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美国记者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
来源：来源：《团结报》   2017-12-03 11:36:23

　　此前，日本APA酒店客房内摆放了由该酒店集团CEO所写的右翼书籍，书里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的存在，两名纽约大学生上传了书籍视频后，引发中韩等国民众的集体声讨。本文叙述的是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许多外国侨民与记者，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往事。

　　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该酒店集团CEO所著的书籍《真正的日本历史理论近现代史》，美化日本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的存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再次表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始终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企图否认和歪曲历史。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失。只有诚实面对历史，才能真实拥有未来。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历史，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这本《真正的日本历史理论近现代史》一书，以所谓“没有第三国人士的证据”为理由，宣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其实，这个谎言与谬论不堪一驳，因为早就有无数的史料证明，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有许多“第三国人士”,包括德国、美国、英国、俄国的侨民与记者，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而据我多年的研究，第一个在报刊上公开报道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就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他在1937年12月15日，以中国时间计，在1937年12月16日，就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Japanese Troops kill Thousands)、副题为《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的报道。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同时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一方面则开始了有计划的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

　　日军当局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扫荡一空，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在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过、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因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连续数天，中国与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

　　司迪尔第一个发出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却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除了司迪尔外，还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Arthur B. Menken)，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C.史密斯(Leslie C.Smith)，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 ·麦克丹尼尔(Charles Yates Mcdaniel)。这5位西方新闻记者，成为全世界新闻界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唯一目击者、见证人与报道者。

　　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5位西方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内。他们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日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这5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都十分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它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字。然而，日军进入南京后的大规模的暴行，却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丑恶。

　　这5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这些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

　　1937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在南京写下了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文中一开头就写道：

　　[南京12月14日] 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

　　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几千字也无法将它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

　　这是西方记者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也是目前已知的全世界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文字，这从他们后来连续发表的多篇公开报道可以看出端倪。这几位西方记者就生活在血腥的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暴行，特别具体，特别震撼人心。

　　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同时也在于“新”。因此，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地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唤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

　　但是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他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将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1937年12月14日，最为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因而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德丁的车到了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等4位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官兵而驶抵南京的。而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日乘日军的驱逐舰“津贺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

　　1937年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位西方记者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后，司迪尔立即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将他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通过舰上的电讯设备，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由于时差的原因，《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937年12月15日第1版，就以显著位置，刊出司迪尔的这篇电讯报道。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报道写道：

　　[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

　　“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

　　我本人是在南京城的“攻城战”开始以后，随同第一批撤离这座首都城市的外国人，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言状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然后，报道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积尸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等大屠杀的种种暴行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读来令人悲愤欲绝。

　　由于司迪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The Sun)、《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特约记者，因此，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太阳报》的标题是：《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残酷的大屠杀》，《每日邮报》的标题是：《我目击三百人被处死》，内容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所刊报道基本相同。

　　司迪尔的报道首先震惊了西方世界，并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的土地上。人们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流下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当然，当时《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的标题虽然使用了“大屠杀”和“处死”的词汇，而且指出大屠杀发生地在南京，但毕竟未能完整的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杀”一词。

　　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得在12月16日转载了司迪尔的这篇报道的节略。

　　其他西方记者都报道了日军南京大屠杀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于1903年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1916年到美国求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作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的一站。但他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深深吸引了。他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 Edward Abend)作助手，曾采访报道过“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了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当时在上海担任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的著名记者松本重治说：“《芝加哥日报》的A.T.司迪尔也是位能干的记者。关东军在追击马占山时，马占山从北满撤退到西伯利亚。内地普遍传闻他已经战死。但司迪尔却估计他仍然活着，千方百计地来到西伯利亚，与马占山进行了单独会面后，发表了‘马占山依然健在’的独家报道”。

　　司迪尔于1932年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1937年他34岁。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1937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2日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在战场采访，几次遇险，发出多篇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论。

　　与司迪尔同时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其他几名西方记者却未能及时在舰上拍发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当时，德丁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别有所在。在此事发生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丁到南京访问，重提当年之事时，推测道：“可能他(司迪尔)塞给他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他抢先登出新闻。”

　　直到1937年12月17日“瓦胡号”炮艇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8日第1版转第10版，刊登了德丁写的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ALL CAPTIVES SLAIN)，副题为《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由于《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wholesale atrocities and vandalism at Nanking)一词，因此，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

　　司迪尔到达上海后，又拍发出他于1937年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发出去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只是在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司迪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已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司迪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

　　此后，司迪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的照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对司迪尔的勇敢的采访与迅速、及时的报道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按”中极力赞扬说：司迪尔是向世界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称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海外报道史上，“是伟大的报道”。在中国抗战期间，司迪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20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访问了延安，与毛泽东一起合影。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他多次访问中国。1978年他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他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日本著名记者松本重治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称他“终身对美中关系怀有浓厚的兴趣，数年之前，写下了《美国人与中国》一书，就美国舆论界对中国观的历史及现状展开了分析与说明”。

　　接着，有更多的西方记者都报道了日军南京大屠杀。还有当时在南京城中的西方侨民，也以不同方式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在铁的证据面前，日本右翼势力还能罔顾事实吗?

　　(作者系“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