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抗战文化，两岸携手共进（上）
来源：丘智贤   2015-10-17 14:33:46

　　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身)等学术单位因战乱关系，辗转迁移至四川宜宾李庄，一时间，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成等名家大师，在这个长江上游小镇上，开始了艰辛多彩的战时学术生活，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与精神遗产。

　　为纪念前人贡献，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各界特别于九月廿三日，假宜宾举行海峡两岸李庄文化抗战论坛，本文发表于该论坛中，并期待以此为开端，深化两岸对于抗战史的进一步研究。

　　文化是某一社群的共同信念、价值、风俗、语言、行为、器物，不仅包含了可见的物质层面，还包括无形的价值系统与传统，从而形成丰富的内涵。

　　民国廿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战爆发，至民国卅四年(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主力舰上，正式对盟国投降为止，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八年，终获最后胜利。抗战形塑了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得以恢复对外平等地位，全国付出重大牺牲，亦改变了无数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从而对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永志史册与人们心中的民族记忆。

　　抗战胜利已七十载，对抗战文化的发掘与纪念方兴未艾，两岸举行系列庆祝纪念活动，更凸显了抗战文化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意义极为深远。两岸民间亦曾先后合作，整理出版抗战史料文献、走访健在官兵与烈士后人、保护抗战遗址并丰富其展示内容，并透过影视动画重现抗战文化与民族精神，取得丰硕成果。

　　在数字化浪潮下，多样纷呈的抗战史料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的抗战文化，更可在全球脉络当中，确定其重要地位，两岸应继续加强对于抗战遗址、纪念地等有形文化资产保护，以人为本，观照、思考、提炼抗战文化的无形价值信念，并透过多样创新方式，呈现抗战文化的多元面向，携手共进，使抗战文化成为国史与民族的永恒瑰宝。

　　Bloody Saturday, Life magazine October 4, 1937, 王小亭先生摄

　　广西南宁竹林遗书：终有一天将我们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富士山头!一群不知名被包围的广西青年军人所刻，被日军收藏，抗战胜利二十余年后，由日本九州岛宫崎宫宫司田村克喜送回

　　一、 军事方面坚苦卓绝

　　民国卅四年(1945年)九月三日，国民政府褒扬全体官兵：「追维始事以来，我全体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躯，当新锐之器，阵地纵成灰烬，军心仍如金石，前仆后继，有死无降，知有敌则无我，视八年如一日，此种坚毅忠勇之精神，不仅顽敌胆寒，要亦联盟各国声应气求之所自，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抗战期间，中国尚非现代化的国家，总体国力难与日本相抗衡，据战前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开战后，我军野战医院仅能收治六万名左右负伤官兵，显然不敷需求;相较于日军航空、重炮、坦克、步兵、海军、毒气等军种联合作战，我军主要的武器仅为近战的步枪、机枪、手榴弹。但面临日军侵华脚步蚕食鲸吞，国民政府仍毅然自卫抗战，并迁都重庆，持久作战，使日军陷于泥淖，北进苏联与南进太平洋步伐均为迟滞。

　　中国以广大空间换取时间，获得最后胜利，代价极为巨大，中国沿海与陆上国际运输线，早为日军陆续切断，当时军用物资大部均需仰赖进口的中国战区，仅能由盟国透过驼峰空运涓滴补给，至抗战胜利前夕，我军绝大多数地面部队，火力仍远不能够与日军甲种师团相抗衡。

　　经历廿二次大型会战，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抗战阵亡官兵即达一百三十二万余人，即以陆军军官学校各期毕业军官而言，投入抗战牺牲者，达一万余人，堪称壮烈。

　　民国廿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口号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至抗战胜利时，宣告「抗战时期，军事第一，政府为蕲求胜利，适应需要，不得不颁行各种战时法令，举凡人民生活经济之方式，乃至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均不免有所限制，是固世界各国战时之通例，要亦政府所欲及时改革之急务，迩者战事已告结束，一切应复常轨」，可见军事对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生活影响巨大。

　　抗战末期的三位中国军人，他们身高、年龄不一，拿着型号各异的防毒面具，说明抗战期间真实的军队情况与艰苦情形

　　二、 外交方面盟国合作

　　中国抗战，国力远逊日本，争取国际与国团结合作，实为击败优势敌人的唯一可能，早在民国廿三年(1934年)七月，　蒋委员长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已经指出，中日问题，是整个东亚太平洋的问题，日本要争夺太平洋霸权，将会形成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中国只有用血肉代替国防的革命战术，持久迟滞日军，等待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变化：

　　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说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

　　抗战之前，中国已开始不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情，德国、意大利、美国等事顾问，对于中国建军均有重大贡献，尤以德国军事顾问协助我国改革陆军军制，引进新式装备，建设军事工业整体战观念，淞沪抗战至武汉会战期间在前线协助战斗;意大利顾问规划我空军作战整体战略，建立场站等设施等贡献犹大。

