抗日民众救国军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乘半夜冲进屯子，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整个屯子火光冲天，日本兵借着火光，见人就杀，没死的就补捅一刺刀，钻进炕洞的人都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的房子全部烧毁，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许庆老人说：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两点多我听到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3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 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日军在九里六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
土龙山农民暴动虽然遭到日本关东军的血腥镇压，但是并没有被吓到!他们不屈不挠，英勇抗敌，3月11日又击落了一架前来侦查的日军飞机。土龙山农民暴动三天后，日军广濑师团(第10师团)调集了100多辆汽车，2000多兵力，妄图剿灭这支农民暴动队伍。没想到被农民队伍再次给予重创，击毙日军498人，缴步枪500余支，战马数十匹及其它战利品。
3月12 日，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太平镇，经五道岗到达半截河，在此召开整编会议。会议决定将暴动农民组成“东北抗日民众救国军”，推举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钱学久、张奎武分别担任参谋长、副官长。暴动队伍编成五个大队，大队下辖中队和小队，每个大队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不等，总人数为一千四百二十人。五个大队的大队长，依次排列为秦秀权、景龙潭、曹子恒、刘海楼、程海波。随后陆续前来投奔救国军的群众达万人之众。
3月19日，日军广濑师团所属平岗部队大队人马再次向土龙山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民众救国军”。刚刚整编的景龙潭的第二大队三百多人在敌军经过的九里六村担任阻击任务。这个村五十余名大排队主动表示要与井龙潭的队伍共同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日军占领两处高地作为炮兵阵地，用炮火向村中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冲锋。二中队队员和村里的自卫队员各个都是神枪手，他们选好位置，沉着应战。指挥者一声令下，排枪齐发，前面的日军成排倒下。紧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倒在阵前。日军受挫，只好停止进攻。见敌人退去，一些救国军队员跑出掩体去收缴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子弹已经快用尽了。突然一排炮弹落下，救国军队员被掀到空中，又重重的落下，血肉模糊，肢体分离，为保卫家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冲锋，救国军继续以排枪阻击。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天黑，救国军弹药已尽，不得不撤退转移。大排队长张球子坚持要留下掩护，要和东洋鬼子拼到底，剩下的20多名大排队员也都说：“死也要死个团圆!”当景龙潭率救国军与他们挥泪告别之后，英武刚烈的大排队勇士们又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最后终因枪弹耗尽而全部牺牲。日军进屯后，抓不着救国军、大排队，就拿妇孺、老弱残出气，将来不及转移的六百多村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全部杀害，烧毁房屋七百余间、粮食二十多万斤。
在九里六村战斗中，东北民众救国军与村民并肩战斗仍取得显著战果，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从日军在佳木斯举行的追悼会上获悉，日军阵亡的有两名大尉、三名中尉、五名少尉、一百一十多名士兵;受伤的有一名少佐、两名大尉、--名中尉、一名少尉、五十来名士兵，日军死伤总数达一百七十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7辆。而“抗日民众救国军”负伤和牺牲的共为三十余人，其中大队长景龙潭负伤。然而日军为掩盖其真相，在战报上谎称他们“与一千二、三百人的‘匪贼’相遇，激战至翌日零时三十分，‘匪贼’之死者约在二百人以上”。
此后，“抗日民众救国军”转移到七台河的罗圈河一带。随后又转回土龙山区，以太平镇西南十余里的横岱山为屏障，与日军往来周旋。并且先后攻打了驼腰子金矿和孟家岗、湖南营的日本移民开拓团。
4月23日，抗日民众救国军在谢文东、景振清率领下，联合明山队，攻打了驼腰子金矿。他们采取里应外合，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击毙日兵10人，伪军50多人，余皆逃跑。缴获野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沙金400余两及其它战利品。
