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八办：烽火硝烟中的坚强“枢纽”
来源：大河报   2023-01-02 09:53:20

南门

　　在洛阳市老城区九都路的街头，一座并不算很显眼的院子，却与其他院落看起来大有不同。院子门口的牌匾上，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11个金灿灿的大字，昭示着这里曾经经历过的战火硝烟，经历过的惊心动魄，经历过的可歌可泣。从1938年诞生到1942年全体工作人员撤离，短短几年时间里，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承担起沟通豫西地区与红色革命根据地人员、情报、物资输送的重要任务。成为抗战路线上的一枚坚强“枢纽”，为后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几经波折办事处艰难成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经国共两党协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25日西北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按抗战序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为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第十八集团军相继在国统区一些主要城市成立办事处或通讯处，这些办事处是沟通两党的桥梁，也是外界了解共产党八路军的窗口，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就是其中一处。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以下简称洛八办)，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1938年初，日军侵略的战火一路南下，燃烧至与洛阳隔河相望的黄河北岸。与此同时，日军东路战线也在不断推进。随着侵略战火的逐步深入，6月开封地区沦陷，郑州告急，洛阳成为扼守西部地区，保护延安地区革命任务持续开展的重要节点。

　　1938年10月，为了更好地掩护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完成交通护送和情报搜集等工作，刘向三带领50余人从延安赶赴洛阳。时任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担心办事处的成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在洛阳设立办事处。经过刘向三多次争取，最终程潜同意留下10多人在洛阳设立通讯处，其余人等一律退回渑池待命。1939年1月，卫立煌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向三随即向他提出“将通讯处改为办事处”意见，1940年5月通讯处正式改名为办事处。

序厅

　　抗战革命战线上的坚强纽带

　　在洛八办纪念馆的展室内，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图，再现着当年洛八办的重要位置，“洛阳是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位于陇海铁路线上，向西能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沟通如有需要可转运至延安，向北可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连接，向南还可为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输送人才和情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王丹介绍，洛八办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与刘向三谈话时亲自部署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准备在日军渡过黄河后，在河南打游击;二是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三是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方便。

　　为此，洛八办在成立之初就对豫西的军政形势进行了详细调查，与晋南八路军唐天际部和新四军彭雪枫部建立通讯联系，并与豫西省委共同举办党员干部游击训练班，时刻为武装斗争做充足的准备。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受战线过长和敌后八路军的牵制，一时无力攻占豫西，洛阳暂无失守之虞。1939年3月刘向三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向中央做了汇报洛八办武装斗争工作暂告一段落，工作重点转向其他方面，成为连接延安与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

　　王丹介绍，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当时为了阻断延安与各地的联系，日军对吕梁山区进行了从北向南的长线封锁，几乎隔断了陕北与晋东南的所有交通路线，同时也隔绝了延安与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联系。洛八办在此时就承担起连接起八路军总部与延安，以及延安与华北华中根据地的交通，使过往人员和物资有了中转站和落脚点。

　　洛八办在当时开辟出东南西北四条交通线，东到新四军彭雪枫部，南到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另一条延伸到新四军李先念部。西则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可继续转运至延安，北则可到八路军总部武乡。各条交通线都配备有交通员，他们熟悉沿途的情况，保证交通线路畅通，使过往人员、物资以及重要情报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在此期间，刘少奇于1939年三次经过洛八办往来延安与竹沟。1940年5月，朱德、康克清及一批干部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经洛阳回到延安。1939年9月，徐海东、刘瑞龙等50余名军政干部随刘少奇从延安经洛八办到达华中等。

处长室

救亡室

　　输送革命人员与情报线索的强力动脉

　　在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因其有爱国之心并主张抗日，洛阳局势对洛八办相对有利，各项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王丹告诉记者，其间卫立煌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中共也非常重视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每次途径洛阳，都要与卫立煌见面会谈。

　　然而在1940年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对洛八办办理通行手续开始实行刁难限制，常常久拖或不予办理。为了及时、安全地完成人员和物资的转送，洛八办通过其他机构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以他们的名义为过往人员办理通行手续。如利用“工合”、朝鲜义勇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70分队等，这样过往人员就能较快地到达目的地。1971年，在洛八办旧址的水井中发现59枚徽章，其中就有“工合”、朝鲜义勇队等机构和组织的徽章，证实了洛八办当年以其他机构为掩护，开展交通护送工作的重任。据不完全统计，“经洛八办转送的我党、我军人员约70批，1400人”，通过洛八办介绍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的进步青年有2700余人，洛八办作为延安与华北、华中根据地的交通枢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支援了抗战。

　　1941年底，由蒋鼎文接任卫立煌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上任后，即令洛八办在一个月内撤离，对洛八办的监视也从暗中观察，转变为公开跟踪。随着形式的不断恶化，洛八办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经多次请示总部，最终决定撤离。从1938年设立到1942年撤离，短短几年的时间，洛八办已经成为革命根据地之间传送革命人才和情报物资的大动脉。

北门

　　如今，洛八办依然矗立在洛阳街头，如一颗闪闪红星，讲述着当年为革命不懈奋斗的往事。而每年的重大节日，洛八办都会迎来一群群年轻的面孔，他们或庄严宣誓加入共产党，或在前辈的革命故事里重温入党誓词。“只有来到这里听一听当年的故事，才会知道革命老前辈们的赤诚之心。”王丹告诉记者，曾经真实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每天都在激励和感动着自己。1987年开馆时，原八路军驻洛办事处老同志孙国芝，将一直珍藏着的两块银元捐赠给洛八办，这才揭开一段珍贵的革命故事。

　　原来1942年，撤离途中时任洛八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泮溪因腿部中弹被捕。随后，李泮溪艰难摆脱特务看管，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躲避、养伤。痊愈后组织安排李泮溪前往延安，并给他发放两块银元作为路费。但是一路上，不管情况多么艰难，李泮溪和家人都不舍得将两块银元花掉。在李泮溪去世后，他的夫人孙国芝继续珍藏这两块银元，并在开馆时将其捐赠给洛八办纪念馆。

　　王丹说，每每看到两块静静摆放在橱窗里的银元，革命前辈们的身影都会浮现在眼前，而曾经真实发生在洛八办的故事，也都会鼓舞自己不断去奋斗和努力。今天，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洛八办积极谋划，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拓宽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教育渠道，全方位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阵地，让更多党员干部群众接受红色教育，传承弘扬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