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惨案遗址之一——遇难同胞墓地,这4座坟墓安葬着无法确认姓名的近千名遇难同胞。潘月阁摄
□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 汤润清
5月中旬的潘家峪,葡萄花开得正盛。
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驱车而行。放眼望去,满目苍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位于唐山市丰润区的小山村,家家户户都栽种起了葡萄。漫山遍坡的藤架上,葡萄藤伸展着碧绿的枝桠,生机勃勃地攀缘着……
“葡萄这东西好活啊!”带记者进村的村干部说,葡萄秧是个坚强的物件,冬天把干枯的藤埋进土里,来年开春照样发芽,“就算是一把火烧了,只要根还在,就能活过来!”
燕山怀抱中的潘家峪,本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普通村落。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冀东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武装主要机关、兵工厂先后设立于此;潘家峪也因“不办良民证、不出一分钱、不交一粒粮、不给一担草”而成为著名的抗日堡垒村。1941年1月25日,日军血洗潘家峪,1230名村民惨遭屠戮,“潘家峪惨案”震惊中外。
走进村口,首先映入记者视野的是村中心广场一侧墙上刻写的四个血色大字——毋忘国耻。标语墙对面,就是潘家峪惨案纪念馆。
纪念馆馆长潘月阁是本村人,曾经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而如今他更愿意担当的角色则是那段血色历史的寻访者和记录者。
“持续5个多小时的烧杀啊,1700余口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400来人。”潘月阁告诉记者,在那场大屠杀中,自己家族中有8位亲人遇难,父亲潘瑞征就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
据了解,经历过“潘家峪惨案”的村民如今还剩38人,而行动自如、具有清晰表达能力的已不到10人。
“记录和传承历史的责任已落到我们这些幸存者后代的身上。”多年来,潘月阁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反复走访数十位亲历者、幸存者的基础上,越来越清晰地还原了当天的情形——
1941年1月25日清晨,日寇调集冀东十几个县的3000多名日军和2000多名伪军包围了村庄。他们先是挨家挨户把村民们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里,见场地开阔,敌人又改变主意,把村民赶到距此50米远的潘家大院里,惨烈的屠杀瞬间开始。
在惨案遗址——潘家大院,同为大惨案幸存者后代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讲解员潘贵清语气低沉、神情凝重。惨案发生当天,日军就是在这里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时分将村民赶进去,锁死各个出口,然后点燃了整个院子。
如今,这里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废墟。曾经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的院落,已很难分辨,只剩下8平方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两面残壁。
“大伙儿原想着平平安安过个年,可谁想到啊谁想到……”潘贵清说,由于惨案发生的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天,所以时至今日,潘家峪村的很多村民还保持着过年吃冷饭、睡凉炕的特殊祭奠方式。
而潘家峪人最好的祭奠方式是反抗!潘贵清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潘树宗就是当年“潘家峪复仇团”成员之一。
“大惨案后,父亲逃到了邻县姑奶家,并且在姑奶的张罗下和我妈成了亲。”在潘贵清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唯有说起复仇团的事才会显得意气风发,“外乡的安定生活没能让父亲忘却仇恨,所以新婚不到一个月,父亲就毅然告别妻子,返乡参加了复仇青年小队,也就是后来的潘家峪抗日复仇团。”
据史料记载,当年农历三月,潘家峪复仇青年小队成立,队伍很快由最初的7人壮大到120余人,并于5月组建为“潘家峪抗日复仇团”。在1942年7月的干河草战斗中,复仇团与潘家峪惨案的制造者——日军头目佐佐木二郎狭路相逢,一举将其击毙。
74年过去,往事并不如烟。如今,留在潘家大院院墙上的弹痕还清晰可辨,而潘月阁、潘贵清们也始终以寻访者、记录者和讲述者的方式坚守着那段峥嵘岁月。
“今年前5个月就讲解了近60场。”自2003年担任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讲解员起,潘贵清站在这片弹痕斑驳的焦土上,用亲自搜集到的幸存者的证词,向数十万参观者讲述着这段热血浸染的历史。
他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访问团到潘家峪参观,面对血淋淋的史实,以副会长鸟居达生为首的日本友人,向死难者的墓碑献上花篮并深深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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