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军是由一五九师和一六〇师编成,这两个师的前身分别是“南天王”陈济棠的教导师和警卫师,可谓粤军精华。成军后,由军长叶肇率领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
那时的中国军队,大多没有经历过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六十六军千里奔赴上海战场,冒着日军的立体火力殊死抵抗,之后随大部队撤退,加入南京保卫战的序列。
南京城破前夕,各部队奉命突围,六十六军历尽艰险逃出围城,却遭遇日军伏击。一五九师副师长罗策群高呼那句有名的“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力战殉国。军长叶肇落单被俘,伪装成伙夫伺机逃归。
在万家岭大捷,六十六军因作战有功荣获“钢军”称号。蒋介石曾公开称赞叶肇为“模范军人”。
桂南会战期间,叶肇升任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受第四战区指挥管辖。集团军刚刚挂牌,叶肇即奉命率一五九师和一六〇师奔赴桂南。
广西名义上属第四战区,但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素来无法置喙本省战事,广西作战实际上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直接指挥。当时,广西云集了中央军、桂军、粤军等派系的部队,只是为着协调粤军调度,张发奎才受邀参与其事。至于陈诚亲临桂南,则是为了监视桂系对蒋介石战略部署的执行。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根据桂林行营的命令,六十六军协同第五军进攻昆仑关,一五九师配属第五军作战,其四七七团直接归第五军指挥。四七七团是一五九师的基干团,但在此时已然疲惫之师,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被第五军官兵讥为“叫花子兵”。
这群“叫花子”,在昆仑关的战斗中是奋不顾身的。当该团伤亡过半仍未拿下昆仑关口的面包山高地时,官兵誓死不退一致请战,不但要夺还同袍尸首,更要在第五军面前争口气。
1939年12月31日拂晓,四七七团突击面包山,一举夺下日军据点,并冲入昆仑关关口发出信号。天明时分,由第五军扫荡昆仑关战场并占领之。
1940年元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来贺电,勉励一五九师官兵“乘胜前进,收复南宁”。
然而,1月中旬,日军从粤北抽身增援桂南。日军十八师团抵达邕江南岸,悄然绕至昆仑关侧后,攻陷永淳后窜抵宾阳。日军掐断了昆仑关守军的后路,引发国军连锁式崩溃,昆仑关守军秩序大乱,在撤退路上遭日军追击空袭,伤亡枕藉。
国军本来有转圜余地。桂林行营察觉日军绕击后方的企图后,曾命令叶肇所部出击甘棠遏制日军北进。耐人寻味的是,此命令遭到叶肇顽固抵制,即便张发奎在电话中亲自下令,叶肇还是坚决不从。陈骥指挥的六十六军拖延不进,甚至朝着相反方向回避指定位置,踟蹰之间失去了截击日军的时机。叶肇带着临时配属的三个军行动,客军遇敌一触即溃,其本人再度落荒而逃。
蒋介石痛心疾首地将宾阳败绩形容为“抗战以来最无意义之失败”。蒋在柳州的战后检讨会议上,宣布了对责任者的处罚:白崇禧督战不力,陈诚指导无方,俱降为二级上将;张发奎督率不力,记过;叶肇违命避战,撤职查办,交军法审判,三十七集团军番号撤销;陈骥作战不力,撤职查办,六十六军番号撤销……
叶肇判刑三年,后经薛岳保释,到第九战区任长官部总参议。陈骥则被第七战区收作高级参谋。只是辉煌一时的“钢军”六十六军,自此不复存在。
对于国民党军界的弊端,粤系军人心知肚明,因而原六十六军官兵大多受到其他粤系部队的优容接纳。其中,一五九师即调归长驻肇庆的六十四军,这便是四七七团日后在鼎湖山修建纪念亭的缘由。
1942年,一五九师四七七团驻守鼎湖山期间,团长韦德用未能送交昆仑关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金,在鼎湖山香界桥到庆云寺的登山石阶旁,为本团抗战历役阵亡将士修建纪念亭、聊慰忠魂。三十五集团军司令长官邓龙光命名此亭为“忠烈亭”,一五九师前师长官袆为纪念亭题撰了碑铭。
鼎湖山的庙宇古刹与湖光山色令人目不暇给,游人埋头拾级而上,多半将忠烈亭以一寻常凉亭视之。六十六军作为一支败军,其旧部同仁背负着历史包袱,亭内碑记自然也就隐没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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