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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纪念网总编何誉军在广西梧州参加“李济深与人民政协”座谈会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1-10-30 16:45:48

  2021年10月30日,湖南炎德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抗日战争纪念网总编何誉军受邀参加由民革中央、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办,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中共梧州市委员会、梧州市人民政府、政协梧州市委员会、民革广西区委员会、民革广州市委会、人民政协报社承办的“李济深与人民政协”座谈会。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济深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率领民革积极参与国是讨论,在恢复国民经济,安抚起义军政人员、文化保护、外交事务、抗美援朝、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李济深:领导民革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团结奋斗

  李济深(1885-1959),又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8年12月26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已经进入了冬天,寒气逼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在军用地图前研究战场形势,全面谋划平津、淮海这两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战役,全然忘了,今天是他55岁的生日。

  这时,有人为毛泽东端上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毛泽东这才如梦方醒。要知道,在生活极端艰难的西柏坡,面条可不是轻易就能享用到的。毛泽东忙完手头工作,正准备要享用生日寿面的时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他笑容满面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好消息好消息啊!民革主席李济深已经顺利离开香港,北上解放区了!”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要知道,李济深居于中共邀请北上的香港民主人士名单首位。他的北上,无意中成为了毛泽东生日的一个贺礼。

  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主国共合作

  李济深,也作李济琛,字任潮,1885年出生在广西苍梧亦耕亦读的农家。李济深早年先后就读梧州中西学堂、黄埔陆军中学、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为陆军大学),军事素养深厚。他追求进步,投入到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阵营,历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参谋长,粤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北伐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等要职。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无端扣留,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这件事,使他看清了蒋介石打着孙中山革命旗帜背后的独裁专制面目,走上了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的道路,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紧迫,作为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李济深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他敦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积极声援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领头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施行联共反蒋和抗日救国路线;在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开展抗日反蒋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主动捐弃前嫌,投身到抗战的民族洪流。在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李济深排除干扰,据理力争,聘请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委员会或分会任职。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胡兰畦、刘一峰等共产党人和陶行知、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都是该机构委员。

  这一时期,国民党屡屡发动反共高潮,各地大小摩擦不断。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统一战线,共产党人真诚希望通过双方谈判以解决摩擦。李济深为协调战地国共两党、两军关系,阻止冲突,调处“摩擦”,做了大量工作。每次谈判之前,共产党代表叶剑英总是和李济深先行接触。李济深从大局出发,据理支持中共的正义行动。在国共关系剑拔弩张的陕、甘、晋地区,李济深派王葆真以旧相识的身份去洛阳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工作,以正义和真诚打动卫立煌。最终促使卫下令停止攻击解放区,并与朱德达成了协议,第一战区呈现出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

  1940年4月,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任主任。在任内,李济深积极统筹南方抗日军事,尽力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支持他们开展抗日民主运动。1940年底,国民党军政部下令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限期撤离桂林,李济深为办事处人员准备好撤离的通行证,并极力疏通,将期限延长了一个月,使办事处有充分时间做好物资转运和撤离工作。撤离工作行将结束时,办事处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李济深马上借来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座驾,护送李克农安全抵达机场,离开桂林。

  皖南事变后,李济深放走国民党“黑名单”上的邹韬奋、陶行知、田汉、夏衍、徐悲鸿、梁漱溟等人,先后释放被押的进步人士与学生等七十多人。他妥善安排好被软禁在桂林的叶挺将军的生活,派人赴江西,要顾祝同多方照顾被捕下狱的廖承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销后,李济深积极寻找新的途径,及时地将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到的医疗器材、药品和款项,转运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汽油是当时紧俏的战略物资。为了省下汽油支援前线,李济深每天到署办公或外出公务不再乘坐汽车,改为骑马。1942年,粤东、桂南遭遇特大天灾,民众以树皮、草根充饥,而一些国民党高官却不顾百姓疾苦,穷奢极欲,李济深非常反感。他亲自担任饮食节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起饮食节约运动,以实际行动为民众作出表率,与民众携手共渡难关。

▲李济深骑马节油。

  1944年6月,日军进攻长沙,衡阳告急,中共中央提出了保卫大西南的号召,李济深接受中共党员田汉的建议,出面组织声势浩大的捐款劳军运动。10月,日寇以十多万重兵进攻广西,国民党当局组织军民开始了桂柳会战。有人劝李济深到重庆避难,李济深则坚定地表示“决心留在敌后与敌周旋……要和人民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直到胜利”。

  桂林、梧州相继失守后,李济深冒着危险,回到家乡苍梧料神村坚持指导桂东南的抗日民主斗争。同时,他派人与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取得联系。中共华南党组织先后派狄超白、李嘉人、连贯、杨基等与他携手战斗。3月,李嘉人派陈残云、李伯球去见李济深,将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拟在南方成立由李济深任司令的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及珠江纵队为联军主力的电报内容告知他,并带去黄金1斤、人参1斤及周恩来的电台密码1本。当李济深在三罗地区建立与发展抗日武装时,中共三罗党组织在郁南县召开千人欢迎大会。