民众救国军周雅山提出建议，消灭湖南营的开拓团，向敌人讨还血债。景振清也表示同意。因为他深知湖南营街里和敌人的情况，于是由他亲自负责指挥，计划攻打。他派人和街里的壮丁团暗中取得联系，经过几天磋商，壮丁团同意开门放民众救国军进，但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就是放进街的民众救国军，不能缴壮丁的械。双方商定后，景振清的攻击部署是：曹人恒打西门，景龙潭打北门、祁明山打东门，大刀会打南门，指挥部设在南面。自土龙山事件后，这些日本武装移民都集中到湖南营街里的所谓“井子里”，并构筑了地堡、炮台等，准备作长期抵抗。民众救国军于5月1日凌晨发起攻击，按计划先攻进西门的部队，到达街里后纵火为号，然后各门伏兵一齐攻入街里，但进入西门的部队，不遵守双方协定，进门后就缴壮丁团的枪，壮丁团开枪还击。这就等于给开拓团发出了战斗信号，街里各地的日本人听到枪声立即参加战斗，这场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从西门进去的部队，不久就被打出来了，东门和北门的攻击部队听到枪声，也都开始攻击，但都被敌人打退下来，经过几次冲锋均未得手。景振清赶到南门外，与在那里待命的部队，再次发起冲锋。敌人集中火力向他们猛射，他们被压迫到一个小凹沟里，进不得，退不了，不得已重新组织冲锋，又被击退，很多人倒下了，景振清身中数弹，鲜血淋漓，他几次挣扎着站起来，召呼大家，不消灭鬼子决不能后退，终因敌不过敌人的优势炮火，被围困在湖南营的外围，民众救国军主要领导人景振清牺牲了。景振卿是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创立者之一。他的牺牲，对民众救国军的未来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救国军的重大损失。
景振清牺牲后，周雅山被任命为总指挥，攻打湖南营的民众救国军仍在该镇远处紧紧地包围着。这时，早已与依兰敌人断绝联系约20余日的湖南营移民团，粮食和其他物资开始缺乏起来，资金也发生恐慌，不得不用无线电台向新京告急。5月15日，日本拓务省代办处，利用第十师团提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湖南营着陆，交给宗光彦 2万元伪国币。接着，第三师团派出一个大队前去增援，才解脱了这次围困。
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不仅打响了抗击日寇开拓团的第一枪，震惊了中外，而且对日本政府的开拓团移民政策和对开拓团移民心里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土龙山暴动在日本开拓团移民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动摇情绪，纷纷患上“屯垦病”，“患者”纷纷要求退团回国，有的患者焚烧自己住的房子，性情狂躁者欲自戕。仅以日本关东军第二大队为例：第二大队全体队员共496人，退团者多达210人。这些从桦南地区返回日本国内的屯垦病患者，对日本政府向东北移民的欺骗宣传产生负面影响。一些退团移民归国后进行种种宣传，使人产生“移民悲观论”，有些人开始怀疑移民能否维持下去。受此影响，1934 年 10 月，日本派出的第三次移民团减少到 259 名。这就打乱了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方针，动摇了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推迟了向东北移民的进度，减轻了作为日本移民重点区域的桦南农民及全东北农民的沉重苦难。
关东军认为如不彻底镇压暴动农民，以后将无法维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向这一地区移民。于是继续调集大批兵力杀气腾腾地向土龙山进攻。到 4 月初，日伪当局又指派远腾总务厅长出面，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多方研究与策划，派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前往 镇压。在日军换防的第 3 师团和伪军第 4 军管区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讨代”和分化瓦解，暴动队伍人员伤亡严重，谢文东不得不率队转移。同年 10月 12 日，暴动队伍在桦木岗附近渡河时，突遭日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与包围，经一场激战，暴动队伍损失惨重，谢文东仅带少数部下退入深山中。
一九三五年一月，谢文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李华堂前往哈东宾县三道河子投奔了赵尚志将军。1936年东北民众救国军在东北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和五军军长周保中等的帮助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参加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抗日山林队——明山队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土龙山暴动竟然打出了东北抗联的两个军。
土龙山农民暴动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发挥重要作用的众多英雄人物，人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首倡者八保保长王奎一;始终如一、变卖家产、坚持抗日、在刑场上宁死不屈的曹子恒;抗日战场最坚决、最勇敢的景振清、景龙潭父子;为运筹抗日暴动、四处联络、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暴动的张奎武、董殿福等人。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爱国情操将载入抗日史册，永远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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