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5-31 11:18:21

　　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湖滨路学士路口附近四公园。纪念碑建于1934年，由杭州画家周天初等发起筹款，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亲手创作，旨在纪念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将士。

　　民国时期在今学士路口曾建有此碑。这座纪念碑的雕塑是刘开渠先生原作，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2003年，按原址原貌重新复建。纪念碑历史背景：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淞沪事变。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为支援十九路军，驻浙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与驻京第八十七师组建成为第5军，在张治中将军的率领下驰援上海。在2月20日至22日的庙行镇防御战中，八十八师与友军配合，血战两昼夜，重创日军，创造了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是役八十八师伤亡官兵近两千名。1934年，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在抗日运动的鼓舞下，为1932年“一·二八”淞沪杭战牺牲的将士创作了“淞沪战役国军第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当时的杭州市政府将其立于湖滨学士路口。碑顶树两人立像，台座镶嵌四块浮雕，表现爱国志士英勇抗敌和人民对殉难者哀悼的情景。这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

　　抗战过程

　　学运风潮推动抗战

　　一·二八事变上年，即1931年9月18日晚，沈阳发生了震惊国人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9月29日，由上海的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和法政、美专等大中学校2000余名学生组成的“上海学生抗日救国请愿团”，分两批抵达南京请求政府出兵抗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吕奎文在次日写就的调查报告中反映，请愿团“系由各校编为大队，大队之下又分为队，每队设队长一人，每校有一总指挥及一总纠察，负指挥及纠察之责。”该报告还称，“见各校学生组织严密，纪律极佳，毫无涣散喧扰情形。”当天下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接见了全体学生，他对学生请愿回应了两条意见：一是各校学生愿意回沪者当晚就离开南京，二是不愿回沪者即送到南京孝陵卫加入义勇军接受军事训练。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相继讲话。学生们表示满意，当晚就分批乘火车陆续回到上海。

　　12月17日下午，上海文森氏英语专门学校学生杨同恒在南京参加“各地学生请愿团”请愿抗战期间，不幸跌入河中牺牲。一个月后即1932年1月10日，上海30个抗日救亡团体共400余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为追悼杨同恒集会。中午11时半，杨同恒棺柩被抬入会场，全场行礼致哀，法政学校和文森氏英文专门学校学生会主席相继上台宣读祭文，有关学校代表发表演讲，会场气氛沉重悲痛，不少与杨同去南京请愿的学生忍不住痛哭流涕。会上通过四条决议：一是拍卖已经没收的日货抚恤杨同恒烈士家属，二是反对南京政府的秘密外交，三是罢工罢市罢课，四是扩大反日运动。会后，集会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队伍沿方斜路经老西门、民国路向法租界而去，沿途学生们还高喊抗日口号。集会第2天，新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向行政院递交报告，他认为：“所谓‘杨同恒追悼会’实不啻为共产党人之示威运动大会也。”

　　各界名人奔走呼号

　　1932年1月28日午夜，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3个日本和尚被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义勇军打死打伤后，提出第19路军退出上海防务的要求未予答复为借口，分三路沿横浜桥、虬江路、宝山路，悍然向该军闸北防区发动突袭，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于此爆发!

　　第二天，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驻守市区的第156旅与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密切配合，血战日军进攻，夺回了被攻占的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和闸北上海北火车站，日军被迫通过英、美等国领事调停，与中方达成停火协议，企图缓兵待援。

　　曾是民国初年高官名将的朱庆澜一眼就洞穿日寇的调援再战的意图。1月30日，他与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等，致电南京国府林森、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等领导人，为孤守上海的第19路军呼叫后援：“沪战日军大败，万众欢腾，惟闻日本援军行将抵沪，我军亟待增援。”

　　2月3日至7日，日军仗着刚从国内调来军舰和援兵，悍然破坏停火协议，先后向闸北、吴淞、江湾发动进攻。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和蕰藻浜水网地带英勇击溃日军，使其重新缩回日租界，日本又请英、美领事第二次调停，以待援兵。