▲位于广西梧州的李济深故居。

  在艰苦的条件下,李济深一直坚持与中共人士合作抗战。他领导组织的桂东南地区人民抗战,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也在国民党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六大上,李济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反对内战,筹建民革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满怀诚意,到重庆进行和谈,虽然和谈取得了结果,给中国带来了和平建国的希望,但内战的阴云却日渐浓厚。蒋介石一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何应钦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1933年的“剿匪”手册下发部队。李济深得知后,非常焦急。

  1946年3月,为了阻止内战,李济深决定改变主意,去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途经广州时,狄超白向他转达周恩来的建议:希望他和何香凝等人携手组建一个民主政党,呼吁民主政治。这与李济深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日本投降前,李济深便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多次酝酿讨论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事宜,并将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在得到周恩来的建议后,民促加快了成立脚步,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主席。

  到重庆后,李济深不分公私场合,都宣传和平建国,坚决反对内战。他接受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采访,忠告国民党内的好战分子:“内战实在打不得,一打就要拖下来,把中国搞烂”;“抗战十四年来老百姓已经够苦了,又加上连年天灾,饭都没得吃了”,他呼吁当局“为老百姓着想,马上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政府”,得到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

  1946年6月,蒋介石出尔反尔,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后,三次电邀李济深去庐山。李济深抱着能劝阻内战的一丝希望,“万方多难上庐山”。在山上,李济深两次见蒋介石,规劝他停止内战,履行政协决议,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李济深于失望之中离开庐山,行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19页的长信,规劝蒋介石遵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国家民族保存元气,不要打内战。

▲李济深发函给蒋介石,希望延期召开“国民大会”。

  11月,蒋介石为了使其内战、独裁政策合法化,决定在南京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准备通过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李济深坚决反对这一加剧国共对立的做法,离开南京到达上海,拒绝参加。

  李济深在上海四处奔走,接见记者,发表文章,赞同周恩来的声明,愤怒抨击所谓“国大”完全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假民主会议”,并致函蒋介石说:“此次‘国大’于和平毫无补益。我宁愿留一个超然之身,一旦将来恢复和谈时,能够有所贡献。”

  各界民主力量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权的重视。李济深继续思考救国之路。1946年底,李济深在一个夜晚秘密前往上海新雅酒家,与宋庆龄会晤。李对宋不久前发表的反内战独裁、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明表示完全拥护;宋也对李组织国民党内民主派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示以完全的支持。

  不久,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乘轮离沪转赴香港,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

▲李济深《对时局的意见》手稿。

  到达香港后,李济深的民主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有力。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号召国民党“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地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而不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并提出解决时局的七项主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背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这是国民党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

  李济深利用自己既是民促的领袖,又是民联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在香港促成建立了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并亲任执行部主席,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从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在他的寓所聚会,商讨建立新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领导民革开展策反工作

  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统一,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李济深认为,民革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认为“这非常重要,必须要做。‘民革’不在这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向新政协交待?”民革成立后,即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国民党)不乏忠贞之士”,“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民革)……允宜率先起义”。1948年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李济深亲自任组长,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策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

  在香港的近两年间,李济深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无数亲笔信。他曾派人给国民党内傅作义、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等实力派人物递交亲笔信,敦促他们认清形势,改变立场,投入人民的阵营,举行反蒋起义。他与中共华南局、中原局取得联系,以“尽力瓦解蒋介石的武力,来配合中共的军事进攻”。为配合解放军开展济南战役,李济深派人与中国共产党、农工民主党等合作,从不同角度策反吴化文,促使吴部两万多人举行起义,使济南门户大开。平津战役进行时,李济深派彭泽湘进入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亲笔写信劝傅作义“脱离反动政府,反对内战”。此外,他还参与策动了孟绍周部和廖运周部的起义以及策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暗中投向革命。

  李济深还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帮助,联络旧部,在香港开办游击训练班。所培养的学员,均派往粤、滇、湘、桂以及浙、闽等地,直接组织反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在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

  李济深种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使他成为国民党暗杀的重点对象。早在民革筹建时,国民党当局就曾派出特务去香港企图暗杀李,幸亏宋庆龄得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李济深,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民革刚刚成立,就得到民革党员的情报:“兹得南京友人密报,南京现派国防部赵中将冰谷率领人员七十余人赴港,一、暗杀李济深、彭泽民、周鲸群、邓初民、陈其尤、张文及华商报负责人;二、设电台;三、分批南下造成恐怖。”1948 年底,特务头子毛人凤又指使混进民革的特务张序(化名何友芳)暗杀李济深。幸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李济深已经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这个计划才破产。1949 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授意保密局开列了一张暗杀名单,有李济深、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竑、刘斐、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等共计 84 人,其中约一半是民革成员。

