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发声地：庐山图书馆
来源：《党史纵横》   2018-04-29 11:50:50

　　1937年7月17日上午，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正式发表明确抗战的讲话(后被称为《抗战宣言》)，中国全面抗战的声音第一次从这里正式发出，拉开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毛泽东曾为此指出：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庐山谈话会”的召开地正是庐山图书馆，庐山图书馆因为《抗战宣言》的发表而载入史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登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中央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

　　在这份被邀请的名单有200余人，谈话日期是193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不想，“七七”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与此同时，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庐山，各党各派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宣布立即对日作战。

　　在这种形势下，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受邀代表即刻启程，克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赴庐山。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庐山图书馆二楼会议厅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和著名教授学者、各界名流梁实秋、张寿镛、梅思平、胡建中等。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9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源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谈话会”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沉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热泪盈出，听者无不动容。

　　胡适接着说：“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张志让、王云五、张寿镛、曾琦、江恒源等人。大家除了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还希望政府在言论自由、特种刑法、新闻检查、国防教育等方面速予改善。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了《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人为JJ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不能不应战，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厉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29日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第一期代表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

　　参加谈话会的各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抗战做出贡献。代表们就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组织如何实行统一化、组织化、纪律化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来自上海的代表还介绍了凇沪抗战期间，上海民众团体援助、慰问国军的情况。

　　第三期谈话会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

　　全国“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召开地

　　《抗战宣言》发表不久，宋美龄于第二年5月，同样在庐山图书馆举办了全国“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正在庐山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但是并未接到出席“谈话会”的邀请。而宋美龄召开“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不但是与会的正式代表，而且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宋美龄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名义，函请全国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及知名人士，参加5月下旬在庐山举办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决定由担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部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孟庆树(王明夫人)一起参加此次会议。

　　邓颖超和孟庆树上了庐山后，住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仙岩旅馆”。当晚，两人不顾旅途劳累，去蒋介石的庐山官邸“美庐”别墅，拜访宋美龄。宋美龄握着邓颖超的手，热情地说：“去年周先生来庐山时，我就请他转达我对您的问候。这次听说您来参会，我很高兴，您是极有经验、威望很高的政治活动家，相信您能给我以帮助。”邓颖超说：“恩来已向我转达了夫人的问候，这次我来庐山，恩来也托我转达他对蒋先生和夫人的问候，同时也感谢夫人的邀请。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为战时全国的妇女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宋美龄向邓颖超和孟庆树详细介绍了此次谈话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关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组织问题，她本意还是以“妇指会”为统一组织，但听说很多人不赞成。如果要另外成立组织，在战时又很难召开全国性的大会。组织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

　　邓颖超说，全国性妇女组织本应由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民主讨论产生，但战争时期可变通办理。以原“妇指会”为领导组织可以考虑，但应该加以适当改组，不能再象以前一样，由国民党一党组成，否则就无法担负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重任。应该吸收各党各派的妇女领导干部参加“妇指会”，这样会大大扩展“妇指会”所涵盖的范畴，使“妇指会”真正具有在全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的全国妇女组织的性质。如能如此办理，相信各党各派都会赞同。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可以尽量做些工作，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实质。宋美龄连连点头，表示十分赞同邓颖超的意见。

　　5月20日上午，“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沈慧莲、唐国桢等，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沈清杨，基督教女青年会代表蔡葵、张蔼贞、陈纪彝，以及社会名流李德全、吴贻芳、雷洁琼、劳君展、俞庆棠等48人。

　　宋美龄在会上致开幕词。她说：“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能够聚集一堂，大家认识。”“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宋美龄在开幕词中提出“谈话会”的两个任务，一是各界妇女领袖相互交换，搞好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二是成立战时领导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制定指导全国妇女工作的纲要，建立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

　　邓颖超在会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广大妇女克服巨大困难、发展生产、支援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为全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事迹。邓颖超说到边区妇女怎样送丈夫、儿子参军的动人情景，怎样忍受亲人牺牲的巨大痛苦，怎样在风雨里、冰天雪地里、炎炎烈日下辛勤劳作的感人事迹时，不由热泪盈眶，几不能语。参会的代表都深受感动，对边区妇女的不凡业绩予以了高度评价。邓颖超还将一份《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代表讨论。针对参会的很多代表不同意将由国民党一党组成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组织问题，邓颖超在发言中指出：“这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不管名称如何，而她的性质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贫富贵贱的，是包括各界、各党派、各省、各区妇女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如果‘妇指会’能加以改组，做到这点，是可以同意的。”

　　经过5天的热烈讨论，参会的各界妇女代表最后一致同意“妇指会”作为领导全国战时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选举宋美龄继续担任指导长，补选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等人为“妇指会”领导人，重新任命刘清扬、沈滋九、史良分别为训练组、文化事业组、联络委员会的负责人。会议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的总任务、总原则，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建立。

　　5月25日下午，妇女谈话会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宋美龄在讲话中希望这次会议的精神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她风趣地以庐山云雾作比喻说：“庐山的浓雾，看上去非常浓重，可是飘忽得快，一转眼间就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希望我们的决议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基础，以制订有价值的工作纲领，发挥切实有用并能持续长久的作用，而不要像庐山的浓雾一样。”最后，史良建议大家一起唱个歌。宋美龄说：“我们这个谈话会是以合作抗日为宗旨，我们就唱《松花江上》吧。”大家一致赞同。宋美龄请邓颖超指挥。悲壮激昂的歌声飞出图书馆窗外，在庐山的群峰间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