　　2月4日，海上闻人杜月笙在积极支前的同时对尚无援军驰援的状况非常不安。这一天，他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与会长史量才、副会长王晓籁和理事虞洽卿、张啸林、刘鸿生等，以该会及个人的名义，向林森、汪精卫、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十分急迫的电文：“究竟政府通令各军抵抗以后，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顾，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急盼电复。”这份电报确有分量，仅过了3天，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出面回电：“此次十九路军为正当防卫而战，将士奋勇，克尽所职，政府爱护不暇，岂有听其孤军失援之理。当此时局严重之际，擘画纵未能宣布，而事实终必可表现，敬祈勿信浮言，致生疑贰，是所至望。”杜月笙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蒋介石已经在积极部署淞沪会战。

　　2月14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下达命令，要求主动请缨杀敌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紧急编制驻南京的87师和驻杭州的88师为第五军，由张亲任军长火速驰援淞沪战场。这两个师均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套德式装备，武器精良、战斗力强，主要任务是拱卫首都南京及沪杭地区，平时一般不轻易动用，如今，为淞沪战役蒋介石痛下血本。果然，上述两师投入前线一星期后，就取得了庙行大捷，击毙、击伤日军三千余人。

　　鉴于屡攻不陷，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2月27日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任司令官。而当时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和张治中的第5军合计才4.13万人，而且武器装备总水平远比日军差，双方军事对比十分悬殊。

　　3月1日，白川命日军第9师担任正面进攻，同时派第3舰队护送第11师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等我军侧翼突然登陆，致使我淞沪守军腹背受敌，第19路军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第5军则撤至常熟县东南沿线。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国联”宣布前来开会调停，中日双方军队脱离火线，第一次淞沪抗战实际告一段落。

　　对于中国军队的失利，3月4日，陶孟和、李四光、傅斯年、张奚若等学界巨擘致电汪精卫，要求政府继续战斗到底。3月26日，因在战事中支前有力的沪上大亨杜月笙，已经被公推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副会长，这天他与会长史量才、副会长王晓籁以个人暨全体会员的名义，再次致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兵增援上海战场：“连日沪战剧烈，为开战以来所仅有，前线诸军，浴血苦斗，而敌军继续而来，深知政府早经筹划增调援师，同人鉴于情势急迫，敬恳准予赶速抽调，星夜赴援”。然而，国民政府军政部只是在3月9日调上官云相的47师开抵常熟，归张治中的第5军指挥，共同钳制已经占领上海的日军而已。

　　普通百姓万众一心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日子里，上海民众毁家纾难，坚决抗战。这从一·二八当天上海市政府发给南京行政院的一份密电可见一斑：“查关于民众自动组织之义勇军，前奉钧院第六零四九号密令，经已饬属遵照在案。惟现在本市各种义勇军，风起云涌。如中华民国退职军人抗日救国义勇军、中国国民精忠义勇军、中华民国抗日救国敢死队、灾民义勇团、国民奋进会……有退伍军人组织者，有系市民及工人所组织者，纷呈本府备案，或请保护前来。”

　　上述密电中提到的“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亦在行政院遗档里有报告记载：该团体有团员55人，于1932年1月14日晚乘火车抵达南京，领到军政部发给服装、行政院补助经费1400元后，继续渡江北上，请求张自忠部队发给枪械，以冀出关杀敌。“甫抵北平，闻一·二八沪战又起，当即兼程南下，参加十九路军做宣传工作，颇蒙蔡(廷锴)军长之嘉许。”

　　战事激烈进行之时，上海市民劳军慰师，与第19路军、第5军结成了真正的血肉长城。2月29日，上海各界各团体集会举行了“上海抗日血战周月纪念大会”，并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去《艳电》：“暴日寇沪，存亡一发，务祈钧座迅派大军来沪增援，且令张学良提兵出关，收复失地，以分敌势。”

　　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居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包括上海地区不再驻军等践踏我国主权的条件，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一片反对议和、要求再战之声。5月18日，一个名为“现代法政研究社”的机构，给临时迁往洛阳的国府发去电报痛斥该协定丧权辱国：“暴日侵凌，淞沪为墟，凡有血气，畴不痛心，乃政府诸公，坐视强敌，摧残我文化，焚烧我卢舍，杀戮我人民，占领我疆土，竟于五月五日签定丧权辱国之上海停战协定。宗留守渡河未闻，岳少保朱仙已召，奇文异事，旷代罕有。务请立毁亡国之约，再起抗日之师，不战亦亡，宁战而亡，此项协定，本社同人誓死反对，泣血陈情，伏侯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