  收到毛泽东五一节来信,带领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李济深积极响应和拥护中共的这一号召。第二天,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热烈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又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署名通电全国并致电毛泽东,说“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由于李济深地位特殊,很多势力都想借助他维持自己的利益。1948 年6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希望与之合作,在广东另组政府,替代蒋介石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被李济深拒绝。1948年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派遣曾任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政府,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李济深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会造成“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李济深还对蔡说:“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成立“第三政府”的事,同样遭到坚决拒绝。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北上不久,新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赶往香港,意欲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打算联合李济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结果扑了个空。

  李济深离开香港前,民革内部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李济深到达解放区后,就这一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1月8日晨,李济深与朱学范谈话,说:“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元旦,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最近的将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协一定召开,从而订定一个照顾各阶层利益,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全国同胞就在这一共同纲领之下埋头苦干,努力建国!”“我们的团结建国,必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使得全国同胞逐步生活于安定繁荣的环境中。”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该各个准备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献词发表后,获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起到了鼓舞人民与反动派决裂并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积极作用。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等55名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此后,李济深一如既往,都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前往迎接。

  联合提出新政协一号提案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会上,李济深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完全赞同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的草案,因为“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

  在这次会议上,李济深和郭沫若等44 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提案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执行。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它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新政协第一号提案的实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尽管由于美国把持着联合国,拖延了22 年才接受了新政协一号提案要求,但是,它已经向世界表明: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将以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担任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李济深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张澜等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民革积极参加国家管理,李济深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率领民革积极参与国是讨论,在恢复国民经济,安抚起义军政人员、文化保护、外交事务、抗美援朝、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1949年12月,全国政协会议讨论《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李济深在会上赞同这个概算草案,同意发行公债,希望大家努力完成认购公债的任务并超过规定数额。随后,民革中央举行会议,发表了拥护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声明,号召各地分会或分会筹委会协助人民政府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李济深与谭平山、蔡廷锴、蒋光鼐等16人购买了1496份,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的带领下,广大民革党员也各尽所能认购公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前右一)、李济深(前右二)在天安门城楼上。

  根据共同纲领,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要求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并号召工人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协力渡过暂时困难。李济深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自去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以来,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共同纲领之实现,在军事、政治、外交、财经等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就。”他敬告城市的工商业者们:“但不遵行政府法令,仍肆其投机倒把、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流毒社会的所谓工商业者,亦必须予以应得之处!”最后,他代表民革向全会建议:接受财经、外交及土地改革各方面的报告,建议政府采择实行,还代表民革中央“对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正确领导,表示衷心感谢与爱戴,并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同志为全会决议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民革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方面取得了成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一定贡献。如何改编、改造这些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如何安抚和安置旧国民党军政公务人员,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迫切问题。李济深领导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安抚和安置起义军政人员方面作了不懈努力。

  民革对新中国的作用,还主要体现在利用其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任务和计划。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密切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做了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著名画家没有工作,生活窘迫。李济深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他说,国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国粹,应该扶持中国画的发展。1957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1951年,李济深写信给文化部长沈雁冰,提出在北京成立棋艺研究社建议。1952年,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李济深与赵朴初、巨赞等人一致提议,创办《现代佛学》杂志。他还积极协助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来的各民主党派,需要进行统一。在李济深的努力下,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组成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带领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动员和团结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李济深领导下,民革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革组织积极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5日,李济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的讲话,并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派中央常委许宝驹参加“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1951年6月,李济深领导民革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还支持儿子李沛钤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李济深亲自出席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并带头认捐,将自己在香港的一所房子卖掉,款项全部捐献。仅5天时间,15亿元的捐献目标就已超额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一直把实现祖国统一,当成民革和他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经常勉励民革成员,要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贡献。李济深与国民党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在台湾的军政人员有很多人是他的同事和部属。因此,他特别关心去台的国民党人士的前途和命运。1956年1月,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李济深不但拥护这一主张,还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湾当局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介石先生的工作。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建议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在李济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10月,李济深已重病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他爱国情深,台湾的和平解放是他至死不渝的愿望。

  李济深为民革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又说,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政下去。

  1959年10月9日,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刚刚结束,李济深因劳累过度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济深全传》,姜平著,团结出版社2002年。

  2.《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2009年。

  3.《李济深与苍梧故居》,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2013年。

  4.李筱桐《李济深与新政协第一号提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徐嘉《安心倒向和平阵——李济深响应“五一口号”的前前后后》,《北京观察》,2018年第5期。

  6.李筱桐整理《父亲李济深》,《文史参考》,201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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