　　抗战爆发后，中苏迅即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除军援抗战外，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及航空志愿队等，协助中国作战;国民政府并先后争取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支持，美国、英国政府与民间对于中国抗战渐趋同情，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月，美国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可经由租借法案获得美国军用物资结束，美国并逐步改变其中立法政策，开始对日本实施禁运制裁，日本因恐惧战略资源枯竭，于是铤而走险，于是年底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美国、英国对日宣战，至次年一月一日，中、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我国抗战外交方略，取得阶段性的重要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中正，并受盟国之请，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抗战期间，国内军事战场，与国际外交战场，互为犄角，我军屡以英勇牺牲精神，获得盟军尊敬，诸如陆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在团副谢晋元率领下，奉命死守淞沪闸北战场四行仓库，争取九国公约缔约国同情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第三次长沙大捷，在当时日本席卷南太平洋各地攻势当中，同盟国家唯一的显著胜利;中国远征军应盟国要求进入缅北作战，第五军第二百师戴安澜部独力死守同古，掩护整体战局;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以一团兵力，解救被包围之英国军民七千余人;开罗会议前后，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死守常德;民国三十三年，日军以五十万兵力，发动一号作战，第十军方先觉部死守衡阳四十七日;联合国成立前后，我军在湘西雪峰山陆空联合，力阻日军攻势，经不断浴血牺牲，终使我国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与各国改订平等新约;收复东北、台湾、澎湖，扶植朝鲜独立;并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家、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抗战期间的外交成就，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与国际盟邦及友人在抗战前后的合作，使抗战文化增添了更多丰富元素，例如德国军事顾问团及相关军事装备，使抗战初期军人的视觉形象为之一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飞虎队)及美军大量来华协助作战，与云南、四川等地民众均有所交流融合;中国远征军、驼峰航线等亦因事迹壮烈，而成为国际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故事。

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家的宣传海报，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美国、英国、苏联国旗并列。

　　三、轰炸下的重庆精神

　　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正式宣言，由首都南京移驻重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重庆乃成为抗战期间全国指挥中枢，与维系民心士气的灯塔标竿。

　　民国廿九年九月六日，国民政府训令以重庆为陪都，并赞誉四川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次年又于重庆兴建精神堡垒一座，高七丈七尺，象征七七事变，与中国抗战到底决心。

　　日本为打击我军民精神士气，于民国廿七年(1938年)至卅二年(1943年)，轰炸重庆达两百余次，日军曾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与无限制轰炸等战术，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财产损失。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三日、四日，日军对重庆城市核心区实施大轰炸，死难者近四千名，受伤两千余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五日，因日军轰炸造成隧道惨案，死伤达两千余人。

　　在敌军无时不在的威胁下，战时首都依旧展现出不屈不挠的「重庆精神」，内迁工业继续生产，文艺作品、科技成果推陈出新，国民政府礼堂与办公室，两度被敌机炸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敌机虽能毁吾人之物质，不能毁吾人之精神」勉励同僚;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对国外友人，讲演中国民众在一再轰炸之下，继续作息：

　　临时性质的简易房屋，其兴建之速，有如雨后春笋，这如何可能，因为中国精神不知道有失败两字，那些遗纫的商人们，在敌人投弹纵火的地方，不待烟消灰冷就拮据经营，建筑起小屋，来重整旧业。

　　有许多组织如新生活运动会，教会团体以及各种合作社，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帮助被灾的市民，成绩非常优良。

　　象征民族艰辛斗志的重庆精神，当为中华民族前进奋斗的重要资产。

中国军人站在防空预警图前，中心点即为战时陪都重庆。

　　四、 战火中茁壮的西南联大、国立中学、青年远征军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于教育仍极重视，青年学生也表现出战时的蓬勃英气，为民族保留血脉。

　　抗战爆发，平津失守，原设于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校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与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后又奉命迁校云南，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期间，先后毕业学生两千余人，其中从军者八百余人。

　　抗战胜利，西南联合大学特别纪文以志史事，认为有四事可以纪念，「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秊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字里行间，体现出抗战期间学风不坠的景况。

　　抗战造成青年学子流离失所，陆军第卅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苏皖豫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王仲廉，于民国卅一年(1942年)驻防安徽太和时，突破种种困难，创办鲁苏豫皖四省边区中学，于当年六月间开始上课，八月间，学校已招收近两千名学生，当时学校月需经费一百万元，政府因财政困难，所拨经费不足用度十分之一，其余经费皆由自兼副校长的王仲廉筹措，学生都穿着士兵棉军服作息。

　　王仲廉回忆，「师生每日不得一饱，犹能弦歌不辍。颍河两岸、樱花林中，到处洋溢着读书之声，为战时前方振作起求知向上风气」，四省边区中学后经教育部同意，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又因战乱，学校播迁陕西省蓝田县，但始终维持教育，为今日安徽省著名学府太和中学前身。无独有偶，与王仲廉同为黄埔一期同学的李仙洲，亦曾创办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皆可称为抗战教育史的一页奇迹。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末，国民政府为准备全面反攻，提升官兵素质，特别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称为青年远征军，陆续编为第二零一至二零九师，入伍学生踊跃，超过十万人，虽因日军投降，多数未及投入实际战事，但对建立国防预备干部制度，及提升军人社会地位与青年从军意愿等，皆具正面意义。

曾任青年军第二零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著名报人余纪忠，于青年远征军复员四十周年时，写下感言：树立智识份子挺身报国的风范，难忘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岁月

　　作者介绍：

　　丘智贤 台湾优秀青年代表，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智和有限公司董事长、宏广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丘智贤先生，其祖籍为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是生长在台湾的第二代70后年轻人，其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大陆从事动漫产业，曾先后被评为苏州市江南十大新锐创意策划师、吴江文化产业重点人才。做为黄埔军校后人，其对抗战历史的发掘和保护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他认为，两岸一家亲，同根同祖，应在国际上加强合作，共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